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般人對「宗教」一詞的概念而論，中國人可說都是佛教徒。佛教是一個民間的宗教，而所謂民間的宗教，我的意思是指它有一個教會及一個信仰系統，這包括廟宇及修道院，祭師，天堂及地獄，禱告及崇拜，一種從現世的「痛苦」及「無常」得救的方法，一種聖徒與天使的完美聖秩制度（菩薩及阿羅漢），及不少男神及女神（佛及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還有一個主張仁慈不自私，否定世界種種繁華；教人苦修、壓抑一切罪惡的慾望，及堅苦的自我剋制、自我訓練的信仰系統。佛教在現在的形式中具備一切。
在與佛教的競爭中，道教崛興，想同樣提供許多神祇和精靈鬼怪，及一個道教的不朽的天堂，甚至想做到把某些印度神祇也兼收並蓄來勝過它。雖然中國學者是一個卑視道教及佛教二者為絕對迷信的階級，但佛教的哲學有一套精美的形而上學的基本系統，贏得中國學者的尊重，而讓道教漸漸降低，成為書符念咒，遂鬼驅魔的術士。在我故鄉，我曾看到一種最低級的形式，用飲一碗「咒水」來醫胃痛，那咒水是一碗清水，和一張上面寫滿了玄秘的符號的紙。道教最重要的貢獻，是第三世紀鍊金術的發展。他們找尋「哲學家的石頭」，目的有二，一是找尋不老的良藥，一是較為實際及有商業價值的，就是把那些賤價的金屬變為黃金。這種「科學」，後來由阿拉伯人傳至歐洲。
中國宗教是不排除異己的，這和基督教不同。大多數中國人如果有人問他屬於什麼宗教，他將會迷惑而不知所答。沒有教區，也沒有教徒的名冊，就是出生名冊也是由政府機關設置才有。沒有一個家庭是純粹地佛教的、道教的或儒教的。信仰的路線經過一個家庭，有點像政黨在一個美國家庭一樣。或者也有一種情形，妻子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為許下某種願而在佛前持齋一月或一年，而她的丈夫，是一個儒家的學者，寬容她。
佛教是對古代中國思想唯一心智上外來的影響，這是因為有一個我在上文已說過的好理由。佛教有一個正確的，有時太複雜的形而上學系統為中國學者所愛好。但無論學者階級怎樣想法，中國人民卻需要一個流行的宗教，要有神祇來向他禱告，有一個天堂來盼望；在較高尚的意識中，他們也需要罪惡的懺悔，從痛苦、疾病、仇恨、貧乏，及死亡中拯救出來的方法。佛教藉平民進入中國，有時則藉朝廷中的男人或女人。直到那些學者不能不面對及考慮它時，它沒有侵犯到中國的學者階級。
簡言之，佛教進入中國取道中亞細亞，經過帕米爾高原進入中國的西北。每一個中國暴君，由建築長城的秦始皇開始都希望長生。他們達到地上權勢的顛峰之後，便想長生不死。有些想渡過中國海去尋取長生藥，有些則從中國土爾其斯坦渡過帕米爾高原。當佛教在第一世紀被介紹進入中國時（按照某些中國記載，大抵是在主後一年，雖然沒有確實日期），佛教已在印度的大部分及中亞細亞很興盛，特別是在阿蘇卡王統治之下（主後二七二至二三一年，摩利亞帝國的皇帝）。一個中國皇帝正式派遣一位使者去西域，在主後六十五年把佛經帶回，但為佛教在中國民間廣布開路的，是在四世紀、五世紀及六世紀約五胡對中國北方的佔領。某些龍門及雲崗的偉大雕刻品是始於那個時代。主後四百年，大部分中國北方的中國家庭都已成為佛教徒。中國和尚法顯在主後三九九年到印度去，而在十五年後把佛經帶回來。印度和尚鳩摩羅什——佛經最早的翻譯者，在主後四○五年被中國西北一個王國的統治者立為國師，而他的工作在中國流行宗教中，結出永恆的果實。六世紀左右，佛教已廣布在整個中國，雖然短期間有來自儒家學者或某些統治者的迫害，它已表露出自己是一個龐大的勢力。從印度出發，蔓延至錫蘭、緬甸、暹羅、阿富汗、土耳其斯坦、西藏、中國，且遠至高麗。從五一七年至六一八年的一百年間，佛教大藏經已經出版了五種版本。且在六世紀最初二十年間，傳說最多的達摩取道錫蘭來中國成為禪宗的始祖，一位著名的皇帝梁武帝，曾兩度剃髮為僧，由他的朝臣們苦勸才不情願的離開和尚寺。
對佛教的翻譯及研究在第六世紀奠定了基礎。想把大乘和小乘作具體表現的著名天台宗在這個世紀作了有系統的說明。然後在第七世紀，哲學的華嚴派建立（現在應用的華嚴經版本，是由自大狂的武則天女皇下令作第三次翻譯，在主後六九九年完成。武則天僭稱佛身臨凡，而偽造一部佛經來支持它）。同時最著名的中國譯經者唐三藏，曾到阿富汗及印度十六年，於主後六四五年帶了六百五十七部佛經回國。這些佛經，他花了一生光陰和他的助手在朝廷的資助之下譯成中文。同時在這個世紀，有很多日本學生來到唐朝的京城長安研究佛教，且把佛學帶回日本（佛教已經由高麗滲入日本）。接近主後八百年的時候，十個佛教宗派已經完成，其中八個屬於大乘，兩個屬於小乘。小乘宗派（以巴利語為基礎），或初期的，或古典的佛教在十世紀完全絕跡，不能與能引起大眾興趣的大乘宗派相競爭，尤其是溯源於鳩摩羅什的「凈土宗」。
這種發展的結果，在哲學方面與起了天台宗，我可稱它為歷史學派。它想調解大乘和小乘的不同解釋，認為都是表達佛教的同一真理。華嚴宗有一大堆聖詩及禱文，但這些東西在其把一切東西及本性併入於太初「一」的基本教義上，清楚顯示出老子及莊子的影響。最重要的是，禪宗的原則可以直接溯源於莊子，而本質上是中國精神的產品，特別是莊子的幽默和對邏輯的否定，在佛教哲學之下發生作用。在民間方面，有一個上文已經談及的凈土宗，民間十分需要它。民間的想像力特別被一位男菩薩觀世音所抓住。這位菩薩為人生的苦難所感，自願不進入涅槳的幸福，回到人間直至把眾生救盡為止。他然後變形為一個女神觀音（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女神），成為中國最流行的女神。（比較亨利·亞當在「Mont-Saint-Michel and Chartres」一書中，十一至十三世紀同樣的崇拜在歐洲發展的研究。）自此之後，觀音對群眾想像力的把握，因為她的慈悲，成為無可抗禦。我們必須提及念魔咒及作近乎降神術表演的真言宗。它在西藏及青海（班禪及達賴）有堅固的立足點，不能予以輕視，因為它是一個活的勢力，有保持完整的修道院教育與訓練——一般來說比中國其它部分的流行佛教保存得好得多。
所有這些話，我不是談及在藝術及雕刻上佛教對中國的影響，而是談及它對中國哲學的影響，並且反過來談及中國人把佛教演變成合乎他自己天性的情形。我在上文曾提及佛教形上學封宋朝新儒學者的影響，（主後九六○至一二七六）佛教哲學繼續改變中國人心，直至儒學家為繼續存在起見，不得不考慮它且和它和解。雖然儒家的正統派常常攻擊佛教為一種「外國」進口的宗教，佛教加深了中國的哲學且領導它注重意識、實在及心的問題。
新儒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孟子的作品，禮記中的兩篇：大學與中庸，連同論語，合為給中國每個學童誦讀的四書。第一本書「大學」，是以這幾句話開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如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所有這些話，其中有令人驚異的佛教含義。那個「止」字和天台宗用來簡括說明它首要教義的是同一個字。「至善」，朱熹用佛教的方式解釋為「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也」。後來在「致知」的討論上，朱熹藉經文顯然有缺漏的機會，放入一點十二世紀宋儒的形而上學：「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之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這顯然是那些中國的儒家學者為佛教哲學所排斥，而被激刺起去找尋同樣的東西。在「大學與中庸章句」的序言上（寫於一一八九年二月及三月）朱熹特別提到佛教思想的存在：「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某些程氏二子的門徒）「倍其師說，淫於老佛者……」這就是佛教對於儒家所做的事。
但在佛教的形而上學中，有什麼東西這般使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不尊重，且開啟了他們的眼呢？所發生的情形是釋迦牟尼曾對意識及實體實行無情的測驗，而這是笛卡兒及康德後來在那裡停止的。如果笛卡兒曾說：「我感覺，故我在」，他是一個莊子（但我覺得「沒有一個人曾感覺到它們」，這是情感），或是惠特曼（我就是我）。但為什麼笛卡兒要相信或證明它的存在呢？如果他曾懷疑那個能感覺的心或「能令人信服的理性」而再向前推進，他使可能已登岸在佛的殿堂。笛卡兒信任那個能感覺的心，佛卻猛烈地懷疑它。
楞嚴經是一本哲學的傑作，一本披露在康德理想主義之前的冗長作品，在其中空間範疇的本身已被較高的心，或本心，或「佛心」所消滅。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我已編入「中國及印度的智慧」中長達五萬字的摘錄。這裡是整個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