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默森說：「亞里士多德及柏拉圖被公認為兩學派可敬的領袖。一個聰明人將會看出亞里士多德已柏拉圖化……我們永不能退得這樣遠，妨礙另一種更高的見解產生。」人們可以說我在前面一章中已把孔子柏拉圖化，表示儒家並非全無一種較高的見解。在陸九淵（一一三九年至一一九二年）的新儒學派中，甚至在康德及黑格爾之前七個世紀，已發展成一嚴格的「形而上的理想主義」，「天地可廢，理不可廢」。
每次我想寫點東西來談及著作《道德經》的老子，我都讀一點埃默森來使我自己有適當的心境，但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表現方法或風格的相似。老子充滿似非而是的雋語；埃默森則只偶然如此。埃默森的金塊散布在他光亮較少長文的碎石中，老子則把他深奧的智慧擠入光輝密集的五千宇裡面。從來沒有一個思想家用這麼少的字來具體表現一種哲學的全貌，且曾對一個民族的思想有這麼大的影響。也不是因為他們思想的內容有某些相似點，雖然在埃默森的「談循環」及「談報酬」那些散文中，有許多處談及道家。倒不如說是因為埃默森，像老子一樣，能給人的靈魂以一種刺激，每一個在大學裡的青年都必然曾經驗過這種刺激。我常常會記起埃默森那句話：「我是懷疑者及可懷疑者。」有時一個心靈在確實的知識範圍以外摸索某些東西，像在月光之下亞熱帶的珊瑚礁登陸，熱得令人窒息，不知是什麼風在吹著。讀埃默森有點像站在一個大雕刻家之前，看他在花崗石上鑿他的字，濺出火星。讀孟達尼則像看一個犁田的人在遠處工作，因為他永不會傷到你。但你若太接近埃默森，有時會有一塊碎片飛到你的面上，使你尖叫起來——你有一種參與創造程序本身之感。你必須注意他第二次是在那個地方下鑿。你出乎意料之外地覺得自己的心漫遊到某一新方向。約翰·查蒲蔓有某些同樣性質的東西。埃默森令人激動，但不令人安慰，這是你所以不能長讀埃默森的理由。因為讀書是想被激動又想得安慰。我寧願讀桑塔亞那的「英國的獨白」。
以上一切是想說明讀老子會有什麼樣的感覺。這是老子曾給我的那種震擊，尤其是道家思想偉大的代表者莊子的震擊。我們在這裡所有的是一種思想系統，而這種思想系統把我們擊出正當的思想及觀念。孔子曾是很正當的，關心人類的一切責任，要人做一個好父親及一個好兒子，而用一切道德來網羅一個人成為一個好公民。我們承認一切都走出於良知。但有一種危險，我們老實的公民可能變為太老實，於是對一切思想、一切奇怪的幻想、一切對真理的瞥見都無緣了。難道要在人身上注入一個這般死的靈魂，使他除了想做一個好父親或好兒子之外，永不會想及做其它的事嗎？一個人還清了債務，把兒女送入市內最好的學校之後，永不會問我是誰及我已成為什麼嗎？人是真的滿意，抑或在他心的深處某些人所不知的地方起了疑心呢？我是懷疑者及可懷疑者。我是誰？這個世界怎麼開始？世界之外還有什麼？真的，儘管人對責任有誠實的良心，但有時也有一種潛伏的慾望想探索世界之外，大膽地跳進黑暗的空虛中，問及一兩個關於上帝本身的問題。孔子讓自己的心靈和上帝本身保持距離。孔子憑著良知說：「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自己是這樣做。他常本著良知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些話是無法令一個仍然被逼要跳出這種「可知」的知識的範圍，而寧冒痛苦或失敗的危險去追求未知的人滿意的。它也不能使我滿意。
據說老子會給孔子忠告，當時他以為是一個青年人來向他求教。「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這是老子給中國的貢獻。他所給的是中國的思想方面，而他們多麼需要它！誠懇地洗擦你自己，除去你一切仁義的德性；你就可以得救。耶穌所說「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事實上是同樣的東西。有時人能忍受這種洗禮，除去好公民的自義的德性，且把靈魂普遍地清潔一番而一切從頭做起。埃默森說：「我不讓一切事情安定。」且進一步說：「人們想安定，但只有不安定才是他們的希望所在。」世上永遠沒有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不在人心中造成「不安定」的印象且或多或少強使價值全盤顛倒。一個教師愈使人的自滿自足心感到不安定，他的影響力愈大。
老子的影響是大的，因為他充實了孔子積極主義及常識所留下的空虛。以心靈及才智而論，老子比孔子有較大的深度。如果中國只產生一個孔子，而沒有他靈性上的對手老子，我將為中國的思想感到慚愧；正如我為雅典不但產生一個亞里士多德而同時有一個柏拉圖而感到欣慰。以一個哲學家而論，柏拉圖較為危險，較為投機；而亞里士多德則較為穩健及合理。但一個國家二者都能用，事實上也二者都需要。在一個家庭里必須有一個馬大也必須有一個馬利亞，雖然我知道馬利亞是一個較差的廚師而且衣服不大整潔。
道家及儒家是中國人靈魂的兩面，而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人雖然是好商人，但他們永不是一個小店主們的國家。什麼使中國人成為哲學的？不是孔子，而是老子。誰製作廣傳在中國民間思想中最好的格言？不是孔子，而是老子。我知道中國人素以具有哲學味兒著名，因為他們把生活看得很輕鬆，無憂無慮。孔子永沒有教人把生活看得輕鬆，倒不如說他教人用一種德國人的極端嚴肅和懇切的決心來生活。但在中國人的靈魂中常有來自老子的深思，及可怕的、沉默的忍耐力，對權威的緘口順服，定意忍受一切痛苦，枯坐以待任何暴君自斃的偉大的無抵抗，無論這些暴君的勢力是多麼大。因為老子是世界上第一個深藏不露的哲學家，教人用質柔如水的力量。外國人談到「中國佬」，常想起一幅真正哲學家深思熟慮的面容，半開闔的眼，冷淡的、沉默的表情，他們並沒有錯。所有這些都是來自道家，雖然我必須指出那種和「中國佬」的名稱聯結在一起的冷淡的、懶散的面容，不一定是真正哲學家的面容。有時人看見一些沒精打採的人站在中國區的街角上，給人以時間突然停止進行的印象，而相信他已看見一個哲學家的國家在堅忍地看望著這個忙忙碌碌世界的進行。但實際上即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那種面容可能只不過是一張營養不足的面容。單是身或心的獃滯，不能使人成為一個哲學家。
正如我曾說的，道家與儒家，不過是中國人靈魂的兩面，其一是屬於活動的，有為的，相信的一面；其一是屬於靜觀的，懷疑的，驚異的，使生活籠罩著一種如夢性質的一面。這樣是很好的。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驚異之心，也的確是人皆有之。人除了思想的權利之外，還有驚異的權利；雖然可說沒有事情值得驚異，或人可能不能了解在世界以外的事情。但這種驚異心的運用已經是一種解放。甚至一隻小狗對主人的舉動也會很明顯的表示訝異，難道人沒有對藍色天空以外的驚異心？沒有得到任何結論，總比完全沒有驚異心好。
道家適應人們這種驚異的需要，用莊子的話來說，給人以讓他的心自由地「游於無何有之鄉」的權利。奧立弗·克林威爾說過一句名言：「當一個人不知道往那裡去的時候，是他升得最高的時候。」克林威爾那句話有莊子味。
道家和儒家不過是在民族的靈魂中交替的情調。每一個中國人當他成功的時候，是一個好儒家；當他為艱難及失敗所圍困的時候，是一個道家。人的失敗多過成功，甚至那些表面上成功的人，午夜自思，也有他們自己秘密的疑慮；因此道家的影響，比儒家更常發生作用。那些被踢出辦公室的官員，立即來到一個溫泉，和他的兒女共同遊戲，且對自己說：「我再是一個自由人了！多麼奇妙！這才是上帝所為人安排的生活。」這位官員，當他是一個重要的內政部長的時候，可能常常忍受失眠之苦，現在他睡得很好，因為他是睡在道家的天地裡面。我曾在別的地方說過：「官員像孔子，而作家及詩人像老子及莊子，而當那些作家及詩人成為官員時，他們表面上像孔子，骨子裡則仍是老子及莊子。」
據傳說老子是孔子同代人，大約比孔子長二十歲左右。但孔子同時是佛的同代人。情形如下表：
這三個東方思想的創立者同生於主前六世紀，且差不多同住在其中二十年之間。當我們處理這些出生年代時，必須提及莊子是孟子及柏拉圖的同代人。莊子對於老子像孟子對於孔子，柏拉圖對於蘇格拉底，及聖保羅對於耶穌。在每一種情形之下，都是老師寫得很少，或者完全沒有，而來了一個寫出長篇大論，且有時寫得很漂亮，及完全不介意寫作的門徒。他們的出生日期如下列表：
莊子及孟子都見過梁國和齊國的國君，但二者都沒有在他們的作品中提及。他們的關係略如下面用世紀來表示的表：
對於老子及莊子，我們知道得很少。老子顯然出生在一個官吏的家庭，是周朝的藏室史官。在他中年的時候，辭去他的職務。當他在歸隱的途中經過通往中國西北的重要關口時，傳說有一個向來欽佩他的守關官吏請求他留下他的智慧給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