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法在宗教
在任何宗教討論中，古代或現代，東方或西方，一種方法上的討論是必要的。人不能用一根鐵撬來撬開一個蚌，借用一句聖經的比喻，人也不能帶駱駝通過針孔。一個聰明的醫生不會用一把金鉸剪來切開冠狀動脈，這樣做是不成的。但現代的西方人已嘗試用笛卡兒的邏輯來接近上帝。
今天在宗教上，方法的討論是最重要的。因為現代人心想到宗教時的迷惑，大部分是由於一種方法上的基本錯誤，且可歸因於笛卡兒方法的得勢，以致過度把重心放在以認識理性為首要這方面，這樣對直覺了解的重要性，便產生不適當的概念。巴斯加說：「我不能寬恕笛卡兒。」我也不能。因為在物質知識或事實的科學知識的範圍裡面，用時間、空間、活動及因果關係等種種工具，推理是最好及最沒有問題的。但在重大事情及道德價值的範圍——宗教、愛，及人與人的關係——裡面，這種方法奇怪地和目的不合，而事實上完全不相關。對這兩種不同知識範圍（事實的範圍及道德價值的範圍）的認識是最重要的。因為宗教是讚賞、驚異，及心的崇敬的一種基本態度。它是一種用個人的全意識直覺地了解的天賦才能；一種由於他道德的天性而對宇宙所作的全身反應；而這種直覺的讚賞及了解比數學的推理精妙得多，高尚得多，且屬於一種較高級的了解。科學氣質與宗教氣質的抵觸，就是由於這種方法的亂用，以致於道德知識的範圍被只適於探索自然範圍的方法壓抑。
笛卡兒在假定人類的存在必須透過認識的推理來尋求它的實在的證據上，造成了首要的錯誤。他完全信賴認識的理性，及這種今天仍是近代哲學的基礎方法的優越性，結果造成近代哲學差不多退化為數學的一支，與倫理及道德完全分家，且有點羞於承認上帝為不可思議、不可量度、超過他們的方法所及之領域。因為在科學範圍中，人必須設法避開一切不可量度的東西，而上帝及撒旦，善及惡，都確是不願受公尺的量度。在笛卡兒的方法中，還有較小的錯誤及缺點，因為甚至在科學中，對全局及對「物之適」合理的衡量，也是科學思想日常程序的主要部分。肉眼看不到的，必須用心眼來看，否則科學家不會有任何進步。而笛卡兒在完全不許可心物的分離上，造成第二種錯誤，成為當代科學中日益難以防守的理論。
中國人在許久以前已在宗教中完全摒棄邏輯那個方式，我相信是由於第二本能。如我們所已知，佛教禪宗的發展，是以不信任邏輯的分析為根據，而在笛卡兒推理方法之下受教育的西方人，覺得禪宗很難了解。基督教最令東方人震驚的是，差不多所有基督教神學，都對宗教作學院式的研究。那錯誤幾乎是難以相信的，但在一個以理性為首要多過以感情及人的全意識為首要的世界中，這種錯誤甚至不為人所發覺及被忽視。科學方法並沒有錯，但它完全不適用於宗教的範圍。人常想用有限的文字來為無限下定義，像談論物質的東西一樣談論靈性的東西，而不知道他所處理的題目的性質。
我常對那些硬拖科學來維護宗教的人懷疑。熱心宗教的人喜歡從自然科學找出一點點證據來支持他們的古代信仰。這是一種來自尊重科學威望的習慣，而這種威望是完全應得的威望。但熱心宗教者，不支持以人的全意識為首要，常喜歡竊取一點自然科學的碎屑，或自然科學家的承認。以為只要像賣藥品的人，用沙啞的聲音高喊：「四個醫生有三個推薦……」民眾就必然被感動，因此賣葯的必須高喊他的貨品。不，宗教不能屈膝去乞求科學的臨床證據，它應有更多的自尊心。科學的武器是顯微鏡；宗教知識的武器，是人心低沈輕柔的聲音及熱情。是一種用直覺的能力來猜測真理的微妙警覺。但近代人缺乏的剛好就是這種技巧及機警。
因此。在現代世界中，關於宗教的思想惶惑不安。因此假定有一種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鬥爭，而這種鬥爭其實只有意或無意地存在於曾受教育的人們心中，存在於笛卡兒信徒的心中，或存在於學院式的推理方法之中。
就全體而論，中國人與西方思想方法之間最特別的差異可用下表來表示：
海涅在他的「遊記」「Reisebilder」中，給關於上帝及宗教的爭辯畫了一幅有趣的漫畫。
當烤肉烤得太壞的時候，我們爭論上帝的存在。但我們的好上帝常是有權威的。在這裡進餐的人只有三個有無神論的傾向；但如果我們最少有好的干乳酪來做餐後點心，這幾個人甚至也會動搖。最熱心的有神論者是小參孫，而當他和瘦長的范彼德辯論上帝的存在時，他有時變成十分激動，在房子里走來走去，不斷地呼喊：「上帝知道，這是不對的！」瘦長的范彼德，一個瘦小的法國人，他的心靈平靜的像是荷蘭運河裡面的水，而他的話拖曳到像拖船一樣懶慢，在他曾在雷敦勤勉學過的德國哲學中抽出他的論據。他笑那些把一個人格的存在歸於上帝的人頭腦狹隘。他甚至控告他們侮辱，因為他們賦給上帝智慧、公道、仁愛，及其它同樣屬於人類而完全不適合上帝的德性；他們在一條只適於觀察人類性質的路上走，而把上帝視為人類的愚昧、不公平及仇恨的對比。但當范彼德申述他泛神論的觀點時，他被肥胖的斐希丁阻擾。斐希丁堅決地指摘他的散布在整個自然中上帝的模糊概念為錯誤，因為這等於說上帝是存在空間中。……其實人想及上帝時，必須把他抽離一切實在，而不將他想像為一個占空間的形式，只是一種事情的秩序。上帝不是存在，純是動力——一個形而上世界秩序的原素。
聽了這些話，小參孫因憤怒而忘形，甚至更瘋狂地在房子里走來走去，更大聲地喊：「上帝！呵，上帝！上帝知道，這是不對的！呵，上帝！」我相信如果他的手臂不是這般瘦，他會為上帝的光榮而毆打肥胖的斐希丁。好像他有時真想襲擊他，而那個肥傢伙拿著小參孫的兩隻小臂，溫和地捉住他，沒有把他的煙斗從他的唇上拿開，溫和地申述他的見解，偶然把他空洞的論據連同他的煙噴在小參孫的面上，於是那個小人兒差不多被煙及憤怒所窒息，更可憐地哀鳴：「呵，上帝！呵，上帝！」
但上帝並不來援助他。雖然他是這般勇敢地維護他的道。
這是為神性而辯爭的無用之一例。這些學者的大膽評論有什麼價值？一個徹頭徹尾的物質主義者，看見這三個宗教學生在咖啡廳里辯論，三個大抵是變形蟲後裔的小心靈辯爭上帝的性質及性格的情景，必然覺得是一種奇觀，十分有趣且可激發思想。但可注意的是上帝永不會來解救，而每一個有意識的人都知道這三個傢伙永遠得不到什麼結論。
重要的是，那三個宗教學生的情形，和主後四世紀辯論雅典信條時的情形，仍沒有什麼兩樣。當時沒有煙吹在別人的面上，但每一個都像范彼德或參孫一樣絕望地相信自己。他們所想做的是把三位一體的三個分子放入一種邏輯的關係，一個對於主教甚有價值的論題。他們同意的第一點是這三個上帝的成份是三個個體（Person）而只有一個「本質」，一句在談及上帝時是有點可笑，但我們必須承認是有哲學意義的話。甚至「Person」（個體）一字立刻牽涉到用人類的名詞來界說神。最大的辯論是三位一體三個分子之間的分別。那是一個多麼迷人的論題！所有三個分子都不是被造的。但是最困難的地方是分別三位一體中的兩個分子和父神之間的邏輯的關係，而它最後決定聖子不是被造的，是父所「生」的，而「聖靈」既不是被造的，也不是「生」的，只是從父而「出」的，用滅亡來威脅那些壞到不能同意此說的人。當大家同意「聖靈」只是「出」的時候，辯論便環繞著它究竟是直接從父而出，抑或透過子而出。就在這個學院式的針尖上，東方希臘正教會離開羅馬迦特力教會，而在十一世紀，羅馬教皇及希臘正教的大主教都為上帝的光榮而互相驅逐別人出教會。如果這不是不敬上帝，什麼才是？
二、現在的姿態
事實上宗教思想的混亂，並非完全由於笛卡兒所推行的方法，而是原來就是學院式的。只有那些有太多時間、安全，及酒的修道士們，才能產生出這樣一個有腦筋的孩子。宗教對於無數人有無數意義，故宗教信仰現在的情形。是容許人在態度及意見上有廣泛的差異。威廉·詹姆士在他「宗教經驗的種種」的講學中，會給我們一幅各種不同宗教設施及信仰的複雜圖畫，其中包括某些很荒謬的。在所謂宗教信仰及意見的繁茂叢林中，一切謬見，弗朗西斯·培根的「四個偶像」，都被介紹了。一切偏見（種族的偶像），例如上帝必然是一種人性的存在，一個神人同性的上帝的觀念；一切和個人或國家的成見相符的信仰（洞穴的偶像），例如做一個基督徒和做一個白人，事實上有同樣意義的流行習慣；一切言辭的虛構及混亂（市場的偶像）；及一切以人造的哲學系統為根據的不合理的教條（舞台的偶像），例如加爾文的「完全墮落」的教義。
聖經提供我們的一些耶穌同代人態度事例，今天仍然隨處可見。第一是希律王的女兒撒羅米的態度。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