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曾幫助我解纜離開我的停泊處，而把我推進懷疑的海中。也許沒有辜鴻銘，我也會回到國家的思想主流；因為沒有一個有研究精神的中國人，能以長期逗留在對中國學問的一知半解為滿意。發現一個人自己國家的歷史及遺產的呼聲是一種從深處發出來的渴求。在中國語言的字眼裡面有某些東西，雖然看不見但卻有力地改變人的思想方式。思想方式、概念、意象、每句話的音調，在英語與中國話之間是如此不同。說英語時，人們用英國的方式來思想；而用中國話來說話時，人不免用中國的方式來思想。如果我在一個早上寫兩篇題目相同、見解相同的文章，一篇是用英文寫，一篇用中文寫，這兩篇文章自己會現出不同來，因為思想之流隨著不同的意象、引述及聯想，會自動地導入不同的途徑。人並不是因為他想而說話，而是因為他說話、因為他有字句來玩弄而想，思想只是了解說話而已。當一個人說一種不同的言語的時候，概念的本身披上了不同的衣服及膚色，因為那些字句有不同的音色及不同的聯想。因此，研究中文，我開始像一個中國人這樣想；而像一個中國人這樣想，我便差不多本能地了解及接受某些真理及意象，在中文和英文兩種這樣不同的語文中間跳是有點奇怪。我的英文嘲笑中文單音字是光滑、發光的圓石；而我的中文承認英文思想具有較大的明定性及準確性，但仍笑它是可疑抽象的雜碎。
我必須說，中國人對抽象的觀念沒有胃口。中國的語言就好像女人的閑聊，每一樁事情不是爬，就是走，不是嫁出去，就是要回來。中國人的抽象觀念，遵守中國人實在思想的規律，常是兩種實在性質的混合，因此大小代表「面積」（那顆鑽石大小如何？），長短代表「長度」，而輕重代表「重量」。更令人不可解的，代表「物」的常用字是「東西」（你在冰箱里有沒有可吃的東西？）。嚴格的哲學概念，「正」、「義」、「忠」、「利」，都是深奧的單音字，且需傾向於彼此相似。以是與非為例，它把真與假、對與錯兩種相對的觀念併合起來，區域的界線是消滅了；還有心與頭腦的分離成為二而一的東西，當一個中國人承認他們用他們的心來思想（我在我的肚子里想，有時我在我的心裡想）的時候。那個「心」字是同時指心腸及頭腦，因此中國人在他們的思想中是情感的。聖經的「腸」（bowels）字和它最為相近。 克倫威爾在一六五○年寫信給蘇格蘭教會會員大會說：「我以基督的『腸』（愛心）懇求你們考慮你們是否可能有錯。」因此，中國人的思想中甚少抽象概念，或者根本沒有，他們從來沒有離開生活的範圍，沒有沉溺於抽象推論過程太久的危險。人，像是一條鯨魚，必須升上海面來呼吸自由的空氣，偶然瞥望一下雲彩及天空。
這種思想的結果之一是在中國哲學中沒有理論的術語，沒有專門傳達思想的暗號，沒有「群眾」知識與科學知識之間的分別。用一種普通人所能懂的語文來為關於哲學的文章，永不會是一件丟面子的事。中國的學者並不以知識「大眾化」為恥。據說柏拉圖寫了兩本哲學書，其一是專家的，其一是通俗的，後來那本專家本幸而散失，因此近代讀者可以享受柏拉圖對話錄的明朗。如果西方的哲學家，能用柏拉圖簡明的筆調來寫英文，則哲學在普通人的思想中仍可獲得一席之地。（我猜如果他們寫得清楚一點，他們會顯露出他們實在沒有什麼事情要說。）
有時我會問自己，中國曾產生過像康德這樣的思想嗎？那答案顯然是沒有，而且中國不可能有。一個中國的康德，當他談及物自身那一瞬會譏笑自己：他的理性——他可能有一種有力的理性，直接的，直覺的——會告訴他他是可笑的。一切知識，在康德看來，是從知識得來：是好的。一切理解是被一種先天的心的規律所決定：是好的。一個盲人可能藉用他的手指的觸覺，感覺到梨皮和香蕉皮的組織之不同而得到關於梨及香蕉的知識。不錯，但中國哲學家會覺得在梨皮及香蕉皮中，必然有不同的性質是與觸覺上的不同相一致的。這種知識不是「真」的嗎？為什麼你要知道香蕉的物本身和梨子的物本身呢？假定有一種和人不同的存在，結構不同，且被賦以不同的精神力量，例如，火星人會用一種不同的官感，不同的方法，去感覺香蕉皮與梨皮之間的不同。這種不同不仍是與香蕉物本身及梨的物本身的不同符合一致嗎？然則我們談及香蕉的物本身及梨子的物本身，來代替對梨子皮的堅韌及香蕉皮的軟滑的直接感覺及經驗的了解，有什麼益處？梨皮的堅韌及香蕉皮的軟滑，就足以告訴人它自己是什麼，這是直接的、正確的，且最有用的。耳朵對於不同的聲波，眼睛對於不同的光波的直接了解，也是一樣。這是「知識」的自然的方式，這般微妙地發展，使一隻鹿用他的嗅覺、聽覺或視覺能老遠就知道有一隻老虎走來。這些感覺必須正確，且必須和真實環境符合一致而因此必須是「真」的，否則那隻鹿不能夠生存。我們要記得，例如，外面世界變遷的畫面，一架在二百碼以外的汽車對著一個人的方向駛來或駛去，記錄在面積不過半寸的視網膜的影像之內，因此這架汽車的影像的本身大約只能有千分之一英寸大小，而這萬分之一英寸的細微的活動，直接記錄下來且常常不會有差錯，為什麼康德卻要談及那架車的物本身呢？西方的哲學家將立刻回答：「中國佬，你不了解康德所說的是什麼。」中國人反唇相譏：「我當然不懂。」「現在我可以吃我的香蕉嗎？」這樣，東方與西方必然各聳聳他們的肩膀走開了。
我也曾問我自己，中國曾否產生過像亞里士多德這樣的思想呢？那答案也顯然是沒有。中國也不可能產生。中國不講究分析的能力、觀念的及系統化邏輯的檢測；對思想的途徑及知識範圍的差異也不具有客觀的興趣。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令人注意的地方是他們推理型式是這般現代的，而中國的推理型式卻完全不同。中古學究型的推理及認識論的尋求畢竟以亞里士多德開始。一個中國人樂於傾聽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政治學及詩學，……而對於他的植物學、天文學、氣象學，及生物學知識，雖然觀念粗一點，但為他的淵博所驚及感動。那平心靜氣的考察，在物理學及生物學中，對生命的一切片段、好奇的、客觀的解剖（因為亞里士多德是一位醫生）是驚人的。中國人有限的視野逼使他把一切雞科學分類為不是「硬的」，就是「軟的」。至於它和別的鳥類，例如，雉，珠雞的可能關係，立刻被摒棄為無益。孔子有一個學生子夏，他有一種收集事實報導的嗜好，且對詩經所提及的鳥類、蟲類有興趣，孔子對他說：「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
中國人事實上耽溺於對全體的直覺的了解，耶魯大學教授諾斯拉普稱之為「無差別的美學的連續」。諾斯拉普教授的意思是，中國人喜歡在第一瞥中估量事物，而以這樣來保留對它們全體的較佳的感覺。他們永遠懷疑對不可分割的東西的分割，他們寧願信賴直接的觀感。孚來第爾用埃默森的語氣對思想所說的話，道出中國哲學家的真相：「他的見解就在這裡，事前未作準備的，無可爭辯的，像航海家從雲霧罩著的深海中露出來的信號。……他的風格、作品及思想，都是一個絕對的印象主義者。他永不會用一種明確的、邏輯的或精心結撰的方式提出他的意見，而是用自然且需是偶然發出的命令的方式。像『內容的次序』、『緒論』、『轉調』這種東西，對他並不存在。他開始想申述某個觀點時，我們以為他是在有系統地編織它，從各方面來說明它，且為它鞏固防線以抵抗一切可能的攻擊。誰知突然有外來的一張圖畫或一個明喻，一句警句或一段摘要感觸他，充塞在他思想的環節中間，主題從此以後便旋轉在一個新的軸心之上。」
我偉大的旅行便這樣開始，最初我毫無感覺。我的心像任何大學畢業生一樣裝備了近代思想的武器，必然會掠過那些思想的大陸，且發現它們奇怪、乏味、空虛（孔子的話初聽常似有點空虛）。我四十歲生日時為自己寫了一幅對聯：「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學今古文章。」我必須用更精確的邏輯思想的框架，闡釋中國人的良心及直覺的知識。且把西方思想的建議放在中國直覺的評判之下來測驗。
因此我必須停下來，用分章描述在我終於接受基督教做為對人靈性問題的滿意答覆之前，我的沿途所見。我轉回基督教，有些人曾表示驚訝，且覺得難以相信我會放棄對現世及現實主義的接受，而去換取較為可疑、且較為形而上的基督教「信仰」。我以為我應詳述中國方式的美和缺陷，指出在那裡他們已達到他們的最高室，他們對給人以完滿答覆不足的地方，從而將我的演進和轉變作清楚的說明。我也應該說清楚天堂與地獄和這件事沒有什麼關係，我仍然如我曾在別的地方所說，認為如果上帝有一半像我的母親這樣愛我，他將不會送我去地獄——不是五分鐘，不是五天，而是永遠的淪落在地獄裡——這是一種甚至世俗法庭也永不會覺得心安的判決。我不會相信這樣的事情。我之回到基督教會，不如說是由於我的道德的一種直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