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的其餘時間，伊莎貝爾都在為費迪南德的屍體瞎忙活。她不讓我幫忙，我就坐在角落裡看她忙了幾個小時。當然，給費迪南德穿什麼衣服其實都沒有意義了，但伊莎貝爾卻非要這麼做。她想把他恢複成多年以前的樣子，被憤怒和自憐毀掉之前的樣子。
她用肥皂和水清洗了他的身體，給他颳了鬍子、剪了指甲，再給他穿上以前他在特殊場合才穿的藍色西裝。幾年來，她一直都把這套衣服藏在一塊鬆動的地板下面，擔心費迪南德發現衣服藏在那裡就會逼她拿去賣錢。這套衣服他現在穿著太肥大了，所以她只好在腰帶上新打了一個孔，才把褲子固定在他的腰間。伊莎貝爾干這些時慢到不可思議，在每個細節上都吹毛求疵到令人抓狂。她一次都沒停下來休息，也一直沒加快速度，過了一會兒，我開始心煩了。我希望這事能趕緊弄完，但伊莎貝爾沒注意我。她一門心思都在做自己的事，我都懷疑她知不知道我還在旁邊。她一邊做事，一邊不停地跟費迪南德講話，輕聲責罵他，那喋喋不休的樣子，就好像他還能聽到她說話，就好像他能聽到她講的每一個字似的。他的臉上仍然是那副叫人毛骨悚然的死相，我覺得，他除了任她繼續說之外，好像也沒有別的選擇。畢竟，這是她最後的機會了，而這一次，他根本沒有辦法叫她閉嘴。
她一直拖到快中午時才弄完——一會兒給他梳頭髮，一會兒又給他刷外套上的毛屑，擺弄來擺弄去，就跟打理洋娃娃似的。總算弄完以後，我們商量了一下該如何處理屍體。我建議把費迪南德抬下樓，扔在街上，但伊莎貝爾覺得這樣太絕情了。她說，我們最起碼也應該把他放在手推車裡，送到城市另一頭的轉換中心。我提出了幾條反對理由。首先，費迪南德的個頭太大，而且推著車在大街小巷裡走會很危險。我想像了一下手推車翻倒在地、費迪南德從車裡掉出來，然後他和手推車都被禿鷲從我們手裡搶走了的情景。更重要的是，伊莎貝爾現在的體力根本不適合這樣的外出，我擔心她真的會把自己累壞。出去跑一天的話，她那原本就很虛弱的身體會徹底垮掉，所以不管她怎麼連哭帶求，我都堅決不同意。
最終，我們勉強找到了一個方案。當時看著，那麼做完全合理，不過現在回想起來，我卻覺得有一絲怪異。猶豫了好久，我們決定把費迪南德拖到屋頂，然後推下去。我們的初衷是想讓他看起來像個跳樓者。至少鄰居會覺得費迪南德還殘留著一些鬥志，伊莎貝爾說。他們抬起頭，看到他從屋頂上跳下來時，會對自己說，這個人起碼有勇氣掌握自己的命運。不難看出，她挺喜歡這個主意。我說，我們可以在腦海里假裝我們是要把他扔進海里。水手死在海上時就是這麼處理的：他會被兄弟們扔到海里。是的，伊莎貝爾很贊成。我們會爬到屋頂，假裝自己正站在船的甲板上。空氣是大海，地面是海底。費迪南德將獲得一場水手式的葬禮，從此之後，他將屬於大海。這個計畫聽起來特別合理，沒什麼好進一步討論的了。費迪南德將葬身戴維·瓊斯的箱子 ，被鯊魚們據為己有。
可惜，這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們的公寓在頂層，可是並沒有樓梯通往樓頂。唯一的通道是一架狹窄的鐵梯，直通樓頂上的一扇活動天窗——跟地板活動門差不多，只不過是從裡面往外推。梯子大概有十二個橫檔，只有七八英尺高，但這仍然意味著要用一隻手把費迪南德弄上去，另一隻手抓著橫檔保持平衡。伊莎貝爾幫不上什麼忙，所以我只能自己來干。我試了從下面推，然後又試了從上面拉，但我的力氣似乎不夠大。對我來說，他太重了，個頭太大，太難搬了，再加上暑熱難當，汗水老是往我眼睛裡流，我實在不知道怎麼才能做到。我開始琢磨，要是把費迪南德拖回公寓，然後從窗戶上推下去的話，能不能達到類似的效果。當然，戲劇性要差一些，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似乎是個合理的選擇。然而，正當我要放棄時，伊莎貝爾想到了一個主意。我們可以用床單把費迪南德裹起來，她說，然後再用另一張床單捆在上面，用它當繩子把自製裹屍袋拉上去。這也不是件輕鬆的事，但至少我不用邊爬邊拉了。我爬上樓頂，一次一個橫檔地把費迪南德往上拉，伊莎貝爾則站在下面，調整裹屍袋的位置，確保它不被卡住，終於，屍體運達了樓頂。然後，我平趴下，把手伸到下面的暗處，幫伊莎貝爾也爬了上來。關於那期間我們的手滑脫了幾次、有多少次差點釀成慘劇、緊緊抓住到底有多難，我實在不想多說了。等到她終於爬出天窗，一點點地爬到我旁邊時，我們都已經筋疲力盡了，直接癱倒在樓頂熾熱的柏油表面上，有好幾分鐘都爬不起來，完全無法動彈。我記得我當時仰面躺著，抬頭看著天，覺得自己快要從身體里飛出去了，費力地喘著氣，感覺完全被耀眼又炙熱的烈日壓垮了。
那棟樓不是很高，但這卻是我到這座城市以後，第一次離地面這麼遠。一股微風開始來回吹拂，等到我終於站起身來，俯瞰下面那亂鬨哄的世界時，卻驚訝地發現了大海——在城市的邊緣，一條灰藍色的光帶正在遠方閃爍。這樣看到海洋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它對我的影響簡直無法形容。自從來到這裡，我第一次見到了證據，說明這座城市並非全部的世界，在它之外還有別的東西，除了這個世界，還有別的世界。那種感覺就像神啟，像一股氧氣湧進了我的肺里，光是想想這種可能性就幾乎讓我頭暈目眩。我看到了連綿不絕的屋頂。我看到了轉化中心和發電廠上空升騰起的煙霧。我聽到了附近的一條街上傳來的爆炸聲。我看到了下面走路的人，小得都不像真人。我感覺到了吹在臉上的風，聞到了空氣中的惡臭。一切看起來都很陌生，就當我站在伊莎貝爾旁邊的屋頂上、依然累到說不出話來時，我突然覺得自己已經死了，就像穿著藍色西裝的費迪南德一樣死掉了，就像那些在城市邊緣被燒成煙塵的人一樣死掉了。我的心裡生出了一種長久以來沒有過的平靜，事實上，幾乎可以說是快樂，但又是一種難以理解的快樂，彷彿它與我完全無關。接著，莫名其妙地，我哭了起來——我是指真正地哭，胸口一起一伏，上氣不接下氣，肺里空氣都被抽干一樣——自從我不再是一個小女孩以後，就再也沒有這麼號啕大哭過。伊莎貝爾抱住我，我把臉埋在她的肩膀上，毫無緣由、撕心裂肺地哭了好久。我不知道那些眼淚是從哪裡來的，但在那之後的幾個月里，我都覺得自己像是變了個人。我繼續生活和呼吸，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但心中卻總有一個念頭揮之不去：我已經死了，沒有任何東西能讓我活過來。
後來，我們繼續處理屋頂上的事。那時已經是傍晚了，柏油被曬到融化，變成了一層黏糊糊的厚墊子。費迪南德的西裝在上梯子的過程中被弄得皺皺巴巴的，所以我們把床單解開後，伊莎貝爾又費了半天時間給他打理。一切妥當之後，終於要把他帶到樓頂邊上了，這時，伊莎貝爾又堅持說，我們應該把他立起來，不然這場戲就白做了。我們得製造出費迪南德跳樓的假象，她說，跳樓者可不是爬過去的，而是昂首挺胸地走到樓頂邊沿的。這個邏輯無懈可擊，所以我們只好又花了幾分鐘時間跟費迪南德毫無生氣的屍體周旋，又推又拽，搖搖晃晃地把他豎起來。可以說，整個過程就像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喜劇。已經死透的費迪南德夾在我們中間，像個巨大的發條玩具一樣晃來晃去——頭髮隨風飄揚，褲子滑到了屁股上，臉上則依舊是那副驚恐萬分的表情。我們攙著他往樓頂的一角走去，他的膝蓋一直彎著，雙腳拖在地上，等我們走過去時，他的鞋子都已經掉了。我們都不敢離邊沿太近，所以也無法確定街上有沒有人看到正在發生的事。走到離邊沿一碼遠的地方，我們不敢再往前，便一起數數來協調動作，用力把費迪南德推了下去，然後立即往後倒，以防慣性把我們也順帶下去。他的肚子先摔在邊沿上，稍稍彈了一下，接著便倒頭栽了下去。我記得，我還專心去聽了一下屍體摔在人行道上的聲音，但除了我自己的脈搏，除了我的心臟在腦子裡跳動的聲音外，別的什麼都沒聽到。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到費迪南德。那天我們都沒有再上街，等到我第二天早上推著車出來去拾破爛時，費迪南德和他所穿戴的一切都已經消失了。
我一直陪伊莎貝爾走到了最後，經歷了夏天和秋天，然後又過了一陣子——直到快要入冬了，寒風開始呼嘯時。那幾個月里，我們一次都沒有聊到過費迪南德——他的人生，他的死亡，他的一切。我不太相信伊莎貝爾有殺他的力氣或者勇氣，但想來想去，這似乎是唯一合理的解釋。我不止一次地想問她那天夜裡發生了什麼，但一直沒有勇氣張口。畢竟這是伊莎貝爾的事，除非她想聊，否則我覺得自己無權質問她。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走了，我們誰都不覺得難過。樓頂儀式的一兩天後，我把他的所有物品都收拾變賣了，包括那些船模和半管膠水，伊莎貝爾一個字都沒說。對她而言，之後的日子本應充滿了新的可能性，可惜事情沒能往那個方向發展。隨著健康狀況的持續惡化，她根本沒什麼機會真正享受一下擺脫了費迪南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