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帶我繞過街角，往南走過一個街區，來到第十大道一家讓人很難描述的酒館。我記不住它的名字，也無法肯定它確實有個名字。人們可以稱之為「通往戒酒所的最後一站」。
吧台前兩個身穿二手西服的老人在默默對飲。一個四十多歲的西班牙裔男人站在吧台另一頭一邊看報，一邊呷著八盎司酒杯里的紅酒。酒保瘦骨嶙峋，身著T恤和牛仔褲，正盯著一台小黑白電視看，音量開得極小。
德金和我找了張桌子，我去吧台拿我們的飲料。他的是雙份伏特加酒，我的是薑汁汽水。我把它們端回我們的桌子，他瞅瞅我的薑汁汽水沒作聲。這汽水看起來很像蘇格蘭威士忌加蘇打水，顏色差不多。
他喝了些伏特加酒，說：「哇，上帝，真管用。它確實管用。」
我沒吭聲。
「你之前問什麼來著。我們下一步做什麼？你自己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嗎？」
「也許能。」
「我讓我姐新買一台電視機和打字機，再在門上多加幾把鎖，不必費事去報警。達基嫩的案子我們下一步做什麼？我們什麼都不做。」
「我猜到了。」
「我們知道是誰殺了她。」
「錢斯嗎？」
他點點頭。
— 棒槌學堂·E書小組 —
「我覺得他的不在場證據看上去無懈可擊。」
「哦，就像金邊證券一樣可靠，跟被海關扣存的酒一樣穩妥。那又怎樣？他仍有可能作案。給他提供不在場證明的那些人都能為他撒謊。」
「你認為他們在說謊？」
「那倒不是，但我也不敢保證他們沒說謊。不管怎樣，他還可以買兇殺人。我們談過這一點。」
「沒錯。」
「如果是他乾的，他已經脫罪了。因為我們找不出他那些不在場證據的漏洞。如果他買兇殺人，我們也找不出他雇的那個人。除非我們走運。你知道，有時事情真會如此。運氣從天而降。有人在酒吧漏了口風，某個跟他結怨的人把話傳了出去，忽然之間，我們掌握了以前不知道的情況。可即便如此，離把案子整合起來去起訴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況且，我們也不打算在這個案子上花太多精力。」
聽他這麼說我並不驚奇，但不免心裡一沉。我拿起薑汁汽水，呆望著它。
他說：「我這一行一半是要看成功概率。只辦有機會成功的案子，其餘的放到一邊涼快去。你知道這座城裡謀殺率有多高嗎？」
「我知道越來越高。」
「這還用說嗎。逐年增長。各類案件都在逐年攀升，除非我們把一些不那麼嚴重的案件忽略不計，因為人們懶得報案。就像我姐的入室盜竊案。有個無賴跑進你家，結果你只丟失一些錢財。哦，媽的，何必大驚小怪呢，是不是？你還活著就萬幸了。回家祈禱感恩去吧。」
「那金·達基嫩——」
「去他的金·達基嫩吧，」他說，「這麼個愚蠢的小婊子大老遠地跑一千五百英里來賣身，把錢交給黑鬼皮條客，誰在乎是否有人把她大卸八塊？我是說，她為什麼不待在該死的明尼蘇達州？」
「是威斯康星州。」
「我是說威斯康星。但她們大部分都來自明尼蘇達州。」
「我知道。」
「謀殺案過去大約是一年一千起，每個區每天三起。那似乎已經很高了。」
「夠高的了。」
「可現在是那時的兩倍。」他身子前傾，「但那沒什麼，馬修。大部分謀殺案是夫妻間出了問題，或是兩個朋友一起喝酒，其中一個把另一個射死，第二天卻忘得一乾二淨。這種案子的比例一直沒變，跟以前一樣。有所改變的是謀殺陌生人的案件，兇手和被害者互不相識。那種案件的比率表明你的家居環境是否危險。如果只看謀殺陌生人的案件，把其他案件撇到一邊，把謀殺陌生人的案件畫出一個表格，那比例像火箭一樣往上直衝。」
「皇后區有一個拿弓箭的人，」我說，「隔壁的鄰居用點三八手槍把他射死。」
「我看到那條新聞了。跟一條選錯草坪屙屎的狗有關？」
「差不多是這樣。」
「哦，圖表上不會有它的。那兩個傢伙相互認識。」
「沒錯。」
「但都是一回事。人們總是相互殘殺。他們甚至都不停下來考慮考慮，就貿然動手。你離開警界多久了，兩三年？我跟你說，現在比那時要糟得多。」
「我相信。」
「我是說真的。外面簡直就是原始森林，所有的野獸都全副武裝。人人有槍。你知道外面走路的人里有多少人帶槍嗎？那些誠實居民，他們現在必須帶槍防身，所以他們都買了一把，不知道哪一天就用它自殺，或殺死老婆、鄰居。」
「還有個傢伙用弓箭。」
「什麼都一樣。但誰會告訴他不要買槍呢？」
他拍拍肚子上插了一把左輪手槍的武裝帶。
「我必須帶這個，」他說，「這是規定。但我告訴你，我不會不帶槍就到處走動的，我會覺得像沒穿衣服。」
「我過去也跟你一樣。你慢慢會習慣的。」
「你什麼武器都不帶？」
「對。」
「一點都不害怕？」
我走到吧台拿飲料，伏特加給他，薑汁汽水給自己。
我端著飲料回座位後，德金把酒一飲而盡，然後就像漏氣的輪胎一樣嘆氣。他攏起雙手，點燃一根香煙，深深吸了一口，然後又像急於擺脫它似的噴了出去。
「這個該死的城市，」他說。它無可救藥，他說，然後開始告訴我到底有多無可救藥。他曆數整個司法系統的變化，從警察到法庭再到監獄，說它們如何一無是處，如何日漸衰退。你無法逮捕犯人，無法給他定罪，最後也無法把那個狗娘養的關在牢里。
「監獄滿員了，」他說，「所以法官不願判刑太久，假釋部門又提前放人。地區檢察官拿減刑作為交換條件讓犯人認罪，然後辯護律師又把這些罪行辯成無罪。因為法庭日程表排得過滿，而法律又小心翼翼地保護被告權益，就連你拿犯案者的照片讓人辨認都會被反咬一口，因為你沒得到他的許可便使用了他的照片，侵犯了他的公民權。與此同時，警察也日漸減少。警界比十二年前少了一萬人。街上少了一萬名警察！」
「我知道。」
「賊多了一倍，警力少了三分之一，你還會奇怪上街為什麼這麼不安全嗎。你知道嗎？這個城市崩潰了。沒錢付給警察，沒錢讓地鐵繼續運營，沒錢做任何事。整個國家正在漏錢，錢都落在那些該死的阿拉伯人手裡。那些可惡的傢伙用石油換走了卡迪拉克，我們這個國家全毀了。」他站了起來，「輪到我買了。」
「不，我來買。我可以報帳。」
「對了，你有了一個客戶。」
他坐下來。我端著同樣的飲料回來，他問：「你到底喝的什麼東西？」
「薑汁汽水。」
「啊，我看也像。怎麼不來點真的？」
「最近我在戒酒。」
「哦，真的？」
聽到這句話，他的灰眼睛盯著我。他拿起杯子，喝掉了一半，砰地一聲把杯子放回到破舊的木桌上。
「你的主意不錯，」他說，我以為他指的是薑汁汽水，哪知他的話題已轉，「辭職。退出。你知道我想怎樣？我只想再干六年。」
「然後就干滿二十年了？」
「然後就滿二十年了，」他說，「我就能拿到養老金了，然後我就他媽的一走了之。離開這個工作，離開這座該死的城市。佛羅里達，得克薩斯，新墨西哥，找個溫暖、乾燥、清潔的地方。噢，佛羅里達不行，我聽說那兒到處是該死的古巴人，那兒的犯罪率跟這兒不相上下。再說那兒又是毒品轉運站。還有那些瘋狂的哥倫比亞人。你知道他們吧？」
我想起了羅亞爾·沃爾登。
「我認識的一個傢伙說他們還好，」我說，「他說你不騙他們就行。」
「你肯定不敢騙他們。你看到長島那兩個女孩的新聞了嗎？應該是六個月、或八個月之前的事了。姐妹倆，一個十二歲，一個十四歲，人們在一家廢棄加油站的儲藏室里發現了她們，雙手反綁，頭部各中兩槍，用的是小口徑手槍，我想是點二二口徑的，但誰在乎呢？」
他把餘下的酒喝光：「嗯，案子很離奇。沒有強暴，什麼都沒有。像是私刑，但誰會處決兩個十來歲的姐妹呢？嗯，結果案子不查自明，因為一個星期之後，有人闖進她們家殺死她倆的媽媽。我們在廚房發現她，晚餐還在爐子上呢。知道嗎，這一家是哥倫比亞人，父親從事毒品買賣，那是當地除走私翡翠以外最主要的營生了——」
「我還以為他們種了很多咖啡呢。」
「那也許只是幌子而已。我說到哪兒了？關鍵是，一個月之後，那個父親死在哥倫比亞的首都。他騙了某人後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