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喜歡那些聰明的小把戲，對能在自己的遊戲里智取全世界的能力引以為豪。在生活最微小層面的小家子氣，既荒謬又令人沮喪。開車的時候，他總是把里程錶斷開，偽造里程數以保證自己得到一個更好的賣價。在家裡，他總會自己做修補工作，而不僱用專業人員。因為他對機械有一種天賦並知道事物運作的原理，他會走古怪的捷徑，使用在手頭的隨便什麼材料，採用魯比·戈德堡 法解決機械和電路問題——而不是花錢用正確的方法去做。
他對永久性的解決方案從來不感興趣。他繼續東修西補，這兒一點，那兒一點，永不讓他的船沉沒，但也一直不給它機會浮起來。
他衣著風格：好像落後了時代二十年。從折扣店貨架上買來的人造革套裝；從地下室廉價品箱子里弄來的無盒裝的鞋。這不僅是他吝嗇的證據，漠視時尚也使他更像一個不怎麼存在於這世界的人。他穿的衣服好像是孤獨的一種表達，一種確認缺席的具體方式。儘管他甚為富裕，有能力買他想要的東西，他看起來卻像一個窮人，一個剛從農場里出來的鄉巴佬。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這稍微改變了一點點。重新成為單身漢很可能令他感到震驚：他意識到假如他想擁有任何形式的社交生活，他就不得不使自己像樣一些。並不是說他出門買了昂貴的衣服，但至少他衣櫥的基調改變了：沉悶的褐色和灰色由亮色所取代，過時的風格讓位於更艷麗更時髦的形象。格子長褲，白鞋，黃色高領毛衣，大搭扣的靴子。但儘管做出了這些努力，他穿這些衣服的時候看起來從不自然。它們不是他個性的組成部分。它令你想到由父母打扮的小男孩。
考慮到他與金錢的古怪關係（他對財富的渴望，對花錢的無能），他在窮人中謀生不知怎麼倒也合適。與他們相比，他擁有巨大的財富。然而，在幾乎一無所有的人們中間過日子，他就能一直看到一幅世上他最害怕的圖景：沒有錢。這使他意識到錢的重要性。他不覺得自己吝嗇——而是敏感，一個知道美元價值的人。他不得不保持警覺。這是唯一一樣把他和貧窮的噩夢隔開的東西。
生意處於巔峰期時，他和兄弟們擁有近百棟房子。他們的地盤是北新澤西可怕的工業區——紐瓦克的澤西市——幾乎他們所有的租客都是黑人。有人說是「貧民窟房東」，但在這件事上這不是個準確或公平的描述。從任何意義上說，他都不是個缺席的房東。他在那兒，他投入的時間之多，哪怕最有原則的員工都會想去罷工。
這工作永遠需要同時應對諸多局面。有房屋的買賣，設備的購置和維修，好幾個修理團隊的管理，租借公寓，監督監管人，聽取租戶的投訴，處理房屋檢查員的來訪，與水電公司的經常聯絡，更不用說要經常去法庭——作為原告和被告都有——起訴欠租，回應違規。所有的事情總是同時發生，同一時間總會有來自十幾個不同方向的攻擊，而只有一個從容應付事務的人不可能搞得定。在任何一天，都不可能做完所有必須做的事。你並非因為完成了工作而回家，而僅僅因為時間已晚而你把時間都用完了。次日所有的麻煩會等著你——還會有些新麻煩。沒完沒了。十五年里，他只休過兩次假。
他對租戶們心腸很軟——允許他們遲付租金，送衣服給他們的孩子，幫助他們找工作——而他們信任他。老人們，因為害怕遭劫，會把他們最值錢的東西交給他，存在他辦公室的保險箱里。在所有的兄弟中，他是人們有麻煩就會去找的那個。沒有人叫他奧斯特先生。他一直是山姆先生。
在他死後我打掃屋子時，我在一個廚房抽屜底下碰巧找到了這封信。在我找到的所有東西里，我最高興的就是找回了這個。它以某種方式把賬做平了，在任何我的腦子偏離事實太遠的時候，它給了我活生生的證明。這封信是寫給「山姆先生」的，筆跡幾乎難以辨認。
1976年4月19日
親愛的山姆，
我知道你收到我的信會大吃一驚。或許首先我最好向你介紹一下我的自己 。我是納什夫人。我是阿爾伯特·格魯佛的嫂子——格魯佛夫人和阿爾伯特住在澤西市松樹街285號很久，班克斯夫人也是我的姐姐。無論，如何 。如果你記得。
你安排好為我的孩子們找一間公寓，我住在約翰斯頓大道327號，就在我姐姐格魯佛夫婦屋子的轉角邊。
不管怎樣我搬走的時候欠了四十美元的租金。這是在1964年但我沒有賺到我欠的這莊重的債 。所以現在，我來還你的錢。感謝你在那時候對我和我的孩子們這麼好。我多麼感激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希望你能夠回憶回 那個時候。所以我從來沒有忘記你。
大約三周之前，我打電話到辦公室但那時不在。希望上帝保佑你。我很少到澤西市來如果我來我會來看你。
不管怎樣我很高興現在來還這筆債。先這樣吧。
真誠地，
JB·納什夫人
還是孩子的時候，我有時會跟他一個個去收租。我太年幼以至於不能理解所看到的東西，但我記得它給我的印象，彷彿正因為我不理解，對這些經驗的原始感知直接進入了我，直到今天它們還在，就像扎入拇指的刺一樣直接。
木屋的過道陰暗而荒涼。每扇門背後，都有一群孩子在光禿禿的公寓里玩耍；都有一個母親在熨衣板前彎著腰，總是悶悶不樂，工作過度，疲倦不堪。最鮮活的是氣味，就好像貧窮不僅僅是缺少金錢，更是一種生理感覺，一種侵入你大腦的惡臭，令人無法思考。每次我和父親走進一幢房子，我都會屏住氣，不敢呼吸，就好像那氣味會來傷害我一樣。每個人總很高興遇見山姆先生的兒子。人們給了我不計其數的微笑，還有很多人會來拍拍我的頭。
有一次，當我稍微長大些時，我記得和他一同驅車在澤西市的一條街上，看見一個男孩穿著一件T恤，我幾個月前也穿過但現在穿不下了。這是件非常容易辨別的T恤，有特別的黃藍條紋，毫無疑問這件衣服曾經是我的。無法解釋地，我感到一種強烈的羞恥感。
更大些時，十三、十四或者十五歲時，有時候我會和他一起做木工、油漆、修理來掙些錢。有一次，在仲夏暴熱的一天，我被安排幫助一個人在屋頂上塗焦油。那人的名字叫喬·萊文（他是個黑人，為了對一位曾在年輕時幫助過他的猶太雜貨商表示感激，他把名字改成了萊文），他是我父親最信任最依賴的工匠。我們把五十多加侖的焦油桶搬上屋頂，並開始用掃帚把那東西塗在表面上。照射在黑色平頂上的陽光暴烈，大約半小時之後我覺得非常暈眩，我在一塊濕的焦油上滑倒摔了下來，碰巧撞在一個打開的桶上，焦油濺得我全身都是。
幾分鐘後當我回到辦公室，我父親被逗得哈哈大笑。我明白這場景很可笑，但我太窘迫了，無法一笑了之。值得慶幸的是，他沒有對我動怒或者取笑我。他大笑，但他大笑的方式也使我大笑。隨後他扔下了手頭的工作，帶我去街對面的伍爾沃斯 ，為我買了一些新衣服。我一下子覺得有可能與他親近了。
幾年之後，生意開始衰落。生意本身並沒有錯，而是生意的性質錯了：在那個特定的時間，在那特定的地點，再也不可能倖存。城市正在解體，看起來誰都不在乎。我父親曾或多或少頗有成就的工作，如今變成了單純的苦工。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厭惡去工作。
惡意破壞財產成了如此嚴重的問題，做任何形式的修理都變成令人泄氣的事。房子里的管道剛裝好，盜賊們就馬上把管子拔出。窗戶經常被打碎，房門被砸開，走道被堵塞，還有火災。同時，房子也不可能變賣了。沒有人想買。處理它們的唯一方法是遺棄它們，讓城市接管。就這樣大筆大筆的錢沒了，整個一生的勞作沒了。最後，當我父親去世時，只剩下了六七幢房子。整個帝國已經解體。
我最後待在澤西市的時候（至少十年前），這地方看起來像個災區，彷彿被匈奴人掠奪過一樣。灰色的，荒涼的街道；到處堆著垃圾；流浪漢們來來回回曳步而行。我父親的辦公室被搶過那麼多次，如今裡面只剩下一些灰色的金屬桌，幾把椅子和三四部電話。甚至連台打字機都沒有，一絲色彩都沒有。不再真的是個工作場所，而是個地獄裡的房間。我坐下望著街對面的銀行。沒有人走出，沒有人進入。僅有的活物是兩隻在台階上交配的流浪狗。
我無法理解他是如何自我恢複、每天又是如何走進那兒的。習慣的力量，或者僅僅是倔強。這不單令人沮喪，還很危險。他好幾次遇襲，有一次襲擊者猛踢他的頭部，使他的聽力遭到永久性的破壞。在他生命的最後四五年里，他的腦子裡總有一種微弱的鳴叫聲，一種永不離去的嗡嗡聲，甚至在睡覺時也有。醫生對此無能為力。
最終，他出門上街時右手總拿著個活動扳手。那時他已超過六十五歲，他不想再冒險。
今天早上我在教丹尼爾如何做炒雞蛋時，我突然想到了兩個句子。
「『如今我想知道』，這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