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頭先生知道威利活不長了。咳嗽在他體內盤踞了六個多月，現在已經完全沒有擺脫的機會了。緩慢，殘酷，毫無好轉的跡象。從2月3日開始的肺部有氣無力、充滿黏液的咔嗒聲響，發展到盛夏時呼哧呼哧的大量痰液和接連不斷的劇烈痙攣，這東西就跟活了似的。這已經夠糟糕了，但在過去的兩周中，一種新的曲調又悄悄混入了這首支氣管樂曲——緊繃的、決絕的、敲擊式的——並且發作得越來越頻繁，幾乎持續不斷。每次發作，骨頭先生都覺得威利的身體要被他胸腔內燃爆的高壓火箭炸掉了。他猜下一步就是咳血了。在那個星期六的下午，這個致命的時刻終於到來了，好像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張開了嘴巴開始放聲歌唱。骨頭先生親眼目睹了全程，他站在那條連接華盛頓和巴爾的摩的馬路沿上，看到威利把一些可悲的血塊咳到了手帕上，他當即意識到，連一丁點希望都沒了。死亡的氣息已經降臨到了威利·G.聖誕身上，就像太陽是雲中的一盞燈，每天都會熄滅再燃起那樣確定無疑，大限將至了。
一條可憐的狗又能做什麼呢？從他還是一條小狗時起，骨頭先生就和威利在一起。現在，他幾乎無法想像一個沒有主人的世界。威利的存在滲透在每一個思緒、每一個回憶、空氣與土壤中的每一個微粒里。習慣很難改變。沒錯，那個「老狗難學新把戲」的諺語確實有些道理。但讓骨頭先生對將要發生的事情深感恐懼的並不只是愛或者忠誠。那純粹是一種本體論上的恐懼。把威利從這個世界上抹去，很可能這個世界本身也將不復存在。
這就是骨頭先生在那個8月的早上所面臨的窘境，當時他正跟著病懨懨的主人在巴爾的摩的大街上曳足而行。一條孤單的狗不比一條死狗好到哪裡去，一旦威利呼出最後一口氣，骨頭先生除了等死，也沒有別的指望了。威利已經就這個問題對他說教了好多天，骨頭先生對整個操練過程已經諳熟於心：怎麼躲開捕狗隊和治安官，有標記或沒標記的警車，還有那些所謂的動物保護協會的偽君子們。不管他們對你說什麼甜言蜜語，收容所這個詞都意味著麻煩。一開始是網和麻醉槍，接下來就是籠子和日光燈構成的噩夢，最後用注射或者毒氣結束這一切。如果骨頭先生是什麼名貴品種也就罷了，也許還能指望在贏得未來主人的日常選美中得到一線生機。但是威利的這個老夥計卻是好多品種生出的雜種狗——牧羊犬、拉布拉多犬、西班牙獵狗，還有些不知道是什麼品種——更糟糕的是，他那參差不齊的毛皮上布滿結塊，嘴裡散發著難聞的氣味，眼睛裡永遠隱伏著憂傷的血絲。不會有人想救他的。正如這個無家可歸的吟遊詩人喜歡說的那樣，結局早已註定。除非骨頭先生能非常迅速地找到一個新主人，否則，他將成為一條註定被遺忘的雜種狗。
「即使電擊槍沒有幹掉你，」在那個霧蒙蒙的巴爾的摩的早上，為了不讓自己摔倒，威利斜倚在一根路燈桿上接著說，「還有成千上萬的東西能幹掉你。我警告你啊，老夥計，你得長點新本事，不然你沒幾天可活了。看看這個陰沉沉的小城吧，每條大街上都有中餐館，你別以為你在他們門口晃蕩的時候沒人垂涎，那是你太不了解東方烹飪了。他們把狗肉當成美味，夥計。那些大廚圍捕流浪狗，然後就在廚房後面的小巷裡把狗宰掉——每星期殺上十隻、二十隻、三十隻。他們會在菜單里把狗肉寫成鴨肉豬肉什麼的，但圈裡人知道什麼是什麼，那些美食家可一點都不傻。所以當你在哪個中餐館門口搖尾巴之前可要想清楚，除非你想變成一大盤蘑菇雞片。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骨頭先生？要搞清楚你的敵人是誰——然後和他們保持安全距離。」
骨頭先生明白。他一直都明白威利對他說的話。從他記事起他就能聽懂，到現在，他對「英古利希」的掌握程度，已經和其他任何在美國大陸上生活了七年的移民不相上下了。當然，這是他的第二語言，和他的母語完全不同。儘管在發音方面還得多加練習，但他已經徹底掌握了句法和語法的每一個細節。對於一個有骨頭先生這樣智商的動物來說，這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許多狗都能掌握人類語言的實用知識，而骨頭先生的優勢就在於他有幸遇上了一個不會低看他一等的主人。他們從一開始就是好夥計，再加上骨頭先生不僅是威利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唯一的朋友，更何況，威利是那種沉迷於自己聲音的人，一個真正的、徹底的多言癖，從早上一睜眼，一直到晚上醉醺醺地睡去，他幾乎都在不停地說話，所以骨頭先生對這種「方言」這樣應對自如也沒什麼好奇怪的。總的來說，唯一令人驚訝的反而是他自己沒學會怎麼說得好點。這並不是他不努力的緣故，而是造化弄人，用命運強加給他的那副嘴巴、牙齒和舌頭的構造，骨頭先生最多只能發出一些狂吠、哈欠和嚎叫，一些口齒不清意義不明的言論。骨頭先生痛苦地意識到這些噪音是多麼地磕磕巴巴，但威利總讓他發表意見，而且到了最後，「發言」本身成了最重要的事情。骨頭先生可以自由地發表他那淺薄的意見，他說的時候，主人總會洗耳恭聽，看著他的夥計努力成為人類的一員，如果你看著威利的臉，你就會明白，威利一字不漏都聽懂了。
但是，在那個陰沉的巴爾的摩的星期天，骨頭先生卻把嘴巴閉得緊緊的。他們正在度過在一起的最後幾天，或許是最後幾個小時，已經沒工夫去長篇大論和拐彎抹角了，沒時間去玩往日的那些把戲了。有些時候，識時務者為俊傑，在目前的這種困境里，他最好還是管好自己的舌頭，表現得像一條忠誠的好狗那樣。威利猛地拉緊他的項圈時他沒有反抗，三十六個小時沒吃東西也沒有抱怨，沒有到處去聞母狗的味道，沒有停下來在每一個路燈桿和消防栓上撒尿。他只是跟在威利身邊緩步走著，跟著主人在空蕩蕩的大街上尋找卡爾弗特街316號。
骨頭先生並不討厭巴爾的摩本身。這個城市不比他們這些年流浪過的其他地方難聞，但即使他明白這次旅行的目的，想到一個人會選擇在一個他以前從未到過的地方了卻殘生，他仍然會很感傷。狗絕對不會犯這樣的錯誤。他會跟這個世界和解，確保自己死在熟悉的地方。但在死前，威利還有兩件事要辦，而他固執的天性讓他堅持認為只有一個人可以幫他。那個人的名字是貝亞·斯旺森，她最後為人所知的住處是巴爾的摩，所以他們就到巴爾的摩來找她了。好倒是好，可萬一威利的計畫不能順利實現，骨頭先生就要被困在這個充滿蟹肉餅和大理石台階的城市裡了，到那時候他該怎麼辦呢？其實打一個電話，半分鐘就能解決問題。但威利的哲學裡有一種偏見：非常重要的問題絕不能靠打電話解決。和拿起那種玩意兒跟一個他看不見的人講話相比，他寧肯不停地走上幾天。所以他們現在才跑了二百多英里來到這兒，手裡連個地圖也沒有，只能在巴爾的摩的大街上逛來逛去，尋找一個可能存在也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地址。
威利希望死前能完成的這兩件事情之間沒有主次之分，每一件事情對他來說都極其重要，由於已經沒有時間去考慮如何分別解決，威利只能採用被他稱為「切薩皮克策略」的方法——一種最後時刻一石二鳥的策略。第一件事如前所述：為他那毛茸茸的朋友找到一個新的著落。第二件是料理好自己的事情，把手稿交給可靠的人。剛才，他把一生的作品都塞進了費耶特大街上灰狗巴士終點站的一個儲存櫃里，在他和骨頭先生現在站著的地方的北邊兩條半街區。鑰匙就裝在他的口袋裡。除非他能找到一個值得完全信任的人來託付這把鑰匙，否則，他寫的每一個字都會被銷毀個精光，就像那些無人認領的行李一樣。
在改姓聖誕之後的二十三年里，威利寫滿了七十四個筆記本。這些作品包括詩、故事、散文、日記、詼諧短句、自傳體冥思，還有一部未完成的史詩《流浪的日子》的前一千八百行。絕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媽媽那間布魯克林公寓的廚房餐桌上完成的，但自從四年前媽媽去世之後，他不得不露天寫作，經常是一邊拚命把思緒記錄到紙上，一邊跟公園和暗巷裡的惡劣環境作鬥爭。在最隱秘的內心深處，威利對自己並沒有妄想。他知道自己是個不安的靈魂，跟這個世界格格不入，但同時他也知道許多好的作品就埋藏在這堆筆記本當中，至少在這一點上他可以抬起頭來。但凡他嗑藥的時候更小心一點，或者身體稍微強壯一點，或者對威士忌、烈酒和酒吧里的吵鬧聲不那麼迷戀，他也許會寫出更多的好作品。這完全是可能的，但現在已經追悔莫及了。威利已經寫下了他所能寫的最後一個句子，寫到了分秒不剩。他這輩子就只剩下儲存櫃里的這些文字了。如果這些文字消失了，他就像從未存在過一樣。
貝亞·斯旺森就在這個時候出場了。威利知道這只是大海撈針，但他確信只要能找到她，她就會不遺餘力地幫助他。很久以前，威利還很年輕時，斯旺森夫人是他的高中英文老師，如果不是她，他很可能根本沒有勇氣想要成為一個作家。那時他還叫威廉·古雷維奇，是一個瘦骨伶仃的十六歲男孩，喜歡看書，迷戀比波普爵士樂。她曾把他保護在自己的羽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