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輛汽車是我過去的遺物。在紐約，我不必用車，可我又一向太懶，也就懶得去賣掉，所以這車一直停在第六和第七大道之間的聯合街停車庫裡，自從我搬到布魯克林來之後，一直沒有開過，甚至連看也沒有看過。一輛1994年的灰綠色的奧茲莫比爾·卡特勒斯車，一台難看得驚人的金屬製品。但這車還是可以干它該乾的活兒，在被閑置長長的兩個月之後，車鑰匙一按，那引擎也就啟動了。
湯姆是司機，我坐在副駕駛，露西坐後面。儘管頭天晚上我向她做了保證，但她仍然不想跟帕梅拉和佛蒙特有什麼關係，對我們違背她的意願把她送走的做法感到憤憤不平。從邏輯上來講，她是有道理的。既然最終的決定權掌握在她手裡，那麼開三百英里把她送過去，唯一結果是再開三百英里把她帶回來，其目的又何在呢？我對她說過，她應該給帕梅拉的試驗計畫一個合法的機會。她假裝表示同意，但我知道她決心已下，任誰也無法改變。她坐在車的后座，噘著小嘴，面有慍色，默不作聲，儼然是我們殘忍的陰謀詭計的無辜受害者。我們沿95號州際公路經過布里奇波特市郊時，她睡著了。在此之前，她只是望著車窗外，無疑在想她這個舅舅和舅公有多可惡。但後來事情的進展證明，我把她想錯了。露西比我想像的要機敏得多，與其說她坐在那裡生悶氣，還不如說她在動腦子想辦法，用她的聰明才智籌謀一個計畫，扭轉局面使之不利於我們，從而使她能掌握自己命運。這是一個卓越的謀劃——如果我自己私下說，這是一個真正的無賴計畫，其足智多謀達到如此高的程度，人們只能手觸帽檐致以敬禮。有關此事暫且不談。
露西在後面謀劃和瞌睡的時候，湯姆和我在前面談天說地。自從1月份辭去計程車司機工作以來，他一直沒有摸過方向盤，現在重又開車這件小事似乎給他體內添加了興奮劑。前兩個禮拜，我幾乎每天都和他在一起，可從來沒有見到他像6月初的這天上午那樣輕鬆愉快。在他帶我們順利通過市內的車水馬龍後，我們上了通往北部的多條高速公路中的第一條，正是在那些開闊的公路上，他的心情鬆弛下來了，丟棄了壓在他心頭的苦惱，暫時停止了對世界的憎恨。放鬆了的湯姆是個健談的湯姆——這是用於前大拇指博士的大拇指法則 ，從早晨大約八點半到中午過了很久，他一直滔滔不絕地講個不停，不論是與我們相關的或是無關的神秘奧妙的話題，他那些故事、笑話和講演真如潮水一般向我湧來。
談話從議論我的《人類愚行大全》開始。關於我正在寫的雜亂故事，他想知道其進展情況。我告訴他，我正在往前趕，還看不到終點，所寫的每個故事連帶出另一個故事，而另一個故事又連帶出第三個故事。我說到這裡，他用右手拍拍我的肩膀，做了這樣一個驚人的定論：「你是一個作家，內森。你正在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
「不，我不是，」我說，「我只是一個退休的人壽保險推銷員，沒有更適當的事可做，搞這個來消磨時間，就這麼回事。」
「你錯了，內森。經過沙漠中的徘徊歲月，你最終將找到你真正的職業。現在你不用再為金錢而工作，你正在做這個事，這就意味著你會一直做下去。」
「笑話。沒有人在六十歲當上作家。」
這個前研究生和文學學者清了清嗓子，請我原諒他和我持不同意見。他說，談到寫作，並無法則可循。仔細觀察一下詩人和小說家們的生活，你可以了解到的是十足的混亂、無休止的異乎尋常的紛擾。那是因為寫作是一種疾病，湯姆接著說，你可以稱之為精神的傳染或流感，所以可能在任何時候突然侵襲任何人，不論是年輕的或年邁的，堅強的或脆弱的，酒醉的或清醒的，神志正常的或精神錯亂的。審視一下巨匠和半巨匠的花名冊，你會發現作家當中包括各種性傾向，各種政治傾向，各種人的特性——從最崇高的理想主義到掩人耳目的腐化墮落。他們中有罪犯和律師，有間諜和醫生，有士兵和未婚女人，有旅行家和隱士。如果誰也不能排除在外，那麼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擋一個年近六十的前人壽保險經紀人加入他們的行列呢？哪個執法者宣布過內森·格拉斯沒有染上這種寫作病呢？
我聳了聳肩。
「喬伊斯寫了三部長篇小說，」湯姆說，「巴爾扎克寫了九十部。我們現在會覺得有什麼差異嗎？」
「我不覺得。」我說。
「卡夫卡用一個夜晚寫出第一篇小說。司湯達在四十九天內寫出《巴馬修道院》。梅爾維爾寫《白鯨》用了十六個月。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花了五年時間。穆齊爾用了十八年寫《沒有個性的人》，至死也沒有寫完。我們現在還關心這些事嗎？」
這個問題似乎不用回答。
「彌爾頓是個瞎子。塞萬提斯只有一條手臂。克里斯托弗·馬洛 三十歲不到就在一場酒館鬥毆中被刺死。那刀顯然直插他的眼睛。對此，我們該想些什麼？」
「我不知道，湯姆。你告訴我吧。」
「沒什麼可想的。什麼可想的也沒有。」
「我傾向於同意你的看法。」
「托馬斯·溫特沃斯·希金森『修改』過艾米莉·狄金森的詩。一個自以為是、把《草葉集》貶為道德敗壞之作的笨蛋，居然敢碰神聖艾米莉的作品。還有可憐的坡，醉倒在巴爾的摩的街溝里，死得也荒唐。他真倒霉，居然挑選魯弗斯·格里斯沃爾德做他的文學遺產執行人。他幾乎不知道格里斯沃爾德看不起他，這個所謂的朋友和支持者竟會花好多年工夫試圖詆毀他的名聲。」
「可憐的坡。」
「埃迪 沒有好運。生前死後命都不好。1849年，他們把他埋葬在巴爾的摩一個公墓，可直到二十六年後才有墓碑豎在他墳上。他的一個親戚在他死後立即委託某人辦墓碑的事，可這事給辦得稀里糊塗，就像又一則黑色幽默，使你驚疑究竟是誰在管理這個世界。談談人類愚行吧，內森。那大理石工場正好坐落在一段高架鐵路底下。就在墓碑快刻完的時候，發生了一起出軌事故。火車車廂就翻倒在工場上，那塊墓碑被壓碎了。那個親戚沒有足夠的錢再訂購一塊石碑，坡就這樣在一塊沒有標誌的墳地里度過了四分之一世紀。」
「你怎麼知道這些東西，湯姆？」
「眾所周知的事。」
「我可不知道。」
「你從未上過研究生院。當你挺身而出為民主力爭世界安全的時候，我可坐在圖書館的小單間里，把那些無用的信息塞滿了我的腦袋。」
「最後是誰付了那墓碑錢？」
「當地一群教師組織了一個籌款委員會。信不信由你，他們花了十年才籌足這筆錢。墓碑製作完畢後，他們把坡的遺骸從墓中掘出，由馬車運往巴爾的摩一個教堂墓地。墓石揭幕式舉行的上午，有一特殊儀式安排在一個叫作西方女子中學的地方。一個極好的名字，你說是嗎？西方女子中學。所有重要的美國詩人都邀請了，但惠蒂爾、朗費羅和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都借口沒有來。只有沃爾特·惠特曼專程來了一趟。他作品的價值比所有其他詩人加在一起還高，所以我視之為崇高的詩人正義行為。饒有興味的是，那天上午斯蒂芬·馬拉美也在那裡，不是親自出席，而是專為這次活動寫了著名的十四行詩《埃德加·坡之墓》，儘管他沒能在這一儀式前及時寫完，但他的心靈卻在那裡。我讚賞這點，內森。惠特曼和馬拉美，現代詩歌的雙父，一道站在西方女子中學裡紀念他們共同的先輩，名譽被毀而又失寵的埃德加·愛倫·坡，美國獻給世界的第一個真正的作家。」
是的，這天湯姆的精神狀態極佳。我想，他多少有點兒狂熱，但他漫無邊際、學識淵博的滔滔話語無疑有助於排遣長途駕車的沉悶。他會沿一個方向開上一會兒，到一個交叉路口就急劇地轉往另一方向，從不暫停下來考慮一下究竟向左轉好還是向右轉好。正如俗話所說，條條大路通羅馬，既然這個羅馬純粹是個文學天地（他似乎無所不知），他決定拐向何方就無關緊要了。從坡，他突然跳向了卡夫卡。兩者之間的聯繫是死亡的年齡。坡享年四十又九個月，卡夫卡四十又十一個月。這是一種並不重要的史實，只有湯姆才記得或關心，但我發現自己也比較有興趣，因為我的半生一直在研究保險計算表，分析各種職業人士的死亡率。
「死得太年輕了，」我說，「如果他們生活在今天，有藥物、抗生素挽救他們的生命，他們便有活下去的好機會。如果我在三四十年前就得了癌症，那我現在就不可能坐在這輛車裡了。」
「是的，」湯姆說，「四十歲是太年輕了。可再想想，有多少作家甚至還活不到這個年齡。」
「克里斯托弗·馬洛。」
「二十九歲就死了。濟慈二十五。喬治·畢希納二十三。請想一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德國戲劇家二十三歲就死了。拜倫勛爵三十六。艾米麗·勃朗特三十。夏洛蒂·勃朗特三十九。雪萊只差一個月三十。菲利普·錫德尼爵士三十一。納撒尼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