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爾曼走了。這老人已經成了這個城市的一部分。他是一個斑點，一個標點符號，綿延無盡的磚牆上的一塊磚頭。在今後的日子裡，奎因每天都會走過這些街道，卻仍然沒法找到他。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歸結為偶然，一種數字和概率的夢魘。沒有提示，沒有線索，也無法行動。
奎因的意識又回到了這案子的起因。他的工作應是保護彼得，而不是跟蹤斯蒂爾曼。跟蹤只是一種手段，一種試圖預測將要發生什麼的方法。理論上講，通過對斯蒂爾曼的跟蹤觀察，他也許可以摸到對方對於彼得的意圖。他跟蹤這個老人已經有兩個星期了。那麼，他就此得出了什麼結論呢？沒有多少。斯蒂爾曼的舉止是猜測不透的。
當然，他們還可以採用某種極端的措施。他可以建議弗吉尼婭·斯蒂爾曼安裝一個不登記在號碼簿上的電話。這也許能消除電話騷擾的可能，至少能暫時對付一陣。如果不成，她和彼得還可以搬走。他們可以離開這個街區，甚至離開這個城市。再不行，他們還可以換一個新的身份，以完全不同的名字繼續生活。
最後這個念頭使他想起了至關重要的一點。他才意識到，直到現在，他還一直沒有認真研究過自己被僱用的情況。事情來得太快了，他當時想當然地以為自己可以暫時冒充保羅·奧斯特。一旦鑽進這個名字里，他就沒再去考慮保羅·奧斯特本人。如果那人確如斯蒂爾曼夫婦認定的那樣是一個好偵探，沒準能幫上忙呢。奎因會把這事和盤托出，奧斯特會原諒他的，然後他們將一起努力來解救彼得·斯蒂爾曼。
他在黃頁號碼簿里查詢了奧斯特偵探事務所。沒有這個用戶。但在白頁號碼簿里，他卻發現了這個名字。曼哈頓只有一個保羅·奧斯特，住在河濱大道——離奎因家不遠。沒有註明那是一家偵探事務所，但這不能說明什麼。也許這位保羅·奧斯特的生意太好了，所以不需要做廣告。奎因拎起電話打算撥號時，卻想到了一個更好的主意。這個談話實在太重要了，不能在電話里說。他不想冒著被三言兩語打發掉的危險。既然這個奧斯特沒有事務所，那就說明他是在家裡辦公的。奎因會去那裡，跟他面對面地交談。
這時，雨已經停了，但天還是陰沉沉的，在遙遠的西邊天際，奎因看見雲層中透出了一道亮光。走在河濱大道上，他恍然明白自己已經不必再跟蹤斯蒂爾曼了。這感覺就像是丟失了自己的一半。兩個星期來，他一直被一根無形的繩索綁在那個老人身上。不管斯蒂爾曼做什麼，他都照做；不管斯蒂爾曼去哪裡，他都跟著去。他的身體現在甚至都不習慣這種新的自由了，因而在走過最初幾個路口時，他還是照著老習慣拖著腳步慢吞吞地走著。咒語已經解除了，但他的軀體還不知道。
奧斯特那幢房子位於116街和119街那個長長的街區中段，就在河濱教堂和格蘭特墓的南面。這地方被照料得井井有條，有著拋光的門把手和明凈的玻璃窗，奎因一瞥之下就覺出一種中產階級的持重氣派。奧斯特的寓所在第十一層，奎因按了門鈴，等待著對講裝置里傳出話音。可是對講機沒出聲門就打開了。奎因推開門，進了門廳，乘電梯上了第十一層。
有個男人拉開了公寓的房門。這是個三十五六歲的高個子，膚色較深，穿著皺巴巴的衣服，兩天沒刮鬍子了。他右手的大姆指和食指間捏著一支沒蓋筆帽的筆，還保持著一種書寫的姿勢。看到一個陌生人站在自己面前，這人似乎頗感驚訝。
「你是？」他試探地問。
奎因儘可能地用一副最禮貌的語調說：「你是在等另一個人嗎？」
「事實上，我在等我的妻子。所以我沒在對講機里問是誰就開了門。」
「對不起，打擾你了，」奎因向他道歉，「我想找保羅·奧斯特先生。」
「我就是保羅·奧斯特。」那人說。
「我想知道可不可以和你談談。很重要的事情。」
「你得先告訴我是什麼事。」
「我自己也不太明白是怎麼回事，」奎因誠摯地看了奧斯特一眼，「這件事恐怕很複雜。非常複雜。」
「你可以告訴我你的名字嗎？」
「對不起。當然可以。奎因。」
「什麼奎因？」
「丹尼爾·奎因。」
這名字似乎給了奧斯特某種觸動，他出神地停頓了一下，好像在記憶中搜尋著。「奎因，」他喃喃自語道，「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這個名字。」他又沉默了，搜腸刮肚地找尋著答案：「你不是個詩人嗎？」
「我以前是，」奎因說，「但我現在已經很久不寫詩了。」
「你是不是幾年前出過一本書？我想書名是叫《未竟之業》。一本藍色封面的小書。」
「是的，是我寫的。」
「我挺喜歡那本書。我一直希望能看到你更多的作品。事實上，我甚至在猜想你究竟出了什麼事。」
「我還活著。算是吧。」
奧斯特把門又拉開一些，作手勢要奎因進去。這房子裡邊讓人感到很舒適：格局有點古怪，有幾條長長的過道，四處隨意堆放著書籍，牆上掛著幾幅奎因不知出自誰人之手的畫作，地板上扔著一些孩子的玩具——一輛紅色卡車，一個棕色的熊，一個綠色的太空怪獸。奧斯特領他進了起居室，指指一把磨損了的軟墊椅子請他坐下，自己到廚房裡去拿啤酒，他拿了兩瓶，擱在一個充作咖啡桌的板條箱上，然後坐在奎因對面的沙發上。
「你有什麼文學方面的東西想聊聊，是嗎？」奧斯特問他。
「不是，」奎因說，「我倒希望是這樣。可這件事跟文學毫不相干。」
「那是什麼呢？」
奎因停頓了一下，環視了一下房間卻什麼都沒有看見，試著打開話題：「我感到自己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我來這裡找的保羅·奧斯特，是一位私家偵探。」
「一位什麼？」奧斯特笑了，這笑聲使得一切都破滅了。奎因意識到自己是在胡說八道。他就像是來找「坐牛酋長」 的——效果恐怕沒什麼區別。
「一位私家偵探。」他輕聲重複道。
「我想你找的是另一個保羅·奧斯特。」
「你是電話號碼簿上唯一叫這個名字的。」
「也許吧，」奧斯特說，「可我不是偵探。」
「那你是誰？你是做什麼的？」
「我是一個作家。」
「一個作家？」奎因說出這個詞，心裡有點悲涼。
「對不起，」奧斯特說，「可我恰巧是個作家。」
「如果是這樣，那就沒希望了。整件事就是一場惡夢。」
「我一點都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奎因告訴了他。他從頭說起，一五一十地把整個事情詳述了一遍。自從斯蒂爾曼一早失蹤後，這壓力就一直擱在他心上，現在正湍流不息地從他嘴裡傾瀉而出。他講了那個要找保羅·奧斯特的電話，他莫名其妙地接下了這個案子，他與彼得·斯蒂爾曼的會面，他和弗吉尼婭的談話，他閱讀斯蒂爾曼的書，他從中央車站開始跟蹤斯蒂爾曼，斯蒂爾曼的每日漫步，那個手提包，那些破碎的物品，那些可以構成字母的令人不安的地圖，還有他和斯蒂爾曼的談話，斯蒂爾曼離開旅館不知所蹤。說到最後，他問：「你覺得我瘋了嗎？」
「沒有，」奧斯特說，他一直用心地聽著奎因那滔滔不絕的獨白，「如果我處在你的位置上，我也會這樣做的。」
這話對於奎因是莫大的安慰，好像，終於，這不再是他獨自承受的負荷了。他真想把奧斯特摟在懷裡，宣告自己會做他一輩子的朋友。
「你瞧，」奎因說，「這故事不是我編造的。我甚至還能拿出證據來。」他從皮夾里掏出兩星期前弗吉尼婭開出的那張五百美元的支票。他遞給奧斯特：「這其實是開給你的。」
奧斯特仔細地查看了支票，點點頭：「看上去這完全是一張正規的支票。」
「那麼，這就歸你了，」奎因說，「請你收下它。」
「我不會接受這張支票。」
「可這對我沒用。」奎因環視了一下房間，作了個含糊的手勢，「給你自己再買幾本書吧。或者是給你的孩子買點玩具。」
「這是你賺來的錢。你應該自己收下。」奧斯特停了一會兒，「想來我得替你去處理一件事。因為這張支票名義上是開給我的，我去取出現金給你。我明天早上去銀行，把支票打到我戶頭上，兌現後把錢給你。」
奎因沒說什麼。
「行嗎？」奧斯特問，「你同意嗎？」
「好吧。」奎因最後說，「我們看看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事吧。」
奧斯特把支票擱在咖啡桌上，似乎表明這事還沒完。然後，他靠回沙發里，直視著奎因的眼睛。「還有一個比支票更重要的問題，」他說，「我的名字被攪進這件事情里了，我壓根兒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我不知道你的電話最近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