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七成的美國人認為辛普森很可能有罪，同時檢方的一些現場證據也說明辛普森的涉案嫌疑。記者也往往會問我，為何要替一位可能有罪的被告作證。我的回答是，「刑事鑒識最重要的是物證，以及現場重建的工作。如果沒有完整的證據，就只能做部分的重建。這個案件就是只能進行部分重建的案件。本案中洛杉磯警察局的刑事化驗室在DNA方面有百分之八十是做對的，但是在其餘部分都有暇疵。嚴謹的科學工作者就是要把所有的疑點報告出來，希望檢方能合理地答覆，而不是去證明被告到底有罪還是無罪，被告是否有罪，還是要由陪審員或法官決定，而不是刑事鑒識人員。」
後來在被害人家屬對辛普森提出的民事訴訟案件中，我拒絕了辯方的邀請，不願再插手。因為辛普森的刑事案件，我耽誤了許多重要事情，我向民事案件的辯護律師表示，該案很不幸成為一場相互不服輸的籃球賽，這場球賽沒完沒了地進行，我決不願意成為其中的一位球員，因為還有其他更有意義的事情要做。
辛普森案件判決後，這一案件馬上成為全美刑事司法界的教材案例。洛杉磯市議會馬上通過法案，增加警察局刑事化驗室的經費及設備，加強訓練刑事鑒識人員，各地的警察局也紛紛邀請我去演講，說明如何避免重蹈洛杉磯警察局的復轍。
在辛普森案件結案的半年後，洛杉磯警察局又重新展開調查，至於當天晚上的命案真相，很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揭曉，也有可能成為永遠無法偵破的懸案。
在九七年底，我被加州的刑事鑒識人員協會邀請擔任年會的主講人，許多與會者都是來自洛杉磯警察局化驗室的鑒識人員。我從辛普森一案談起，談到洛杉磯警察局在處理現場不當之處。在演講前，曾在辛普森案件作證的華裔鑒識人員馮丹尼走上來與我握手，他私下向我透露在辛普森被判無罪後他被各方嘲笑及指責的困擾。
我深深體會到刑事鑒識是個競爭激烈的行業，以往都是白人佔大多數，很少有華裔。近來華裔鑒識人員有增加，素質也很好，但是他們大多屬於基層工作，往往在大案件失敗後替別人背黑鍋。這些華裔鑒識人員大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他們雖然不懂國語，但是卻因為他們的膚色而飽受排擠，或被當成外國人。他們私下都向我表示，因為我是華裔，並且在康州警政廳的刑事化驗室挑大樑，使許多美國人對我們刮目相看。
我在辛普森一案中與馮丹尼有過接觸，知道他是一位十分能幹，十分稱職的鑒識人員。我願意替他打抱不平，在演講會上我向幾百位鑒識人員讚揚了馮丹尼個人的能力，並指出，洛杉磯警察局在辛普森一案的失敗，並非馮丹尼的過錯，而是整個系統，整個管理制度的不當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