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楂街或霍桑街

幾個月過去了。10月中旬,律師們了結了有關哈里遺產的工作,湯姆和拉弗斯成了布賴特曼閣樓書店及其所在樓宇的合法業主。那時湯姆和哈妮已經結婚,露西進了當地的公立321學校,上五年級,對她母親在何處這個問題仍然守口如瓶。雷切爾還跟特仁斯在一起。伍德—喬德爾婚禮後的一周,雷切爾打電話來告訴我,她已有兩個月的身孕。

我繼續在書店幹活兒,但自從6月底哈妮的戲劇性出現後,我們分擔了這份工作,也即我只要有一半時間在那裡就行了。不上班的時候,我繼續為《人類愚行大全》草草記下些逸聞軼事。還有,也正如露西所提議的,當湯姆和哈妮晚上出門不在家時,由我接替照看她。他們仨一起生活的頭幾個月里,這確是常有的事兒。哈妮在鄉下時對城市有所嚮往,現在住在了紐約,她想充分享受這個城市所提供的一切:戲劇,電影,音樂會,舞蹈表演,詩朗誦,斯塔滕島渡輪上的月光遊覽。看見懶散而遲鈍的湯姆在他新婚妻子的有力影響下變得活躍起來了,我深感欣慰。哈妮來後沒幾天,他就不再在如何處置遺產問題上猶豫不決,而決定賣掉房子。用出售房子所得收益的一半,他們就可在這個社區買一套兩個或三個卧室的公寓房還綽綽有餘,剩下的錢還可以幫他們維持到謀得正式工作——最可能是下學年私立學校的教師。數月之後,約在10月中旬,湯姆體重掉了近二十磅,這使他看來很像從前年輕的大拇指博士。家裡做的飯顯然很合湯姆的胃口,與他所預言的相反,哈妮沒有讓他厭煩,沒有使他失望,也沒有挫傷他的銳氣。一日又一日,她漸漸地把他轉變成命中注定的那個男人。

在這愛巢里有那麼多令人樂觀的新篇章,讀者或許會被誤導,以為歡樂幸福普遍地籠罩著我們布魯克林這個小天地。哎,不是所有的婚姻都一定能幸免於難的。大家都知道這點,可我們之中有誰能料到,在這個社區最不快樂的人竟是湯姆的前任,「美麗的完美母親」呢?那天在展望公園的林子里,她的丈夫確實給我留下了壞印象,可我萬萬沒想到他竟愚蠢到視妻子為當然之物而不予珍惜的地步。南希·馬祖凱利是世間難遇之人,如果一個男人有幸贏得了馬祖凱利的芳心,他從此要做的事情就是盡一切努力不要失去她。然而,男人(正如我在此書前面章節里詳細描述的)都是些愚蠢的傢伙,美男子詹姆斯·喬伊斯則是蠢中之蠢。因為這個夏天南希的母親和我開始交往(待稍後細述),我是她家晚餐桌上的常客,正是在卡羅爾街,在她們的家裡,我聽說了吉米過去道德上的過失,並眼看他和南希的婚姻突然破裂。他居然在已經有了B.P.M.這樣的女人之後,還開始干他的蠢事——那是整整六年前,南希懷著她的第一個孩子德文。當她知悉她丈夫與翠貝卡社區一個酒吧女的緋聞後,暫時把他趕出了家門,可孩子一生下來,她就沒有力量來拒絕他的保證了——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說,這種事兒再也不會發生了。但在這種事情上,諾言是靠不住的,誰知道此後又接二連三發生了多少次私通呢?據喬伊斯估計,大約不少於七八次,既有一夜未歸,也有上班時在後樓梯井的匆促行事。南希為人一向大度寬容,不輕易相信這些謠傳。可當吉姆跟其福萊人員同事瑪莎·艾夫斯好上以後,事情就動真格的了。他說他墜入了愛河,便於2000年8月11日,即我在哈里喪禮上第一次見他後的兩個月,打包出走了。

十二天後,我的腫瘤醫生告訴我說,我的肺部依然很乾凈。

此後僅四天,雷切爾與湯姆和哈妮合夥策划了一個驚人的詭計,讓我以為我要去謝伊體育場的棒球比賽——其實是為我的六十歲生日開一個驚喜派對。按照計畫,我要到湯姆的公寓樓去接他,可我一踏進門,就有十多個人向我蜂擁而來,抱我,親我,拍我的背,更不必說爆發出一陣狂放的叫喊和歌唱。對這一好意的襲擊,我毫無準備,身體被衝撞得差一點兒要嘔吐。這場喜慶活動一直鬧到夜裡,有一刻,他們還勸說我站起來發表講話。那香檳酒早已浸濕我的腦子,我想我是瞎扯了一會兒,說了些莫名其妙又不連貫的笑話,我的半醉的聽眾竭力想弄明白我究竟在說些什麼。這篇醉後演說的內容,我現在唯一能記起來的是一段簡短的關於凱西·斯滕格爾 的敏銳語感的離題話。如果我記憶不錯的話,我想我甚至用了這位大師的語錄來結束我的講話。「他們不是平白無故地稱他為老教授的,」我說,「不僅因為他是我們心愛的大都會棒球隊的第一名教練,而且,甚至對人類普遍利益更為重要的是,他是為數眾多的英語句子的作者,這些句子改變了我們對英語的理解。在我坐下之前,請允許我留給你們這句價值連城、難以忘懷的如珠妙語,在本人生活過來的六十年里,這句話比任何話都準確地總結了我的人生經驗:『在每個人的生活里都會有一個時機到來,我則有很多的時機。』」

紐約市地鐵棒球錦標賽開始了,又結束了。天氣變涼快了。戈爾在競選,對手是布希。在我心目中,其結果毫無疑問。即使納德爾從中搗亂,民主黨看來也不可能失敗,在這個社區,不論我到哪兒,所有我與之交談的人幾乎都是同一觀點。只有湯姆顯得憂心忡忡。他這個人,一談起美國政治就成了最大的悲觀主義者。他認為,對目前這一勢均力敵狀況尚難預測。如果布希成了勝利者,他說,我們就不必再提所有那些關於「富於同情心的保守主義」的花言巧語。此人並非保守派。他是極右思想體系的擁護者。從他宣誓就職的一剎那開始,美國政府就會被一幫瘋狂的極端分子所控制。

就在大選前一個星期,奧羅拉終於出現了——不過三十秒後又消失了。其聯繫方式是打給湯姆的一個電話,可那天早晨無人在家,所以除了聽那段不完整的電話錄音之外,我們沒有任何可以進行得下去的事情要做。這錄音我跟湯姆和哈妮不知聽了多少遍,反正那錄音帶被我們倒來倒去,次數之多足以使我背得出其中的每一句話。每次聽她的聲音,我都覺得她似乎又多一點兒絕望,又多了一點兒焦慮,又多了一點兒畏懼。她低聲地說著,音量從頭至尾幾乎不超過耳語,可她的話卻有著驚叫的衝擊力,令人十分難受。

湯姆。是我,羅莉。我用付費公用電話給你打電話,沒有多少時間。我知道你可能討厭我,可我很想念露西,就想知道她好不好。別以為這很可笑,湯米。我想了又想,覺得你是我唯一可以信賴的人。她不能再待在這兒。一切都已破碎。這是壞消息。我自己也一直試圖出走,可這太難了,我從不能獨自一人……給我寫封信,好嗎?我沒有電話,但你可用這個地址和我聯繫:山楂街87號……糟糕。得走了。對不起。得走了。

電話筒咔嚓一聲放回掛鉤,這等待已久的電話就這樣沒有說完便突然中斷了。我們憂心如焚,深感事態的嚴重,可我們仍然不知道她的下落。湯姆因他的妹妹過去有過類似的時刻,儘管也像我一樣為她萬分操心,但由於疲憊、惱怒及多年的失望和悔恨,他的憂慮已有些疲沓。「她是我所知的最不負責任的一個人,」他說,「露西終於開始習慣跟我們在一起了,現在,過了該死的這麼多個月,她居然來電話說她想她。這是什麼樣的母親啊?她要我給她寫信,可連她住在哪個城市也沒有告訴我們。這不公平,內森。哈妮和我在盡我們所能來幫她,可到頭來我們更加困惑,更像是看戲。真夠受的了。」

「這或許是不公平,」我說,「可羅莉身處某種困境,我們必須找到她。我們別無選擇。你就以後再跟我談你的看法,好不好?」

此後,對我而言,整個世界都變了。2000年大選之災就發生在幾天之後,可儘管後來五周內湯姆和哈妮驚愕地坐在電視機前,注視共和黨召集其幫凶改變佛羅里達州的開票結果,而後又操縱最高法院謀劃代表其利益的合法政變,儘管這些犯法行為有瀆美國人民,我的外甥及其妻子參加了遊行示威,發信給國會議員,在無數抗議書和請願書上簽名,我卻專心致志於唯一的一件事情:找到羅莉,並把她帶回紐約。

山楂街87號。或許是霍桑街,以一人名而非一種灌木命名 ——甚至可能就是納撒尼爾·霍桑,這位無意間導致我們可悲而不幸的友人死亡的小說家。這是一種苦澀的關聯,意義不大,甚至毫無意義,但這一切都陰森怪異,似乎這個出現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同一個詞在哈里與奧羅拉之間建立了一種隱秘的關係:一個永遠走了,另一個聯絡不上,兩者都是無形之人。除了那唯一的線索,一切都要靠猜測揣度,但因為露西說話帶有南方口音,又因為她把她母親放在「卡羅來納卡羅來納」這個並不存在的地方,我便決定從真有的卡羅來納——北卡和南卡——著手我的尋查。遺憾的是奧羅拉及其丈夫沒有電話。如果他們被列入了電話簿,那就有可能給這兩個州所有城鎮的電話問訊處打電話,一問到山楂街(或霍桑街)87號大衛·邁納的電話號碼就可以找到他們了。這樣做十分費力,卻總能產生積極的結果。但這個方法不適宜於我,我就只好選擇逆向處理的辦法。一個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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