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諾沙，威斯康星州。1911年或1912年。連他自己都不能肯定是哪一天。在一個移民大家庭的混亂狀況中，出生記錄不可能被看得很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五個僥倖活下來的孩子里最小的——一個女孩和四個男孩，全都在八年間出生——他的母親是個嬌小而兇悍的女人，幾乎不會講英文，她維繫著整個家庭。她是女家長，絕對的獨裁者，是位於宇宙中心的原動力。
他的父親在1919年去世，這意味著除了童年初期外，他沒有父親。在我自己的童年時代，他曾給我講了三個關於他父親之死的不同故事。在一個版本里，他死於一次打獵事故。在另一個版本里，他從梯子上摔了下來。在第三個版本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槍殺。我知道這些相互矛盾之處講不通，但想當然地以為這意味著即便我父親也不知道事實。因為事情發生時他太小了——只有七歲——我想他從未獲知確切的故事。但是這也不合情理。他的某個哥哥肯定曾經告訴過他。
然而，我所有的堂兄堂姐們告訴我，他們的父親也對他們做了各不相同的解釋。
沒人談論過祖父。直到數年之前，我從未看見過一張他的照片。就好像整個家庭決定假裝他從未存在過一樣。
在上個月我從父親的房子里找到的那些照片中，有一張早年在基諾沙拍的家庭肖像照。所有的孩子都在。我的父親，一歲不到，坐在他母親的大腿上，另外四個孩子站在她旁邊高高的未修剪的草地上。他們背後有兩棵樹，樹後面有一幢木頭大房子。一個完整的世界彷彿從這張肖像照中顯現：確切的時間，確切的地點，一種無法破壞的過去的感覺。第一次看這張照片時，我注意到照片中間曾被撕開，後來又笨拙地補好，這使背景里的一棵樹怪異地懸在半空。我想當然地以為照片是偶然撕壞的，也沒有多想。然而第二次再看它時，我更加細緻地研究了這條裂縫，發現了一些以前一定是瞎了才沒看見的東西。我看見一個人的指尖緊握著我某個叔叔的軀體；我非常清晰地看見，我其他叔叔並沒有如我起初想的那樣把手放在兄弟的背上，而是擱在一把椅子上，但椅子不見了。然後我意識到了這張照片的奇怪之處：我的祖父被剪掉了。圖像扭曲，是因為其中一部分被刪除了。我的祖父一直坐在他妻子身邊的椅子上，他的一個兒子站在他兩膝之間——而祖父不在那兒。只有他的指尖留了下來：就好像他正努力從某個時間深處的洞穴爬回到照片里似的，就好像他曾被放逐去了另一個維度。
這整件事讓我發抖。
不久前我知道了祖父的死因。如果不是因為一個十足的巧合，真相也許永遠不會揭曉。
1970年，我的一個堂姐和她丈夫一起去歐洲度假。在飛機上，她發現自己身邊坐著一個老人，然後，就像人們經常做的那樣，他們開始聊天消磨時間。結果發現這個男人住在威斯康星州的基諾沙。我堂姐很開心有這樣的巧合，便說起她父親是孩子的時候也住在那兒。出於好奇，這男人問她家族的姓。當她告訴他姓奧斯特時，他的臉發白了。奧斯特？你的祖母是個瘋狂的紅頭髮小婦人，對嗎？是啊，那就是我祖母，我堂姐答。一個有紅頭髮的瘋狂小婦人。
然後他給她講了那個故事。事情發生在五十多年前，然而他依舊記得重要的細節。
當這個男人度假結束回家後，他找到了和這故事相關的報紙文章，他複印了那些報紙，寄給了我堂姐。這是他的信：
1970年6月15日
親愛的——和——：
很高興收到你的信，儘管這事看來頗為複雜，但我相當走運。——弗蘭和我出門去和弗萊德·普隆斯夫婦吃飯，是弗萊德的父親從你家購買了派克大街上的公寓樓。——普隆斯先生大約比我年輕三歲，但他聲稱那個案子（在那時）引起了他很大的興趣，他記得不少細節。——他說你祖父是第一個被葬在基諾沙猶太人公墓的人。——（1919年以前，猶太人在基諾沙沒有公墓，便只好將親人們埋在芝加哥或者密爾沃基。）有了這信息，我不難找到你祖父下葬的墓地。——我能夠確切地指出日期。剩下的都在我抄送給你的複印件里。——
我只請求你永遠別告訴你父親我告訴你的這些信息——我不想讓他在已經痛苦之後再有更多的悲傷……
我希望這能夠稍微解釋你父親在過去這些年裡的行為。
向你們致以最誠摯的問候——
肯和弗蘭
報紙文章在我書桌上。如今書寫它們的時刻到來了，我驚訝地發現自己正竭盡所能拖延這一時刻。整個早晨我都在拖延。我把垃圾拿去倒掉。我在院子里和丹尼爾玩了將近一個小時。我讀了整張報紙——一直讀到春季棒球訓練賽的一行行比分。即使現在，當我寫下我對於寫作的遲疑之時，仍然感到不可思議地焦躁：每隔幾個詞，我會從椅子上突然站起來，在地板上踱步，聆聽外面的風聲吹打著松垮的檐槽。最小的事都能分散我的注意力。
並不是我害怕真相。我甚至不怕說出這個。我祖母謀殺了我祖父。1919年1月23日，離我父親去世正正好好六十年，他的母親在威斯康星州基諾沙弗里蒙特大街的住所廚房裡射殺了他的父親。事實本身並不比預料的更教人不安。困難的是看著這些被印在報紙上——它們未被埋葬，可以說它們從秘密的領域轉化為了公共事件。有二十多篇文章，多數都很長，所有文章都出自《基諾沙新聞晚報》。即使是這種幾乎無法辨認的狀態，即使因為複印件因時間長久和拷貝質量而模糊不清，它們依舊有令人震驚的力量。我推斷它們是那個時代的典型新聞，但那並不能使之少聳人聽聞一些。它們是醜聞和傷感的混合體，因為主角是猶太人而進一步加強——於是這事變得奇怪，幾乎很明顯——這賦予了整個敘述一種狡猾而居高臨下的口氣。然而，就算風格上有些瑕疵，但事實卻在那兒。我不認為它們解釋了所有事情，但毫無疑問，它們解釋了很多。一個孩子不可能絲毫不受影響地經歷這種事情。
在這些文章旁邊，我剛好能夠解讀一些那個時代的小新聞故事，一些與謀殺相比可歸為近乎瑣碎的事件。比如說：從蘭德威爾運河裡找到了羅莎·盧森堡的屍體。比如說：凡爾賽宮和平會談。然後，日復一日，還有以下這些：尤金·德布茲 案；有關卡魯索第一部電影的一條筆記（「情況……被認為極具戲劇性，充滿激動人心的內心吸引力」）；俄國內戰的戰報；卡爾·李卜克內西和其他三十一位斯巴達克思同盟成員的葬禮（「超過五萬人排成五英里長的隊伍遊行。足足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敬獻了花圈。沒有吶喊或歡呼」）；國家禁酒修正案的簽署（「威廉·詹寧斯·布萊安——使葡萄汁聞名天下的人——在那兒露出了微笑」）；由世界產業工人組織成員們領導的、發生在馬薩諸塞州的勞倫斯紡織品工人罷工；「南墨西哥的強盜頭」、艾米里亞諾·薩帕塔之死；溫斯頓·丘吉爾；貝拉·庫恩；列寧尼總理 ［原文如此］；伍德魯·威爾遜；登姆普西 對威拉德。
我通讀了十幾遍關於謀殺的文章。雖然如此，我還是很難相信我沒有夢見過這些事。它們以一種無意識的幻覺力量在我周圍隱約呈現，以與夢境同樣的方式扭曲現實。因為宣告謀殺的巨大標題使世界上那天發生的其他所有事情都顯得渺小，它們賦予這事件某種自我中心式的重要性，就和發生在我們私人生活中的那些事一樣。這幾乎就像被某種無法訴說的恐懼所困的孩子的畫作：最重要的事情總是最大的事情。透視法消失了，讓位於比例——而比例並非由眼睛而是由心靈的要求決定的。
我把這些文章當作歷史來讀。但也作為我自身軀殼的內牆上發現的洞穴繪圖。
第一天的頭條新聞，1月24日，幾乎佔了封面的三分之一。
哈里·奧斯特被殺
妻子被警方拘留
前房地產商
在周四夜晚
在一次關於金錢和女人的家庭爭吵後
被妻子在家中廚房射殺
妻子說丈夫是自殺
死者在頸部和左臀部有子彈傷口
妻子承認射擊用的左輪手槍是
她的財產——九歲的兒子，是這場悲劇的
見證人，他或許能解開這個謎題
根據報紙的說法：「奧斯特不久前與妻子分居，而離婚訴訟仍在基諾沙縣的巡迴法庭懸而未決。他們在金錢問題上有過幾次麻煩。他們也為了奧斯特［字跡無法辨認］與一位年輕女子關係曖昧而爭吵，妻子稱之為『范妮』。人們認為，就在槍擊案發生前，『范妮』捲入了奧斯特及其妻子的麻煩事之中……」
由於我的祖母直到28日才供認，所以對於到底發生了什麼仍舊存疑。我祖父（那時三十六歲）晚上六點回到家，他帶著「幾套衣服」給兩個最年長的孩子，根據證人的說法，「那時候奧斯特夫人正在卧室安頓那個最年輕的孩子山姆上床。山姆［我父親］聲稱那晚他被安置入睡時沒有看見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