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他還是個年輕人時起，他總是對他最年長的外甥有種特別的興趣——他唯一那個姐姐的獨子。我姑媽的生活不快樂，有好幾段不成功的婚姻，她的兒子深受其害——被送往軍校，從未真正得到一個家。我想，不過是出於善意和一種責任感，我父親把這男孩帶到他的庇護之下。他不斷地鼓勵他，細心照顧他，教他如何在這世上生存。後來，他在生意上幫助他，每當有問題出現，他總是樂意傾聽並給予建議。即使在表兄結婚、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後，我父親仍然繼續關心他，有一次安排他們住在他的房子里一年多，他認真地送生日禮物給他的四個侄孫侄女，經常去看他們並一同晚餐。
對於我父親的死，這個外甥受到的刺激要比我的任何其他親戚多。在葬禮後的家庭聚會上，他有三四次跑過來對我說：「就在前幾天我還碰巧遇見他。我們還約好了星期五晚上一起吃飯。」
每次他用的詞都一模一樣。就好像他不再明白自己在講什麼似的。
我感覺我們不知怎麼顛倒了角色，他成了悲痛的兒子而我是那個同情的外甥。我想勾住他的肩膀，告訴他他的父親曾經是一個多麼好的人。最終，他是真正的兒子，他是那個我永遠無法強迫自己成為的兒子。
在過去的兩星期里，莫里斯·布朗肖的這幾句話一直在我腦中迴響：「有件事一定要理解：我從未說過任何特別的甚至令人驚訝的東西。在我停下的時刻，特別的事開始了。但我不再能談論它。」
以死為始。倒退著走進生活，然後最終，返回死亡。
否則：試圖說關於任何人的任何事都是徒勞。
1972年，他來巴黎看我。這是他唯一一次歐洲之行。
那年我住在六樓一間微型女傭房裡，房間只夠放一張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個盥洗池。窗戶和小陽台正對著從聖日耳曼洛塞華大教堂里突出的一個石頭天使的臉：盧浮宮在我左邊，巴黎大堂 在我右邊，而蒙馬特則在遠處。我很喜歡那間房間，後來出現在我第一本書里的很多詩歌都是在那兒寫的。
父親沒有計畫要待多久，你甚至很難將之稱為一次旅行：四天在倫敦，三天在巴黎，然後就回家了。但我仍然樂意見到他，並準備與他共度一段快樂時光。
然而，兩件事發生了，令計畫泡湯。我得了很重的流感，而且在他抵達次日，我不得不去墨西哥為一個代筆寫作項目工作。
我在他預訂好的旅遊賓館大堂里等了他整個早上，因為高燒而大汗淋漓，幾乎因虛弱而神志不清。當他未能在約定時間出現時，我繼續等了一兩個鐘頭，但最終我放棄了，回到房間倒在床上。
那天下午他來敲我的門，把我從沉睡中喚醒。這相遇如同直接出自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手筆：中產階級父親到一個異國城市看兒子，發現這位艱難謀生的詩人獨自一人在閣樓，身體虛弱地發著高燒。他為見到的一切所震驚，對有人竟然能住在這樣一間房間表示憤慨，這令他馬上投入行動：他讓我穿上外套，把我拖到附近的一間診所，然後為我買好了醫生開的葯。後來，他不讓我在房間里過夜。我無力爭辯，只好同意待在他的旅館裡。
第二天，我一點都沒好轉。但有事情要做，我只好振作起精神幹活。早晨，我帶著父親一起去昂利·馬丁大街電影製片人的寬敞公寓，他就是那個派我去墨西哥的人。過去的那年，我一直斷斷續續地為這個男人工作，做那些稀奇古怪的活——翻譯，劇本提綱——那些與電影稍微相關的事，反正我對之也不感興趣。每個項目都比前一個更蠢，但報酬還不錯，而我需要錢。如今，他需要我幫助他的墨西哥妻子寫一本書，一本她與一位英國出版商簽訂了合同的書：羽蛇神 和長羽毛的蛇的神話。這好像有點出格了，我已經數次拒絕了他。但每一次我說不，他的報價就上升，直到如今這筆錢多到令人無法再拒絕。我只會離開一個月，而我的報酬是用現金支付的——預付。
這就是我父親見證的交易。這一次，我能知道這使他印象深刻。我不僅帶他進入這奢華的布景，把他介紹給一個以百萬元計做生意的男人，而且現在這男人正從桌上平靜地遞給我一疊百元大鈔，並祝福我旅途愉快。當然，是金錢令這一切變得不同，這是父親親眼看見的事實。我有一種勝利的感覺，就好像不知怎麼我被證明是正確的。第一次，他被迫意識到我可以自給自足。
他變得非常小心翼翼，對我的弱勢地位表示寬容。幫我把錢存進銀行，微笑著說著笑話。隨後叫了一輛計程車，和我一起去機場。最後重重地握了手。祝好運，兒子。搞定他們。
沒問題。
如今好幾天沒寫什麼了……
儘管為自己找個很多借口，但是我明白髮生了什麼。我離最後能夠說出的東西越近，就越不情願說任何東西。我想拖延結束那一刻，這樣我就能騙自己說才剛剛開始，我的故事更好的部分還在後頭。不管這些詞語看起來多麼無用，它們依舊立於我和沉默之間，這沉默繼續令我害怕。當我走進這沉默，將意味著我父親已永遠消失。
殯儀館暗淡的綠地毯。患有濕疹、踝關節腫大、假殷勤的專業承辦員，念著一張費用清單，就好像我正準備用信貸購買一套卧室傢具。他遞給我一個信封，裡面裝著父親去世時戴著的戒指。對話單調地進行，我無所事事地觸摸著這個戒指，注意到寶石的底部有一些肥皂潤滑劑的遺留物。我很快找到了其中的聯繫，然後這變得荒誕而明白無誤：那是為了把戒指從他手指上除下而使用的塗劑。我試圖想像那個人，他的工作就是做這樣的事。與其說我感覺恐懼，不如說這令我著迷。我記得我這樣想：我進入了事實的世界，殘忍的細節王國。戒指是金的，黑色的鑲座帶著共濟會成員的標記。二十多年來，父親始終不是活躍的成員。
葬禮承辦員不斷對我說著「在舊日時光」他是如何認識我父親的，暗示著一種我能肯定並不存在的親密和友情。當我向他遞交給報紙的訃告信息時，他搶在我的話之前提供了許多錯誤事實，沖在我前頭為了證明他和我父親有多熟悉。每次這樣的事發生，我就停下來糾正他。第二天，當訃告出現在報紙上時，許多這樣的錯誤事實被刊登了出來。
父親去世前三天，買了一輛新車。他開過一次，也許兩次，當我在葬禮後返回他的房子時，我看見它在車庫裡，已然死去，像某種巨大的夭折的生物。那天稍晚時，我去車庫想一個人待一會兒。我坐在這輛車的方向盤後面，吸入奇怪的新出廠的味道。里程錶顯示六十七英里。那碰巧也是父親的年紀：六十七歲。這短暫的數字使我厭惡。就好像那是生與死之間的距離。就好像一次小小的旅行，比開車去下一個城市遠不了多少。
最大的遺憾：我沒能得到一次機會，在他去世之後看他一眼。很無知地，我想當然地以為葬禮時棺材會是打開的，然而，當它不是開著的時候，做任何事都太晚了。
從未看見他死去時的樣子使我沒能像本來願意的那樣極度痛苦。並不是說他的死由此變得缺少真實感，而是如今，每次我想看它，每次我想觸摸這一現實，我都必須進行一種想像活動。記憶里一無所有。只有一種空。
當墳墓揭開安放棺材時，我注意到一塊厚厚的橙色的樹根伸進洞穴。這對我有一種奇特的安慰作用。有短暫的一瞬間，死這赤裸裸的事實不再隱藏於儀式的詞語和手勢背後。它就在這兒：無法和解，未經修飾，無法把眼睛轉向別處。我父親被降入地下，不久，當棺材逐漸解體，他的身體將幫助我看見過的根提供營養。我覺得這比那天所說所做的其他事情都更有意義。
執行葬禮儀式的拉比就是十九年前主持我的成人儀式的那個男人。上一次見到他時，他還是個鬍子颳得乾乾淨淨的年輕男人。如今他老了，一臉灰色鬍鬚。他不認識我父親，實際上對他一無所知，而就在葬禮儀式開始前半小時，我與他一同坐下，告訴他在致悼詞時要說些什麼。他在小紙片上做了記錄。到了他發表演講的時候，他感情真摯地進行了演說。雖然主題是一個他從來不認識的男人，但看上去就像發自肺腑。在我身後，我能聽見女人啜泣的聲音。他照著我告訴他的話念，幾乎一詞不差。
我意識到很久以前我就開始寫這個故事了，早在父親去世之前。
夜復一夜，在床上輾轉反側，我的眼睛在黑暗裡睜著。無法入眠，無法思考他是如何死去的。我發現自己在床褥中汗流浹背，試圖想像突發心臟病是怎樣的感覺。腎上腺素貫穿我的身體，頭痛欲裂，而我的整個身體好像收縮成胸膛背後的一個微小區域。需要體驗同樣的恐慌，同樣致命的痛。
然後，夜裡有夢，幾乎每一夜。在幾小時前把我驚醒的一個夢裡，我從父親一位女性朋友的十幾歲的女兒那兒得知，她，就是這個女兒，我父親曾使她懷孕。因為她如此年輕，我和妻子同意在孩子出生後撫養他。孩子將是個男孩。所有人都預先知道了這點。
也許，這樣說同樣正確：一旦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