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特別注意到，安妮·弗蘭克的生日和他兒子一模一樣。6月12日。雙子座。一幅孿生的圖景。一個萬物雙倍的世界，在那裡同樣的事總發生兩遍。
記憶：一件事第二次發生的地方。
《記憶之書》。第二冊。
《伊斯拉埃爾·利希滕施泰因 的遺言》。華沙；1942年7月31日。
「懷著熱忱和熱情，我投入了幫助搜集檔案材料的工作。我受託成為保管員。我把材料藏起來。除了我，沒有人知道。我只告訴了我的朋友赫什·瓦塞爾，我的監管人……藏得很好。上帝請保佑它被保存好。在如今這駭人聽聞的時代，這是我們能做得最細緻和最好的了。我知道我們熬不過去。在如此可怕的謀殺和屠殺後想繼續活下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寫了這份遺言。也許我不值得被記得，但就為了我在與安息日聚會 協會一起工作時表現出的勇氣，就為了曾是那個最危險的人，因為是我把整個材料藏起來。我自身的自由會是一件小事。我在用我親愛的妻子吉勒·塞克施泰因、我的寶貝小女兒瑪格麗特的生命冒險……我不想要任何感激、紀念碑或讚揚。我只想要一個紀念儀式，那樣我的家人、在國外的兄妹就會知道我的遺體的下落……我希望人們記得我的妻子。吉勒·塞克施泰因，藝術家，發表過很多作品，有才華，未能成功做展覽，無法展示給大眾看。在三年戰爭期間，她為孩子們工作，作為教育家、老師，為孩子們的作品製作舞台布景和戲裝，曾接受獎項。如今和我在一起，我們正準備接受死亡……我希望人們記得我的小女兒。瑪格麗特，到今天二十個月大。已經完美地掌握了意第緒語。九個月大的時候她開始清晰地講意第緒語。在智力上，她和三四歲的孩子們一樣聰明。我不想吹噓她。告訴我這個的證人，是學校的教員，六十八歲的瑙沃利普基……我並不遺憾我和妻子的生命。但我對不起這個有天賦的小女孩。她應該也被記得……願我們成為世上所有其他猶太人的救贖者。我相信我們的人民會活下去。猶太人不會被滅絕。我們，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脫維亞的猶太人，是所有其他土地上的所有以色列人的代罪羊。」
站立並注視著。坐下。躺在床上。步行穿過大街。在廣場餐廳進餐，獨自一人坐在火車座里，一張報紙展開在面前的桌上。打開他的郵件。寫信。站立並注視著。步行穿過大街。從一位英國老朋友T那兒知道，他們兩個家庭原來都來自東歐的同一個城市（斯坦尼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它曾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在兩場戰爭之間，它曾是波蘭的一部分；而如今，自「二戰」結束後，它屬於蘇聯。在T的第一封信中，他推測他們或許最終是遠親。然而，第二封信提出了澄清。T從一位年長的舅媽那兒獲知，在斯坦尼斯拉夫他的家族甚為富裕；而A的家庭（這與他所知的一切頗為一致）則很窮。故事說，A的一位親戚（一個舅舅或堂兄什麼的）住在一間鄉村小屋裡，那小屋是T家的財產。他愛上了那戶人家的一位年輕女士，求婚，遭到拒絕。從那時候起，他永遠離開了斯坦尼斯拉夫。
A覺得這故事特別吸引人之處，在於那個男人的名字和他兒子的一模一樣。
數周之後，他在《猶太百科全書》上讀到了以下條目：
奧斯特，丹尼爾（1893—1962）。以色列律師，耶路撒冷市市長。奧斯特生於斯坦尼斯拉夫（當時屬於西加利西亞），在維也納學習法律，1914年畢業後前往巴勒斯坦。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大馬士革奧地利遠征軍總部工作，在那兒他幫助阿瑟·魯賓從君士坦丁堡向飢餓的伊舒夫 運送財務援助。戰後，他在耶路撒冷成立了一間律師事務所，為阿拉伯猶太人服務，並在猶太復國委員會（1919年，1920年）的法律部擔任秘書。1934年，奧斯特獲選耶路撒冷市議員；1935年他被任命為耶路撒冷市副市長；1936至1938年和1944至1945年間他是執行市長。1947至1948年間，奧斯特在聯合國代理猶太人反對耶路撒冷市國際化的案件。1948年，奧斯特（當時屬於進步黨）獲選耶路撒冷市市長，成為第一個在獨立後的以色列擔任職務的人。奧斯特擔任此職直至1951年。1948年，他也是以色列臨時委員會的成員。他從一開始便擔任以色列聯合國協會主席一職，直到他去世。
在阿姆斯特丹的整整三天里，他迷路了。城市的輪廓是環形的（一系列同心圓，被運河切分，帶陰影的相交線表示數百座小橋，每一座橋都連著另一座，然後又一座，彷彿無窮無盡），你無法像在其他城市裡一樣僅僅「沿著」一條街走。想去某處的話，你得事先知道你要去哪裡。A不知道，因為他是個陌生人，此外他發現自己不知為何不願查詢地圖。雨下了三天，他繞圈走了三天。他意識到與紐約相比（或新阿姆斯特丹，如同他回來後喜歡自言自語的那般），阿姆斯特丹是個小地方，一個很可能可以在十天內記住其街道的城市。然而，就算他迷路了，他難道不可以向某位過路人問一下路么？從理論上講，是的，但實際上，他無法說服自己那樣做。並不是他害怕陌生人，也不是他在生理上不願講話。原因更微妙，他發現自己不願對一個荷蘭人說英文。在阿姆斯特丹，幾乎每個人都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文。然而這種交流的便利卻令他不安，彷彿這會使此地變得不像外國似的。並不是說他在尋找異域風情，而是說這地方將不再是它自己——就好像在荷蘭，假如說英文，就會被否認他們的荷蘭性一樣。假如他能夠肯定沒人會理解他，那麼他或許會毫不遲疑地衝到一個陌生人面前講英文，以一種喜劇性的努力使對方明白他：用詞語、手勢或怪腔等。實際上，他覺得自己不願侵犯荷蘭人民的荷蘭性，即使他們自己在很早以前已經允許它被侵犯。於是他保持安靜。他四處遊盪。他繞著圈步行。他允許自己迷路。有時候，他後來發現，他離他的目的地僅幾步之遙，但因為不知道在那兒轉彎，他會轉向錯誤的方向，那樣他就離他自己以為要去的地方越來越遠。他想或許他是在地獄的循環中遊盪，根據地獄的某種經典描繪，這城市已被設計為地下世界的模型。隨後，他記起了地獄的各種圖表曾被十六世紀的一些作家用來說明記憶系統。（比如說，柯斯摩斯·羅西柳斯 寫的Thesaurus Artificiosae Memoriae，威尼斯，1579年。）而如果阿姆斯特丹是地獄，如果地獄是記憶，那麼他知道或許他的迷失存在某種目的。與所有熟悉的東西斷開，無法發現哪怕一個小小的參考點，他意識到自己的腳步，通過將他帶往不知名的地方，正將他帶向他自己。他正在自己的內部遊盪，而他迷路了。這並不使他困擾，這種迷失的狀態反而成了快樂和興奮的來源。他將之吸入骨髓。彷彿此前隱藏的知識即將到來，他將之吸入骨髓，並幾乎得意洋洋地對自己說：我迷路了。
他的生活好像不再處於現時。每次他看見一個小孩，他都會試圖想像他長大後的樣子。每次他看見一個老人，他都會試圖想像這個人在孩子時是怎樣的模樣。
與女人在一起時最糟糕，尤其是年輕美麗的女人。他會不由得看穿她臉上的皮膚，想像它後面的匿名的頭蓋骨。而面孔的皮膚越美麗，他就越熱切地試圖在其中尋找未來侵蝕的跡象：剛出現的皺紋，以後會變得鬆弛的下巴，眼神中淡淡的失望。他會將一張臉放在另一張之上：四十歲時的這個女人；六十歲時的這個女人；八十歲時的這個女人；就好像，雖然他處於現在，他卻被迫尋找未來，追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都有的死亡。
不久之後，他碰巧在一封福樓拜寫給露易絲·柯蕾的信（1846年8月）中看見類似的想法，他被這巧合所打動：「……我總是感覺到未來，所有東西的對立面總是在我眼前。我看見一個孩子就會想到他會變老，我看見搖籃就會想到墳墓。看見裸體女人令我想像她的骨骼。」
步行穿過醫院走廊並聽見那個大腿截肢的男人正用他的最高音喊著：痛啊，痛。那年夏天（1979年），一個多月里的每一天，他穿越整個城市去醫院，冒著難以忍受的酷暑。幫助他的祖父戴假牙。用電動剃鬚刀為老人刮臉。為他讀《紐約郵報》上的棒球比分。
這是這些主題的最初表述。且待下幾回分解。
對偶然性的第二次評述。
他記得1962年4月下著細雨的一天，他和朋友D一起曠課去保羅球場看紐約大都會隊的最初幾場比賽之一。體育場幾乎是空的（約有八九千名觀眾），大都會隊完敗於匹茲堡海盜隊。這兩位朋友坐在一個從哈萊姆區來的男孩邊，A記得在比賽期間三人談話時輕鬆愉快的氣氛。
那個賽季，他只再度光臨過保羅球場一次，那是為了看一場對道奇隊的節假日一日雙賽（陣亡戰士紀念日：紀念的日子，逝者的日子）：體育場里有超過五萬名觀眾，陽光燦爛，一下午賽場瘋狂：一次三殺、數次場內全壘打和雙偷壘。那天他和同一個朋友在一起，他們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