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前，我曾多次到法庭替公設辯護律師作證，不過喬安娜是我走馬上任以來首宗重大兇殺案。我們根據物證化驗結果逮捕了羅納，羅納卻堅稱自己無辜，羅納的父母也向報紙記者說，警方並沒有令人信服的人證或物證來逮捕羅納。康州法庭以前也沒有單憑化驗結果起訴嫌犯的前例，因而大陪審團開始傳喚證人時，馬上引起報紙和社會的關注。
在缺乏目擊證人的情況下，大陪審團是否接受檢方的起訴將完全依靠現場勘查檢查結果而定。出庭作證的前一天晚上，我再次將所有的證據鉅細靡遺地審閱一遍，覺得所有化驗方法及結果都符合科學根據，並且完全可靠。
作證當天我穿上筆挺的西裝，打上內人特地為我準備的領帶，提著裝滿案情資料的公事包，一大早就趕到了法庭。
庭警將我帶入一個安靜的房間等候傳喚房間很安靜，我順手桌上的一份地方報紙一看，頭版上赫然有益則新聞，標題為《李博士將在喬安娜焚屍案為檢方作證》，文章並不長，上面說，「中國出生，台灣長大的亨利·李博士，曾在台灣擔任警官。後來赴美深造，隨即於紐海文大學擔任刑事科學。數月前赴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李博士今天將擔任檢方證人向大陪審團提供該案的重要證據…這將是本州首宗科學破案的重大兇殺案。」
文章十分簡短，但卻將我帶到從大陸到台灣的成長歲月。我手握著這張報紙，腦海浮現出童年成長的漫長歲月……
我的祖籍在江蘇省如皋縣，世代在當地經商，生意做得很成功，家裡相當富裕，頗受到當地鄉親的尊敬。父親李浩民繼承家業後，不再甘心自己的生意局限於如皋地區，聽人說大上海灘是一個商機遍地的好地方，他便到上海南通一帶經營石油及日常用品的貿易，生意非常興隆。
父親很疼愛小孩，除了整天在外面忙碌生意家計外，一有空就回家和小孩玩，父親和母親李王岸佛原已生了時個子女，一九三八年我呱呱落地時已是第十一個。很多人都擔心孩子過多家計負擔過重，不過雙親都覺得他們已經習慣帶大了這麼多個孩子，再多一個也不會太累。
等到我一歲多時，我們便舉家從如皋小鎮遷到當時被稱為「花花世界」的上海。雖然上海的大都會環境對我們來自小城鎮的外來人很陌生，但是我們家人口多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大家聚在一起，有說有笑，日子過得很愉快。父親的生意越做越大，我們的生活一直十分舒適，不愁吃穿，母親忙不過來，還請了傭人幫忙。許多同鄉親友到上海投靠我父親，我父親待人很友善，熱心助人，讓他們和我們住在一起，因而進進出出的親朋好友為數眾多。
父親在我們遷往上海後工作更加繁忙，不過他總會抽空教我們識字，他的管教非常嚴格，有時我念錯了字，他就用筷子打我的手掌，因此我在學習時都不敢有半點馬虎，在他回家考我時，我都設法背得滾瓜爛熟。
在上海的日子過得很快眨眼就過了三年到了一九四七年父親擔心戰亂會危及家人的安全及小孩的成長便安排母親帶著我們兄弟姊妹前往台灣，二哥李政宣早幾年已先到台灣經營農場，三哥李昌鋼也隨後在台灣找到一份工程師的工作，他們把我們兄弟姊妹安頓得很好，許多親友也到台灣投靠我們。父親定期從上海帶錢到台灣，家中十分富裕，母親和兄長們也十分慷慨地招待這些親友或同鄉，讓他們住在我們家中真可謂「食客數百」。
記得在我九歲的時候，全家人正喜氣洋洋地備辦著除夕大年夜飯，準備在父親回家後大家一起開心地吃一頓團圓飯。就在這個時候，消息傳來父親搭乘的太平輪出事沉沒，船上及百名乘客全部罹難。剛開始我們都不相信，但是，報紙，電台都陸續報導這一消息，稱這艏運載幾百名乘客及大批黃金的輪船的確在海上出事無人生還。
這一惡耗來得太突然了，我們都不願相信，我從來沒有看過母親如此悲傷，她覺得縱使輪船沉沒，父親仍有可能在輪船沉沒時死裡逃生，便華了大筆錢雇了一架飛機飛到出事的地區四處搜索，但是沒有任何結果。
父親就此與我們永別了，他為我們編織好的在台灣發展的美夢也破滅了，原來投靠我們家的親友同鄉紛紛離開，剩下的是一位從未外出工作過，年過半百的母親，帶著失去丈夫之創痛，在家用所剩不多的情況下，於異鄉陌地里擔負起把十多個未成年子女撫育長大的重擔。
母親是一位性格堅強能吃苦耐勞的女子，在父親罹難後，她擦乾眼淚，承擔起我們這個有十幾張口的大家庭重擔。家裡只有兩個哥哥及兩個姐姐工作，儲蓄又少得可憐。
為了養活這麼多小孩，母親起早摸黑，四處奔波，忙裡忙外填飽我們的肚子，替我們安排學校，有時看到別人都有父親而自己卻沒有，我們心裡都很難過。母親卻將自己的痛苦掩飾起來，開導我們要好好讀書，不要辜負她對我們的期待，也才能安慰父親在天之靈。我們兄弟姐妹也理解到家中的困境，都會設法幫助家務，或到外面打工以補貼家用。
與上海的日子相比，台北的生活簡直是天壤之別，家裡常常缺錢鬧窮，飯都吃不飽，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縫逢補補繼續穿。用電也十分節省，為了省電，我們小孩都圍在一張圓桌上一起看書做功課，睡覺時間一到，得馬上關燈。雖然母親沒有接受過教育，但是她知道父親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儘管忙裡忙外不可開交。但是她一有機會就查問我們的學業。家裡沒有錢，但是如果我們需要文具和學費，母親總是想盡辦法去籌來。當時我們住在桃圓郊區，但上學卻在桃園國小，要走很遠的一段路。記得我入學那一年，學校不允許學生光著腳上學，母親便用省下的錢特意替我買了雙鞋，自從父親過世後我都沒有穿過新鞋，大部份時間都是光著腳，雖然當時家裡很缺錢，但是母親還是挪出家人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替我買了雙新鞋，我知道這雙鞋得之不易，不願意將它穿壞，因此我總是在上學事時光著腳丫提著鞋子走到學校，到了校門口才將鞋子穿上，下午一走出校門又馬上脫下來，提著鞋子光腳走回家。就這樣，別的同學每年都換一雙，而我這雙鞋卻伴隨我很長的日子。
雖然家裡經濟環境很不好，但母親嚴格要求我們一定要讀書，大姊李昌雲，三姊李小楓，四姊李昌婉，六姊李昌萍相繼到大學讀書或持家相夫教子。我母親後來隨同三姊搬到美國，我就留在台北跟四姊李昌婉和姊夫林伯安住。因為我在家中年紀最小，學校成績平平，母親在出國前一再叮囑我要好好讀書，希望我能拿到博士學位，為了不讓她擔心，我就答應她一定會念到博士學位。在我求學的生涯中，我的兄姊均花了很多心血照顧我。四哥李昌鑫，五姊李昌霞，六姊李昌萍及兩個妹妹李昌如與李昌芷，還有兩個侄兒因為年齡相近，所以最談得來。我們都是一同在貧困中長大的兄弟姊妹。
初中剛開始是住在大姐家裡就讀彰化中學，初二轉到強恕中學；畢業後考上大同高中。
在這段時間裡我結識了許多知心朋友，記得當時同班同學吳東明擔任班長，他目前是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劉平衡在班上擔任文藝股長，後來成為著名的畫家。我在班上擔任風紀股長，後來就走上警政這條道路。初中時我很想當一名籃球運動員，一有空就打籃球，雖然當時營養不良，發育緩慢，身材瘦小，但仍想爭取加入籃球隊。教練不想直接拒絕我，便叫我長到一米八以上再來。我知道自己的身材無法突飛猛進，籃球夢難以實現，便漸漸打消了這個念頭，但是，在籃球場上花費的時間也不能挽回了。
等我覺醒到籃球這條路走不通時，我的學業成績以受到影響，學科成績一律平平。只有加倍努力，一九五七年參加升學考試時，表現還不錯，海洋學院(即國立海洋大學的前身)，與淡江英專(淡江大學的前身)兩所學院都錄取了我。我權衡了一下，決定去海洋學院報到。
剛進入海洋學院就讀一個星期，就得知中央警官學校招生，這所培養警官人才的學院首度公開對外招考。這個消息十分吸引我，因為學員除不需要繳交學費外，還可以獲得生活津貼。儘管海洋學院環境不錯，但是我覺得自己的學費及生活開銷給家人帶來太大的壓力，又不能一輩子靠兄姐的幫忙，因此躍躍欲試。
我將自己的想法與家人商量時，他們都全力反對。我十分理解他們的顧慮，一來他們關心我的個人安全，二來以前舊社會的警察形像很差，貪污，欺壓百姓的事情司空見慣。
我向家人解釋道，政府已向外招生，就顯示政府銳意改革警政之決心，而自己也可以透過報考去參與警政廳改革。
儘管家人依然反對，但是我偷偷去申請並參加了招生考試。放榜後，我幸運上榜，成為該學院首批對外招生的二十四期學員之一，該期共招收五十名學員，警校也成為我投身警政的開始。
警官學校生涯
入學第一天，教育長及教官就對新學員訓話，詢問新學員為何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