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隱形人的畫像 二

三十四歲,結婚。五十二歲,離婚。從某種意義上說,婚姻持續多年;但實際上,它只不過延續短短數日。他從不是已婚男人,也從不是離婚的男人,而是碰巧有一段婚姻插曲的終生單身漢。儘管他並不逃避丈夫的表面責任(他是忠誠的,他供養妻子和孩子,他肩負起所有的責任),但他顯然不勝任這個角色。對此他就是沒有天分。

母親和他結婚時只有二十一歲。在短暫的求愛期里,他品行端正。沒有大膽的企圖,沒有男人興奮時氣喘吁吁的動手動腳。他們偶爾會牽牽手,交換一個禮貌的晚安之吻。洋洋數言,兩人卻從未論及愛情。直到婚禮來臨時,他們也只比陌生人稍微熟悉一點。

不久我母親便意識到她的錯誤。在蜜月結束之前(那次蜜月,在我找到的照片上有完整記錄:比如,他們兩人一起坐在如鏡的湖邊一塊岩石上,身後一道寬闊的陽光一直延伸到陰影中的松樹斜坡,父親的手臂環繞著母親,兩人互相注視,羞怯地微笑,就好像攝影師要求他們把這一刻的姿勢擺得過久),甚至在蜜月結束之前,我母親已經知道這段婚姻不會成功。她哭著跑到她母親那兒,說想要離開他。不知怎麼,她母親成功地說服她回到他身邊,再試一試。然後,就在塵埃落定前,她發現自己懷孕了。突然,要做任何事都已經太晚了。

有時候我會想:在那家接待蜜月旅行者的尼亞加拉瀑布旅館,我是如何被懷上的。並不是說這事在哪兒發生有多重要。而是這樣一種想法:一定曾有一次毫無激情的擁抱,在寒冷的旅館被單下一次盲目的、出於責任的觸摸——這想法使我意識到自身的不確定性。尼亞加拉瀑布。或兩個身體交纏的偶然。然後就有了我,一個隨機的胎兒,就像某支槍管里的莽撞分子,射入了瀑布。

八個多月後,在我母親二十二歲生日的那個早晨,她醒來告訴我父親孩子要生了。瞎說,他說,再過三周才是預產期——隨即便去上班了,車也沒有留給她。

她等待著。想或許他是對的。她又等了一會兒,然後打了個電話給一位妯娌,請求她送她去醫院。我伯母那一整天都陪著母親,每隔幾小時就打電話給父親要他過去。後來他好像說,現在我忙著,事情做完我就過去。

午夜剛過,我來到了世上,屁股先出來,毫無疑問我大聲哭著。

母親等著父親出現,但他直到次日早晨才到達——由他母親陪著,他母親要來視察第七號孫兒。那是一次短暫而不安的訪問,然後又去上班了。

當然,她哭了。畢竟她還年輕,未曾預料到這一切對他而言意味得如此之少。但他永遠不會理解這種事。開始不會,最終也不會。他根本不可能在他所在的地方。因為只要他活著,他就在別處,在這兒和那兒之間。但永遠不會真的在這兒。也永遠不會真的在那兒。

三十年後,同樣的戲劇性場面再度上演。這一次我在場,我親眼見證了一切。

在我自己的兒子出生之後,我曾想:這肯定會讓他高興。難道不是每個男人都樂意成為祖父么?

我曾經希望看他溺愛這孩子,以此向我證明,他畢竟有能力展示某些感情——證明他終究能像其他人那樣動情。而假如他能對他的孫兒表達愛,那麼,這難道不是一種向我表達愛的間接方式嗎?你不會停止渴望獲得父愛,即使在你長大成人後。

然而,人的本性難移。我父親加起來總共就只看了三四次孫子,而且從來都不能將他與日日降生於世的其他孩子區分開來。他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丹尼爾時,丹尼爾只有兩周大。我可以栩栩如生地記起那一天:6月末一個酷熱的星期天,熱浪襲人,鄉村的空氣潮濕灰暗。父親停好車,看著我妻子把孩子放進童車裡小睡,就走過來打招呼。他把頭探入童車十分之一秒,然後起身對她說,「多漂亮的孩子,祝他好運,」然後沒有停下腳步走進屋內。他或許也會這麼談論在超市排隊時遇見的陌生人的孩子。那天餘下的時間裡,他沒有再去看看丹尼爾,哪怕一次也沒有要求抱抱他。

所有這些,只是一個例子。

要進入另一個人的孤獨,我意識到,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真的可以逐漸認識另一個人類,即使是很少的程度,也只能到他願意被了解的程度為止。一個人會說:我覺得冷。或者他什麼都不說,我們會看見他顫抖。不管哪種方式,我們會知道他覺得冷。但假如這個人什麼都不說也不顫抖呢?當一切都無跡可循,當一切都與世隔絕、無影無蹤的時候,人們能做的就只有觀察了。但人們能否從所觀察到的東西里找出意義,則完全是另一個問題。

我不想假定任何事。

他從不談論自己,看上去從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談論的東西。就好像連他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的內心生活。

他無法談論它,所以將之推向沉默。

假如除了沉默一無所有,那麼由我開口說話豈不是太過冒昧?可是:假如除了沉默真的還有什麼的話,我會不會首先感到講話的需要?

我的選擇有限。我可以保持沉默,或者我可以談論那些無法證實的東西。至少,我想擺出事實,儘可能直截了當地說出它們,讓它們說出任何它們不得不說的東西。但即使是事實也不總能講出真相。

表面上他是如此執拗地保持中立,他的行為又如此斷然地墨守成規,以至於他做的任何事都叫人驚訝。人們很難相信有這樣一個人——他缺少感情,對他人的索求又如此之少。如果不存在這樣一個人,那就意味著有另一個人,躲在這個不在的人裡面,於是關鍵就在於,要找到他。條件是他在那兒等著被找到。

從一開始,我就認識到,這方案的核心是失敗。

最早的記憶:他的缺席。在我生命的最初幾年,他會一清早就出門上班,在我醒來之前;而當他回家時,我早就睡了。我是我母親的孩子,我生活在她的軌道里。我是個小月亮,環繞著她那巨大的地球,我是她重力星球里的一顆塵埃,我控制著潮汐、天氣和情感的力量。他總是對她說:別那樣瞎操心,你會寵壞他的。但是我身體不好,她利用這點來解釋她給予我的大量關注。我們一起度過了許多時間,她在她的孤獨中、我在我的胃痙攣里,我們在診所耐心地等人來平息我的胃裡持續不斷的暴動。即使在那時,我也會以某種絕望的方式抓住那些醫生,希望他們能抱住我。似乎從最初開始,我就在尋找父親,瘋狂地尋找與他相似的任何人。

稍後的記憶:一種渴望。雖然我的心智時時會以最小的借口來否認這事實,我仍然固執地繼續期待著那從未給予我的東西——抑或給予得如此少如此隨意,以至於這就像發生在日常經驗範圍之外,發生在一個我一次只能生活幾分鐘的地方。並非因為我覺得他不喜歡我。只是他看上去心不在焉,無法望向我的方向。最主要的是,我希望他能注意我。

任何事,即使最小的事情,也足夠了。怎樣關注呢,舉個例子,有一次星期天全家去一間熱鬧的餐廳而不得不等座時,父親把我帶到外面,掏出一隻網球(從哪兒來的?),並在人行道邊放上一分錢,就開始和我玩遊戲:用網球擊向那一分錢。那時我不過八九歲。

回首往事,沒有更瑣碎的小事了。然而我曾經是局內人、父親曾不經意地與我分享他的倦怠這一事實,就幾乎令我充滿快樂。

更經常的,則是失望。有時候,他看上去變了,略略敞開了心扉,然後突然地,他就不在那兒了。有一次,我成功地說服他帶我去看一場橄欖球比賽(巨人隊對芝加哥紅雀隊,在洋基體育場或保羅球場,我忘了哪個),在第四節比賽中,他突然從座位上站起來說:「現在該走了。」他想「搶在人群前面」,以免陷入交通堵塞。不管我說什麼都不能說服他留下,然後我們就走了,就那樣,當時比賽還熱火朝天地進行著。當我跟隨他從水泥看台拾級而下時有一種荒誕的絕望,更糟的是在停車場,看不見的人群的歡呼聲在我身後咆哮。

你無法相信他會了解你的需要,預見到你可能會有的感覺。你得自己告訴他這一點就先教人掃興了,在一個音符都沒奏響的時候就干擾了夢想中的和諧。然後,即使你真的告訴了他,也不能完全保證他會理解你的意思。

我想起有一天和今天非常相似。一個下著小雨的星期天,屋子裡懶散而安靜:是半速前進的世界。父親在小睡,或剛剛醒來,不知怎麼我也在床上,我們兩個單獨在房間里。給我講個故事。一定是這樣開始的。因為他沒在做任何事,因為他仍在午後的倦怠里昏昏欲睡,他就照我說的做了,毫不耽擱地開始講故事。這一切我記得如此清晰。就好像我剛剛從那個房間里走出來,光線灰暗,床上的被子雜亂,就好像,只要閉上眼睛,我就能隨時回到那個場景。

他給我講在南美洲的光榮歲月。那是個探險故事,充滿致命危險,末路狂奔,以及匪夷所思的命運轉折:帶著大砍刀在叢林突圍,赤手空拳與匪徒搏鬥,在他斷腿的時候打死了那個笨蛋。他的語言華麗繁複,可能是他小時候念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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