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現在我比此前十七年都要高興。』星期六下午奧斯特夫人在審判結束後與每一位陪審團成員握手時說。『只要哈里活著，』她對其中一位說道，『我就會擔心。我從未懂得真正的幸福。現在我很遺憾他不得不死在我手裡。現在我就像曾經期待的那樣快樂……』
「當奧斯特夫人離開法庭時，她的女兒前來迎接……還有兩位年齡較小的孩子，他們耐心地在法庭等待判決釋放他們的母親……
「在郡監獄，山姆·奧斯特……儘管他不能理解這一切，說他願意接受十二位陪審團成員的決定……
「『昨天晚上當我聽到判決的時候，』他在周日早晨接受採訪時說，『我倒在了地板上。我不能相信在殺害了我的兄弟、她的丈夫之後她竟然可以被無罪釋放。這對我來說實在太難接受了。我無法理解，但我現在只能放手。我曾經試圖以自己的方式解決，但我失敗了，我現在只能接受法庭所說的一切。』」
次日，他也被釋放了。「『我要回工廠工作去，』奧斯特對地方檢察官說，『一賺到足夠的錢，我會在兄弟的墓前豎一塊墓碑，然後我要把精力用來支持住在奧地利的那個兄弟的孩子們，他在奧地利參軍時陣亡。』
「今天早上的會議透露山姆·奧斯特是奧斯特五兄弟里最小的一個。在世界大戰中，三個男孩加入了奧地利軍隊，他們全部陣亡。」
在關於此案的最後一篇文章的最後一段，報紙報道說，「奧斯特夫人正打算在幾天之內把孩子們接到東部去……人們認為奧斯特夫人採取這項行動是聽取了律師們的意見，他們勸她應該去往一個新家，在一個沒有人知道案情的地方重新開始生活。」
我想，這是個皆大歡喜的結局。至少對於基諾沙的報紙讀者，對於聰明的貝克律師，以及，毫無疑問，對於我的祖母都是如此。當然，對於奧斯特一家的命運，沒有更多的說法。公共記錄隨著他們宣布東遷而告終。
因為父親很少與我談及過去，我對此後的事所知甚少。但根據他提到的少數事情，我對於整個家庭的生活環境能夠形成一個大致的看法。
比如說，他們經常搬家。對我父親而言，一年裡上兩個甚至三個不同的學校並非少見。因為他們沒有錢，生活變成為了賴掉房租和躲債的一連串逃離。一家人本就自我封閉，這種游牧生活更將他們和外界完全隔絕。沒有持久的參照點：沒有可以依靠的家、城市和朋友。只有這家人自己。這幾乎就像在隔離區生活。
我父親曾是家中幼子，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在仰視他的三個哥哥。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大家叫他「小傢伙」。他受哮喘和過敏之苦，在學校成績優秀，在橄欖球隊里打邊鋒，在紐瓦克中心高中田徑隊里跑四百四十碼 。他於大蕭條開始的第一年畢業，去一間法律夜校讀了一兩個學期，然後輟學，就像他的哥哥們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樣。
四兄弟黏在了一起。他們彼此之間幾乎有種中世紀式的忠誠。儘管他們有不同之處，在許多方面甚至並不相互喜歡，我仍然不把他們看作四個獨立的個體，而是看成一個家族，一個四人組的團結景象。他們中的三位——最年輕的三位——最後成了商業夥伴，住在同一個城市，而第四個，僅僅住在兩個城外，也被另外三位拉進了生意。我父親幾乎沒有一天不見他的兄弟們。他的整個人生都是如此：六十多年裡的每一天。
他們的習慣來自彼此，說話時的樣子，小小的手勢，如此相似以至於很難分辨哪一位才是某種態度或想法的始作俑者。我父親的感情是堅定的：他從未說過兄弟們一句壞話。這是又一個「不管他做了什麼而只看他是誰」的例子。如果他的一個兄弟碰巧怠慢了他或者做了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我父親仍然不會加以指責。他是我哥哥，他會說，就好像那解釋了一切。兄弟情誼是首要原則，是無可爭辯的公理，是唯一的信條。一如對上帝的確信，質疑它就是離經叛道。
作為幼子，我父親是四兄弟里最忠誠的，也是最不受他人尊敬的一個。他工作最賣力，對侄子侄女最慷慨大方，然而這些事情從未得到完全認可，更沒有獲得感激。我母親回憶起婚禮那天，在儀式後的派對上，他的一個兄弟竟然提出要和她發生性關係。他會不會真的做出越軌行為是另一回事。但僅僅像那樣挑逗她這一事實就大致說明了他對我父親的感情。人們不會在別人的婚禮上做那種事，即使他是你弟弟。
家族的核心是我祖母，一個猶太優墾媽媽 ，一個終結所有母親的母親。殘忍，執拗，她是老大。是對她的共同忠誠使兄弟們如此親近。即使作為成年人，各有妻兒，他們仍會在每周五晚上到她家晚餐——不帶各自的家庭成員。這是真正重要的關係，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其中必定有一些喜劇性的意味：四個大男人，個個身高超過六英尺，守著一個小而老的女人，她要比他們矮一英尺多。
有一次他們很難得地帶著妻子過來，一位鄰居碰巧進屋，驚訝於如此大的聚會。這是你的家人嗎，奧斯特夫人？他問。是的，她答道，帶著驕傲的笑容。這位是——。這位是——。這位是——。這位是山姆。鄰居有點兒受驚了。那麼這些可愛的夫人們呢，他問，她們是誰？哦，她隨意地揮手答道。那位是——的。那位是——的。那位是——的。那位是山姆的。
基諾沙報紙上描繪的她並非不準確。她為她的孩子們而活。（貝克律師：一個像這樣有五個孩子的女人能到哪兒去？她依賴他們，法官也能看出他們依賴她。）同時，她是個暴君，經常尖叫，歇斯底里地發作。當她生氣時，她會用掃帚打兒子們的頭。她要求忠誠，她得到了。
有一次，我父親送報積攢了十或二十美金的巨款，準備給自己買輛新自行車，他的母親走進了房間，撬開他的小豬儲蓄罐，不帶絲毫歉意地把錢拿走。她需要這些錢來付賬單，而我父親孤立無援，無處訴說他的委屈。當他給我講這個故事，目的不是說明他的母親是如何粗暴對待他的，而是證明家庭利益如何總是高於家庭成員利益的。他或許曾感到不快，但他沒有抱怨。
這就是任性之治。對一個孩子而言，這意味著天可能隨時塌下，意味著他永遠不能確定任何事。因此，他學會了永遠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他自己。總會有人跑來證明他的想法是錯的，來證明這一切都沒有意義。他學會了永不要求太多。
父親和他的母親住在一起，直到他比我現在都大的時候。他是最後一個離開獨自生活的人，他是那個被留下照顧她的人。然而，要說他離不開母親是不對的。他太獨立了，被哥哥們灌輸了太多男子氣概。他對她好，盡責細緻，但也不能說不保持一定距離，一點不任性。他結婚之後，她經常打電話給他，關於這個那個向他發表長篇大論。我的父親會把聽筒放在桌上，走到房間另一端，自己做幾分鐘雜事，然後回到電話旁，把電話拿起來，說些平淡乏味的話讓她知道他在那兒（噢—哦，噢—哦，嗯嗯嗯嗯嗯嗯，對），然後又一次跑開，來來回回，直到她自己說累了。
他的遲鈍有喜劇的一面。而有時這對他很有好處。
我記得有個小小的、乾癟的生物，坐在紐瓦克維誇希克區一所兩居室的前廳，讀著《猶太每日先驅報》。儘管我明白無論何時看見她，我都不得不親吻她，但這樣做依然令我畏縮。她的臉如此皺紋密布，她的皮膚如此殘忍地鬆弛。更糟的是她的味道——我很後來才認出來是樟腦的味道，她一定是把樟腦放在了衣櫃抽屜里，經年累月滲入她衣服的質地中。這種氣味在我腦中與「祖母」的概念形影不離。
我記得，她對我幾乎沒有什麼興趣。唯一一次她給我禮物，是一本二手或者三手的童書，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傳記。我記得我把它從頭到尾讀了，我甚至還能回憶起其中一些章節。比如說，富蘭克林後來的妻子，在初次見到他時嘲笑他——那時他正夾著一個巨大的長棍麵包走在費城大街上。書的封面是藍色的，裡面有很多剪影插圖。那時候我一定只有七八歲。
父親去世後，我發現了一個大衣箱，那衣箱曾經屬於他母親，如今在屋子的地窖中。箱子鎖著，我決定用榔頭和螺絲起子把它撬開，其中或許會有一些被掩埋的秘密，一些失落已久的寶藏。當鐵扣落下、抬起箱蓋時，就在那兒，又一次地整個都是——那種味道，朝我飄來，直截了當的，容易察覺的，那味道彷彿就是我祖母本身。我感覺彷彿剛剛打開她的棺材。
箱子里沒什麼有趣的東西：一套雕刻刀，一堆仿造的珠寶。還有一本硬塑料封面的口袋書，一個帶柄的八角形盒子。我把這東西給了丹尼爾，他立刻就把它當作一個移動車庫，來停放他那小卡車和小汽車組成的車隊。
父親一生都在努力工作。九歲時，他有了第一份工。十八歲時，他與一位兄弟一起做修理收音機的生意。除了受雇為托馬斯·愛迪生實驗室助理的短暫時期（次日他即被解僱，因為愛迪生知道了他是個猶太人），父親一直只為他自己工作。他是位非常苛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