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之書》。第四冊。
數頁留白。隨後是大量插畫。家庭舊照，有他的每個家庭成員，追溯到儘可能多的世代。極細心地看著這些。
隨後，幾組複製品，從倫勃朗畫自己的兒子提圖斯開始。要包括所有這些：從1650年小男孩的樣子（金髮，紅色皮帽）到1655年提圖斯「在上課時苦思」（在書桌前沉思，圓規從左手垂下，右手拇指撐著下巴）到1658年的提圖斯（十七歲，奇特的紅帽，以及，如一位評論家所言，「這位藝術家以一種通常只在畫自畫像時才有的洞察力畫了他的兒子」。）到最後一張現存的提圖斯油畫，出自十七世紀六十年代早期：「這張臉如同被疾病所毀壞的柔弱老者的臉。當然，我們帶著後知之明看著它——我們知道提圖斯會比他的父親先死……」
隨後是掛在倫敦國家肖像館裡的1602年沃爾特·雷利爵士和他八歲兒子沃特的肖像畫（藝術家未知）。要注意：他們倆姿勢的詭異的相似性。父親和兒子都面向前方，左手叉腰，右腳以四十五度的角度伸出，左腳向前，男孩臉上嚴肅的堅定和父親自信而傲慢的神情如出一轍。要記得：當雷利在倫敦塔（1618年）被監禁了十三年後獲釋、踏上赴蓋亞那命定的旅程清洗聲名之時，沃特和他在一起。要記得沃特領導了一次不計後果的針對西班牙人的軍事進攻，並死於叢林。雷利對他的妻子說：「現在我才知道了悲傷是什麼意思。」就這樣，他回到英格蘭，讓國王砍下了他的頭。
隨後是更多照片，或許要幾打：馬拉美的兒子，阿納托爾；安妮·弗蘭克（「這張照片里的我就像我平常的樣子。當然，我本會有機會去好萊塢。但現在，偏巧我看起來總是不一樣」）；穆爾；柬埔寨的孩子們；亞特蘭大的孩子們。死去的孩子們。會消失的孩子們，死去的孩子們。希姆萊 說：「我決定消滅地球表面的每一個猶太兒童。」只有照片。因為，在某個點，詞語會教人斷定不再可能說話。因為這些照片是無法形容的。
他把成年生活中的大部分時間用來在城市遊走，其中不少在國外。他曾用成年生活中的更多時間俯身於一小塊長方形的木頭之上，全神貫注於一張更小的長方形白紙。他曾用成年生活中的更多時間站起、坐下、來回地走。這些是已知世界的界限。他聽著。當他聽見一些什麼，他就開始再次聽。然後他等待著。他觀察並等待著。然後當他開始看見一些什麼，他就再次觀察和等待。這些是已知世界的界限。
這間房間。簡略提及這間房間，以及/或者潛藏其中的危險。一如在這畫面中：荷爾德林在他的房間里。
要喚醒這些記憶：那趟神秘的三個月的徒步旅行，獨自一人翻越中央高原 的群山，手指緊扣著口袋裡的手槍；從波爾多到斯圖加特（數百英里）的旅程，就在1802年他第一次精神崩潰之後。
「親愛的朋友……我好久沒有給你寫信了，在這段時間裡我去了法國，看見了悲傷孤獨的人間；法國南部的牧羊男女和特別的美人兒，男人和女人，在政治的不確定性和飢餓的恐懼下成長……強有力的元素，天堂之火和人民的沉默，他們的自然生活，他們的局限性和他們的滿足，不斷令我感動，就像人們談論英雄時說的那樣，我也可以說阿波羅打動了我。」
到達斯圖加特後，「死一般慘白，極度消瘦，眼神空洞渙散，長發留須，穿得像個乞丐」，他站在他的朋友馬蒂生面前，只說出了一個詞：「荷爾德林。」六個月後，他心愛的蘇賽特死了。1806年，精神分裂，在此後的三十六年，他的大半生中，他獨自一人住在齊默爾為他建造的塔樓里，圖賓根木匠齊默爾——zimmer，在德文里的意思是房間。
致齊默爾
人生的軌跡千差萬別，
好似道路形形色色，
好似山脈逶迤曲折，
我們這裡缺少的，
上帝那兒會補充，
用和諧、寧靜與永恆的報酬。
在荷爾德林彌留的日子裡，一位到塔樓來的訪客提及了蘇賽特的名字。詩人回答道：「哦，我的第奧逖瑪。別對我說起我的第奧逖瑪。她為我生養了十三個兒子。一個是教皇，另一個是蘇丹，第三個是沙皇……」然後他說：「你知道她怎麼了嗎？她瘋了，真的，瘋了，瘋了，瘋了。」
在那些年裡，據說荷爾德林很少外出。當他真的離開房間時，只是為了在鄉間漫無目的地散步，在口袋裡裝滿石頭，採摘花朵，隨後又將之撕成碎片。在鎮上，學生們嘲笑他，每當他接近孩子們、向他們打招呼時，他們總害怕得四散而逃。最後，他的腦子變得如此糊塗，開始叫自己不同的名字——斯伽迪內利，基雅呂西梅諾 ——有一次，一位訪客慢慢離開他房間時，他指給他看門的方向，並舉起一個手指警告道：「我是主耶和華。」
近年來，人們對荷爾德林在那房間里的生活有了新的猜測。有人主張荷爾德林的瘋癲是假裝的，是為了回應法國大革命後瀰漫在德國的可笑的政治反應，詩人選擇了避世。可以說，他是在塔樓里過著一種地下生活。根據這種理論，所有荷爾德林瘋癲的寫作（1806年至1843年）實際上都是以一種秘密的、革命性的編碼構成的。甚至還有一出從這個想法發展而來的戲劇。在那齣戲的最後一幕，年輕的馬克思去塔樓看望荷爾德林。從這次相遇我們可以推定，正是這位年長垂死的詩人啟發馬克思寫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假如真的如此，那麼荷爾德林將不僅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德國詩人，而且是政治思想史的中心人物：在黑格爾和馬克思之間的聯繫。因為有記錄表明年輕時代的荷爾德林和黑格爾是朋友。在圖賓根的神學院，他們曾是同學。
然而，諸如此類的猜測，實在讓A覺得厭煩。他覺得接受荷爾德林在這房間里並無困難。他甚至可以進一步說，荷爾德林在其他任何地方或許都活不下去。要不是齊默爾的慷慨和善良，荷爾德林的生命有可能會早早告終。退守到一間房間並不意味著他缺乏眼光。發瘋並不意味著他變得愚鈍。很有可能，正是這房間使荷爾德林重獲生機，正是這房間交還給他尚存的餘生。一如傑羅姆評論《約拿書》時，對約拿在鯨魚肚中那段所做的註解：「你會注意到，你想到的約拿最好的下場，便是他的安全。」
「人的影像生有雙目 ，」在那房間生活的第一年裡，荷爾德林寫道，「明月秉有輝光。俄狄浦斯王擁有一目或已逾分。他的人之苦難，無法描繪，無以言表。一旦戲劇表現這樣一個人物，苦難油然而生。當此刻我懷念著你，苦難於我意味著什麼？當溪流將我裹挾至亞細亞般綿延的某處盡頭。無疑，俄狄浦斯飽受著這苦難。無疑事實如此。是否赫拉克勒斯也曾苦難？毫無疑問……赫拉克勒斯同諸神干戈相向，就是苦難。分享這些被生命嫉妒的不朽，也是一種苦難。而當一個人被太陽斑所覆蓋，被些許斑點徹底覆蓋，更是一種苦難！這是艷陽的作為：太陽升舉萬物。光芒的魅力猶如玫瑰般引領著少年人的道路。俄狄浦斯承受的苦難，看上去恰如一個窮人悲嘆他丟失了什麼。哦，拉伊俄斯之子，希臘大地上窮困的異鄉人！生即是死，死亦是一種生。」
這間房間。對如上所述的反駁。或者：在這房間里的理由。
《記憶之書》。第五冊。
在他父親去世後兩個月（1979年1月），A的婚姻崩潰了。問題已然存在一段時間，而最終他們決定分開。如果說對他而言接受這分居、為此痛苦、並理解這無可避免是一回事，那麼對他而言，吞下此後的苦果——與他的兒子分離——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想到這點，他就覺得無法忍受。
早春，他搬進了在瓦里克街的房間。此後的幾個月，他往返於那房間和達奇斯郡他與妻子曾共度此前三年的房子之間。周中，隻身在城裡；周末，去一百多英里外的鄉村，在那兒，他睡在如今是他前工作室的那間房間里，和兩歲不到的兒子玩耍，讀給他聽那個年代的寶書：《我們走，卡車》《賣帽子》《鵝媽媽》。
在他搬進瓦里克街的房間後不久，六歲大的伊坦·帕茨從同一街區的馬路上消失了。A去任何地方，都會看見一張男孩的照片（燈柱上，商店櫥窗里，空白的磚牆上），上面有大字標題：失蹤兒童。因為這孩子的臉和他自己孩子的臉並無明顯差別（甚至即使有差別，也並不要緊），每次他看見照片上的臉，都會讓他想起自己的兒子——和同樣的措辭：失蹤兒童。一天早晨，伊坦·帕茨由母親送下樓等校車（漫長的公車司機罷工後的第一天，而這男孩渴望自己完成這件小事，以做出小小的獨立的姿態），然後就此不見了。不管在他身上發生了什麼，沒有任何痕迹。他也許被綁架了，也許被謀殺了，或者他只是自己走開了，在一個沒有人能看見的地方死去。唯一可以確信的是他消失了——彷彿從地球表面蒸發。報紙對這個故事大肆報道（採訪父母，採訪負責此案的偵探，關於這男孩性格的文章：他喜歡玩什麼遊戲，他喜歡吃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