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死。原來甚至也不是心臟病發作。引起我劇痛的是食道炎，但當時誰也不知道，那天後半夜和次日大部分時間我都確信我的生命已經結束。
救護車把我送到了第六街和第七大道交界處的衛理公會醫院。由於樓上所有的病床當時都已滿額，他們把我放在了樓下急診室為心臟病人保留的一個圍簾小隔間內。一道薄薄的綠色帘子把我和主服務台隔開（在護士們記得把帘子拉上的時候），除了清早到樓里的X光科做透視外，在那兒的所有時間，我就躺在那張窄床上無所事事。我的身體連上了心臟監護儀，靜脈注射針置入了我的手臂，塑料氧氣管插入了我的鼻孔，我只能躺著而別無選擇。每四小時給我抽一次血。如果冠狀動脈內有血栓形成，小塊損壞的組織會從心臟內掙脫出來滲入血液，驗血時這些小塊組織最後會顯現出來。一個護士解釋說，二十四個小時後他們才會知道個究竟。在這期間，在我的血液逐漸講述發生或沒有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時，我得躺在那兒等結果，獨自憂懼不安，獨自可怕地想像。
急救人員不斷地推進新的病人，一個接一個地從我旁邊經過，有的是癲癇病發作，有的是腸梗阻，有的有刀傷，有的吸食了過量的海洛因，有的手臂骨折，有的頭破血流。人們叫喊著，電話鈴聲響著，餐車在地板上發出咔嗒咔嗒的聲音。這些事情都發生在近處，距離不超過我腳尖以上的軀體的長度，儘管對我都有影響，卻也可能發生在另一個世界。我覺得，以前我從沒有像那天夜裡那樣對周圍情形麻木不仁，那樣自閉，那樣恍惚。除了我自己的身子，好像什麼都不是真實的，就躺在那裡，頹喪地輾轉反側，沉迷於想像它裡面縱橫交叉的靜脈和動脈線路，想像內部黏性糊狀物和血液的密集網路。我在那裡一人獨處，心煩意亂地尋覓，有一種絕望之感，但我又在遠處，飄浮在病床上方，飄浮在天花板上方，飄浮在醫院屋頂上方。我知道這都沒有什麼意義，而躺在這個被圍起來的局促小天地里，身上連著嘟嘟發響的機器，皮膚上夾著電線，乃是我進入的最封閉狀態，我無處可去，卻既可待在我體內，又可待在我體外。
那是你住院時發生在你身上的情形。他們脫下你的衣服，給你穿上一身讓你蒙羞的睡衣，你突然就不再是你自己。你成了一個棲息在你身體里的人，你現在不過是許多失靈零部件的綜合體。被貶低到這種地步，也就是失去了所有的隱私權。醫生和護士進來問你問題，你得回答他們。他們想讓你活下去，只有不想活的人才不對他們說實話。如果你碰上待在一個圍簾小隔間內，醫生和護士正在向右側一個離你僅三英尺的病人發問，你不能不偷聽到那個病人說的話。事情並不是你非要知道他的回答不可，而是你發現自己處於想不聽也不可能的狀況。我和奧瑪爾·哈希姆—阿里就是這樣相識的。他是計程車司機，五十三歲，埃及人，有妻子，四個子女，六個孫子孫女和外孫子外孫女。他在載一名乘客駛過布魯克林大橋時感到胸痛，凌晨一點稍過一點兒進入急診室小隔間。幾分鐘內，我就知道他服過高血壓葯，儘管想戒煙，卻每天還要抽一包，患有痔瘡，偶爾有一陣陣頭暈，1980年以來一直生活在美國。醫生離開以後，奧瑪爾·哈希姆—阿里和我交談了近一個小時，儘管我們素昧平生。當一個人覺得自己快死了的時候，他可以和任何願意聽的人說話。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少——有幾次十分鐘或十五分鐘的假寐，可天亮後有一小時左右，我慢慢睡熟了。八點鐘，一個護士來為我量體溫，我向右面一看，發現我室友的床是空的。我問她哈希姆—阿里先生怎麼啦，可她回答不了。她說，她這一班剛上班，不知道任何情況。
每四小時一次的驗血結果都是陰性。上午來探視我的先後有喬伊斯，湯姆和哈妮，奧羅拉和南希，但沒有人被允許多待上幾分鐘。午後，雷切爾也來了。他們一開始都問同一個問題——你感覺怎麼樣？我給他們的回答也都一樣：很好，很好，很好，別為我擔心。那時疼痛已經消失，我對自己平安地出院感到更有信心了。我說：我不會熬過了癌症而死於什麼傻不拉幾的心肌梗塞。這很荒謬，但隨著這一天的過去，隨著驗血結果仍然是陰性，我堅信這是諸神寬恕我的合乎邏輯的明證，頭天晚上的突然發病只是為了顯示他們對我命運的控制力。是的，我隨時都可能死去。是的，在我倒在起居室地板上躺在喬伊斯臂彎里的時候，我就確信我要死了。如果說從這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中我學到了一些東西的話，那就是我的生命從最狹隘的意義上來說，不再屬於我自己。我只需記住在炎症惡狠狠地襲擊時我所感到的撕肝裂肺般的劇痛，從而懂得每一次充實我肺臟的呼吸都是那些率性任意的諸神給予的禮物，從今以後，我心臟的每一次搏動都是諸神隨心所欲賜予我的恩惠。
十點半左右，三十九歲的屋頂工人羅德尼·格蘭特佔據了那張空床。這天上午早些時候他在爬樓梯時昏倒，他的同事叫了救護車。一個身體壯實、肌肉發達的黑人，穿著不夠大的病號服，有一張娃娃臉，一副驚恐萬狀的模樣。見過醫生之後，他轉身對我說，他很想抽煙。如果他上男廁所去抽一支，我是否覺得他會遇到麻煩？我回答說，你試一試才能知道。他從身上撤掉心臟監護儀，拖著靜脈注射管出去了。幾分鐘後他回來了，對我笑了笑，說道：「使命完成。」兩點鐘，一名護士拉開帘子，通知他要把他轉到樓上心臟科。這位年輕人慌了，因為他以前從來沒有頭暈眼花，也從來沒有診斷出什麼比水痘和輕微的花粉熱更令人擔心的毛病。「看來還相當嚴重，格蘭特先生，」護士說，「我知道你現在感覺好多了，但醫生需要做一些檢查。」
他臨走時，我祝他好運，然後小隔間內又只剩下我一個人。我想著奧瑪爾—阿里，試著記住他好多個孩子的名字，但不知他是否也轉到樓上心臟科了。這是一個合乎情理的推測，但望著我右邊的空病床，我不禁想像他已經死了。我並無絲毫證據來證實這個推測，但現在羅德尼·格蘭特被護送到他模糊不清的未來去了，這張空床就似乎被某種神秘的磨滅之力所縈繞，把在這床上躺過的人毀滅掉，把他們送往一個黑暗和湮沒的國度。這空病床象徵著死亡，不管這死亡是真實的抑或是想像的。當我仔細考慮這一想法的含義時，另一個想法又逐漸抓住了我，並且壓倒了其他一切想法。在看我自己去往何處時，我明白我產生了一個我從未有過的重要思想，一個重要得足以佔據我餘生每一天每一個小時的思想。
我是不存在的人。羅德尼·格蘭特是不存在的人。奧瑪爾·哈希姆—阿里是不存在的人。哈維爾·羅德利格茲——這位七十八歲的退休木匠在四點鐘的時候上了這張床——是不存在的人。我們最終都會死去。當我們的遺體被運出去埋葬，只有我們的朋友和家人知道我們已經走了。我們的死亡不會在電台或電視台宣布。《紐約時報》不會登任何訃告。沒有書會寫我們。那是為權貴和名流、為才能非凡的人保留的榮譽，有誰會費心為普通人、為默默無聞者、為我們在大街上擦肩而過而不屑一顧的上班族出版傳記呢？
大多數生命消失了。一個人死了，所有的痕迹一點一點地消失得無影無蹤。一個發明家倖存於他的發明，一個建築師倖存於他的建築，但大多數人身後沒有留下紀念碑或永久性的成就。一書架影集，一張五年級成績報告單，一件保齡球獎品，一隻在依稀可記的假期的最後一個早上從佛羅里達旅館房間里順手牽來的煙灰缸——只有幾件實物、幾份文件和零星印象留給了其他人。那些人一成不變地講述著死者的故事，但往往把日期弄亂了，把事實給漏掉了，真相被歪曲得越來越走樣，而輪到這些人一死，大多數故事也就隨之消失。
我的想法是：成立一個公司，出版有關被遺忘者的書，搶救即將湮沒的故事、事實和文件，把它們形成連續的記敘文，一個生命的記敘文。
傳記可由傳主的朋友和親戚委託人來寫，書的印刷數可以是少量而不公開的，從五十到三四百本不等。我設想由我自己來寫書，如果需求量太多，我隨時可以僱人幫忙：生計困難的詩人、小說家，以前的新聞記者，失業的學者，或許甚至是湯姆。撰寫和出版這種書的價錢會很貴，但我不想讓我的這些傳記成為一種只有富人才能享有的奢侈品。我為收入較少的家庭構想了一種新的保險政策，即每月或每季度撥出一定的數額微薄的錢來交付出書的費用。不是房屋保險，也不是人壽保險，而是傳記保險。
我是不是痴人夢想，覺得自己可以做成這個未必能做成的項目？我想不是。哪一個年輕女子不想讀一讀她父親的最忠實的傳記——儘管她父親只是一個工廠工人或一個鄉村銀行助理經理？哪一個母親不想讀一讀她兒子的生平事迹——他三十四歲值勤時遭槍擊以身殉職？在任何情況下，這都應該是一個關於愛的問題。一個妻子或丈夫，一個兒子或女兒，一個家長，一個兄弟或姐妹——因為最強烈的情感。他們會在死者離世六個月或一年後來找我。這時他們雖已忍受住了死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