在巴黎，情況在我看來變得更奇怪了。這裡的天空似乎比紐約更顯真切，更加變幻莫測。我發現自己被這種變化深深吸引住了，頭一兩天，我一直在觀察天空——坐在旅館的房間里，琢磨著雲層，期待著某種變化。這裡的雲層帶有北方的特點，那些夢幻般的雲朵一直變來變去，一會兒聚集在蒼茫的大山上，匆匆落下一陣雨點，然後飄散開，接著又聚集在一處，徐徐掠過太陽，折射出變幻不定的光線。巴黎的天空有其自身的規律，跟底下的城市並沒有多大關係。如果說那些建築物看起來是如此堅固，穩如磐石，堅不可摧，那麼天空就顯得遼闊而無所定形，隨著紛紛擾擾的變化而變化。第一個星期，我覺得自己好像被完全顛倒了過來。這是一個舊世界的城市，跟紐約一無相似之處——紐約天氣變化不大，街上總是鬧鬧哄哄，雲層呆板無趣，建築物頗具侵略性。我背井離鄉，突然間真有些不知身處何方之感。我覺得自己緊繃的神經放鬆了，至少每隔一個小時就得提醒自己一次來巴黎的初衷。
我的法語不怎麼好也不算太爛。我能聽懂別人說的話，但自己開口就有點困難，有時候，甚至絞盡腦汁也說不出最簡單的單詞。但這還是讓我獲得了幾分快感，我相信——體驗作為一連串聲音的語言，滯留在語義表層卻抓不住內在的涵義——但也很疲憊，使得我被封閉在自己的思維之中。為了搞懂人家說的意思，我得暗暗地先把每個單詞翻譯成英文，這就意味著即使我聽明白了，我理解到的東西也是有偏差的——事倍功半。一些細微的差別，一些潛意識中的聯繫，一些言外之意——對我來說都被損耗了。最後，就算說我錯失了所有也不為過。
儘管如此，我還是努力推進。我花了幾天時間才開啟了調查，不過一旦找到了第一個，其他人就接踵而至。當然，也有不少失望的事。維斯納格拉迪斯基已經死了；范肖教過英語的學生我一個也沒找到；那個僱用范肖的《紐約時報》辦事處的女士幾年前就離職了。這樣的事情都在意料之中，但我依然耿耿於懷，因為我知道哪怕是最小的縫隙也有可能是致命的。這些對我來說都是留白，畫面上的空白，不管我把其他地方填得多滿，疑問將一直存在，這就意味著這項工作將永遠不能真正划上句號。
我和戴德蒙夫婦談過，和那位范肖曾為他工作過的藝術圖書出版商談過，和那個名叫安妮的女人（原來，是他的一個女友）談過，也跟那個電影製片人談過。「都是些零活，」他用帶俄語腔的英語對我說，「他乾的就是這些。翻譯、腳本梗概、為我妻子代筆寫些小文章。他是個聰明的男孩，可是太犟了。非常精通文學，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想給他個演戲的機會——甚至主動提出送他去學下部片子里用得上的擊劍和騎馬。我喜歡他的模樣，覺得他會有出息的。可他沒興趣。我還有別的事要做，他說。諸如此類。那也沒什麼關係。那部電影賺了好幾百萬呢，我會在乎一個男孩願不願演嗎？」
我到這裡來是有事要辦，可是坐在這男人位於亨利馬丹大道上的一幢宏偉的公寓里，等著他在接電話的空當里講上一句話時，我突然意識到我不需要再聽他說什麼了。現在只有一個問題對我來說至關重要，而此人顯然不能回答我這個問題。如果待下去聽他說，我也許會得到更多的細節，更多相關的情節，但那不過又是一堆無用的筆記而已。我佯稱要寫一本書的時間已經太長了，漸漸忘記了我的目的。夠了，我對自己說，有意識地重複著索菲的話，已經夠了，這時，我起身告辭了。
重點是現在沒人盯著我了。我不必像在家裡那樣裝模作樣了，不必給自己弄出那麼多忙不完的工作來糊弄索菲了。把戲結束了。現在我終於可以把這子虛烏有的傳記撇到一邊去。在過河走回我住的旅館的那十分鐘里，我感受到了幾個月來從未有過的愉快。事情被簡化了，最後歸結為如此明晰的單一問題。但是，當我沉浸在這種想法之中時，卻意識到這情形事實上有多麼糟糕。我現在已經走到頭了，可我還是沒法找到他。我一直在找的那個錯誤還從來沒有浮出水面。眼下沒有頭緒，沒有線索，無跡可尋。范肖被埋在了什麼地方，他的整個人生也被一起埋葬了。除非他想被人發現，否則我不可能有一丁點機會。
然而，我還在朝前推進，試圖把事情做到最後一步，做到山窮水盡為止，抓住最後幾次訪談機會不顧一切地挖掘下去，在見完每一個要約見的人之前絕不停手。我該給索菲打電話了。一天，我甚至都已經到了郵局，排隊等著接通國際長途，但我還是沒打這個電話。我現在時不時地就會詞不達意，我害怕在電話里會變得不知所措。說到底，我想對她說什麼呢？後來我給她寄了一張印有勞萊與哈迪 照片的明信片作為替代。我在背面寫道：「真正的婚姻從來就沒什麼道理可講。看看背面這一對吧。足以證明任何情形都有可能，不是嗎？也許我們應該恢複理智了。至少，記得在我回來之前把壁櫥清理好吧。擁抱本。」
我在第二天下午見了安妮·米肖，我們約在聖日爾曼大街的拉魯蓋咖啡館見面，我進去時，她好像有點吃驚。她跟我說到的范肖那些事都無關緊要：誰吻了誰，在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事，誰說了什麼，等等。接下來同樣的話題又扯了一會兒。但我要說的是，一開始她一時沒反應過來，是因為她把我誤認成范肖了。只是一閃而過，如她所說，然後就消失了。當然，以前也有人說過我們兩個長得挺像，可從來沒有像這樣發自內心，帶來這麼直接的衝擊。肯定是我臉上有所反應，因為她很快就向我道歉了（好像她做錯了什麼事似的），在後來那兩三個小時的談話中，她又幾次回到這個話題上——有一次她甚至自相矛盾地說：「我不知道我是怎麼想的。其實你看上去並不是很像他。肯定是因為你們都是美國人的緣故。」
可是，我總覺得心神不安，不禁有些心驚肉跳。有什麼恐怖的事情正在發生，我再也不能控制它了。我內心的天空變暗了——這一點可以肯定；地面也在顫抖。我發現自己很難靜坐，也很難移動。從一個瞬間到另一個瞬間，我似乎置身於另一個空間，忘卻了自己身處何地。思維停止在世界開始的地方，我不斷這樣告訴自己。但自我也在這個世界上，我回答自己，同樣地，思維也來自於這個世界。問題是我已不能夠給出正確的區分了。這永不可能是那。蘋果不是橘子，桃子不是李子。你能用舌頭嘗出它們的區別，然後你就知道了，就像是從心裡知道的一樣。但是，我開始覺得每一件事物嘗起來都一樣。我不再感到飢餓，我再也沒辦法讓自己開口吃東西了。
至於戴德蒙夫婦，那就更沒有什麼可說的了。范肖不可能找到比他們更合適的贊助人了。我在巴黎見過的所有那些人里，這對夫婦是最友善最仁慈的。他們請我去他們家喝一杯，還留我在那裡吃晚飯，然後，當我們吃到第二道菜時，他倆竭力勸我去看看他們在瓦爾的別墅——就是范肖住過的那個地方，不必匆匆逛一趟就回來，他們說，因為他們8月之前都不會去那裡。對於范肖和他的創作來說，那裡都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地方，戴德蒙先生說，毫無疑問，如果我能親眼去看一下的話，對我要寫的書將大有裨益。我不可能不同意，我的話剛一出口，戴德蒙太太馬上就拎起電話，用她那精確而優雅的法語作好了安排。
我在巴黎已經沒有什麼事了，於是我坐上了第二天下午的火車。對我來說，尋蹤的線索就到頭了，我走向湮沒的南行之旅。不管我心裡存著什麼幻想（范肖重返法國的微小可能；他在同一個地方躲藏兩次的不合邏輯的想法），等我到了那裡，一切希望都煙消雲散了。房子是空的；沒有住人的跡象。第二天，在察看樓上的房間時，我偶然見到范肖寫在牆上的一首短詩——但我早就讀過這首詩了，落款的日期是1972年8月25日。他再沒有回來過。我覺得就連這麼想一下都顯得挺蠢。
沒什麼別的事情好做，我花了幾天時間和附近的居民聊天：附近的農民，找村裡的居民和小鎮周邊的人們。我把范肖的照片拿給他們看，裝作是他的兄弟，但感覺更像是一個走投無路的私家偵探，手裡抓著一根救命稻草的小丑。有些人還記得他，有些不記得了，還有一些拿不準的。那都沒什麼區別。我發現南方口音的法語簡直沒法聽懂（帶那種捲舌的小舌音和末尾的鼻音），我幾乎連一個字都聽不懂。我見過的所有那些人中間，只有一個人在范肖走後和他有過聯繫。那是跟他住得最近的鄰居——一個佃戶，就住在這條路下去一英里外。這是一個瘦小的男人，四十來歲，身上比我見過的任何人都臟。他那房子陰冷潮濕，是一幢搖搖欲墜的十七世紀的建築，似乎是單身一人住在那裡，只有那條松露犬和一把獵槍陪著他。他顯然為自己曾是范肖的朋友而感到自豪，為了證明他們的關係有多親密，他給我看了范肖回美國後寄來的一頂白色牛仔帽。沒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話。這頂帽子還在原來的包裝盒裡，顯然還從來沒戴過。他說他要把這頂帽子留到合適的場合戴，接下來就開始發表讓我頭痛不已的政治性的長篇大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