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之後，我到北京清華大學任教。住在北京就等於和真正的中國社會接觸，可以看到古代中國的真相。北京清明的藍色天空，輝煌的廟宇與宮殿及愉快而安分的人民，給人一種滿足及生活合宜的感覺，時代已經變換，但北京仍在那裡。有卧佛睡在西山，玉泉山噴射出晶明的噴泉，而鼓樓使守夜者警醒。人何求於上帝？有了生命的恩賜，人在地上還能求什麼？北京，連同它黃色屋頂的宮殿，褐赤色的廟牆，蒙古的駱駝以及和長城明冢的接近，就是中國，真正的中國。它是異教的，有異教徒的快樂和滿足。
在中國做一個基督徒有什麼意義？我是在基督教的保護殼中長成的，聖約翰大學是那個殼的骨架。我遺憾地說，我們搬進一個自己的世界，在理智上和審美上和那個滿足而光榮的異教社會（雖然充滿邪惡、腐敗及貧窮，但同時卻歡愉和滿足）斷絕關係。被培養成為一個基督徒，就等於成為一個進步的、有西方人的心的、對新學表示同情的人。總之，它意指著接受西方，對西方的顯微鏡及西方的外科手術特別讚賞。它意指對贊成女子受教育及反對立妾制度及纏足，抱持明朗而堅決的態度。（基督教婦人首先要放腳，而我的母親，自小是一個異教女孩，曾放了她的腳，改穿一雙襪子。）它意指贊同教育普及及民主觀念，且以「能說英語」為獲得較佳教養的態度。它同時意指文字羅馬拼音化及廢棄對中國字的知識，有時且廢棄一切對中國民間傳說、文學及戲劇的知識，至少在廈門是如此。羅馬拼音法是一種奇妙的東西，我們在廈門有一套七聲的完整羅馬拼音系統，它是對於反對它的漢學家的嘲諷。我的母親可藉羅馬拼音法把全部聖經讀通，此外也曾藉此自習漢字的聖詩，而且她用完全清楚的羅馬拼音字寫信給我。羅馬拼音並非不能實行，但在心理上我們不願意要它。
但同時基督教教育也有其不利之處，這是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出的。我們不只要和中國的哲學絕緣，同時也要和中國的民間傳說絕緣。不懂中國哲學，中國人是可以忍受的，但不懂妖精鬼怪及中國的民間故事卻顯然是可笑的。剛好我童年所受的基督教教育是太完美了。那是因為我的教會是加爾文派。我不準去聽那些漳州盲人游吟歌手用吉他伴奏所唱的古代美麗的故事。這些盲歌手，有時是男的，但多數時候是女的，晚上在街上經過，手上拿著一副響板及一個燈籠，講述中國古代的魔法故事及歷史上的奇事。我的母親是在異教家庭中長大的，告訴我某些這一類的故事，但我從來沒有從那些遊行歌手那兒聽過這些故事。當我們這些男孩在鼓浪嶼廣場經過一個戲台時，我們被以為是直向舞台觀看而不是且行且看。現在，舞台是教育中國人（包括文盲或非文盲）知道他們的歷史的一般媒介。任何中國的洗衣工人都比我更熟識三國時代的男女英雄。我甚至在童年已經知道喬舒亞的角聲曾吹倒了耶利哥城。當我知道杞梁的寡婦因發現丈夫被征築長城而死，流的眼淚溶化了一大段長城時，我的憤怒是可怕的。我被騙去了民族遺產。這是清教徒教育對一個中國孩子所做的好事。我決心反抗而沒入我們民族意識的巨流。
我靈性的大旅行開始。我們經常留在基督教的世界裡面生存、活動，及安身立命，我們也是滿足的，就像北京異教徒的滿足一樣。但身為中國基督徒，移進一個我所稱為真正的中國世界裡面，敞開了他的眼和他的心，他就會被一種羞恥之感所刺痛，面為之赤，一直紅到耳根。為什麼我必要被剝奪？事情並不是如我所描寫的這般簡單。甚至那個纏腳及立妾的問題也不是如我們所想像這般乾脆和簡單的。在我沒聽辜鴻銘為這二者有力地辯護以前，事實上我並不欣賞立妾及纏足的倫理學及審美學。在我們結束以前，我將會談到許多關於辜鴻銘的事。
在這裡我必須提及兩件事，鴉片及祖先崇拜——其一導致中國人的一種深厚的屈辱感及對西方的厭惡感，其一使一個中國基督徒在某一方面有被剝奪國籍的感覺。中國基督徒不近鴉片，那些傳教士當然譴責它。它的戲劇性和悲劇性成分，是傳教士的同胞們把它帶進來而且用槍逼我們接受。那位偉大無畏的中國官吏林則徐（我的著名同宗）做廣東總督的時候，在廣州各碼頭上燒毀了許多箱鴉片，引起了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失敗後，林則徐被充軍新疆死於戍所，而中國國門便大大開放。一箱箱的鴉片，厚顏無恥地大量滾入。但問題是，當傳教士進入中國時正是在中國人被鴉片惡臭熏醒的時侯。然後再加上第三個因素——傳教士及鴉片都在戰艦的蔭庇之下得益，使這情形變得不但可嘆，而且十分滑稽可笑。那些傳教士極端不贊成那些商人；而那些商人極端不贊成那些傳教士；大家都認為別人瘋狂。一個中國人所能看得到的是，傳教士曾關心拯救我們的靈魂，所以當戰艦把我們的身體轟成碎片的時侯，我們當然是篤定可上天堂，這樣便互相抵銷，兩不相欠。
現在我回頭談祖先崇拜，它是做中國人基本的一部分，中國基督徒被禁止參加，便等於自逐於中國社會之外，而使那所謂「吃洋教」的控告成真。這個問題是基本而中心的，且在質問一個輕率的教會能傷害它的教徒到怎樣的程度。祖先崇拜是儒家被視為一種宗教時唯一可見的宗教形式；在孔子廟崇拜孔子常是學生及考試得中的人的事。但即使是如此，中國基督徒沒有理由不參加，且無論如何，沒有理由自屏於化外。
祖先崇拜在孔子之前即已存在，任何讀過中國經典的人都應該知道。當孔子試圖重建在他之前七世紀時周朝創立者的祖先崇拜的形式及規律時，他事實上是在做考古的工作。周朝的創立者距離孔子比喬塞距近代學者更遠，比Beowulf史詩則近一點。祖先崇拜，在中國人看來，是對過去的崇敬與連繫，是源遠流長的家族系統的具體表現，而因此更是中國人生存的動機。它是一切要做好人、求光榮、求上進、求在社會上成功的根據。事實上，中國人行為的動機是：「你要做好，這樣你的家人可因你而得榮耀；你要戒絕惡事，這樣你就不至於玷辱祖宗。」這是他要做一個好兒子，一個仔弟兄，一個好叔伯，一個好公民的理由。這是中國人要做一個中國人的理由。至於崇拜的形式，只有把想像力盡量擴張，才可以稱它為如中國教會所謂的「拜偶像」。把它和在某些加持力教堂供奉神像的陋習（特別是在義大利及法國）比較起來，這些寫上了某一祖宗的名字的四方木牌，看來差不多像某些毫無想像力的理性主義者的作品。上面只有幾個字，比基督教的墓碑的字更少。祖宗祠堂有一張祭桌，後面擺滿了一堆這樣的木牌，這些木牌，看來好像一把特大的尺，上面的記號是每一個男女祖宗之靈的座位。崇拜的時候，祭桌上點著了燭和香。至於跪在這些木牌前叩拜，實為基督教教會反對的主要一點，因為他們忘記了中國人的膝常比西方人的膝易屈得多，我們在某些鄭重的場合中，也常向在世的父母及祖父母跪拜。屈膝是一種順服的表示。孔子說：「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受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你把一個中國人洗擦乾淨，你將發現有一種洗擦不去的以祖宗為榮的驕傲。
現在，在廈門的非基督徒對我們是寬容的。在那裡沒有社會排斥。基督教社會在廈門及漳州和當地人親密地相處，像所有人都是一個教區的分子一樣；他們進步而成功，他們的孩子，不論男孩或女孩，求學都有較大的便利。如果有敵意，我想是因為祭祖的問題。我們沒有被人囚禁，我們把自己囚禁起來而自絕於社會。在一個近代城市中，這還沒有什麼關係，但在鄉村中，這對一個中國基督教信徒，可是最尷尬的個人問題。有些基督徒曾以最誠懇的態度來問我父親，他們可否為社會節期及在節期中的演戲捐一點錢。這些基督徒真正想問的是他們是否要自願在他們的堂兄弟、叔伯，及族裡其它人的眼中，把自己逐出社會。這是基督教教會所禁止的，但他們卻在父母生前，歡樂地慶祝母親節、父親節，而父母死後，做極近乎偶像崇拜的事——用實際的相片來代替像米突尺的木牌。中國有一句俗諺說：「飲水思源。」中國基督徒是只應從自來水龍頭飲水，而停止想汲水的源頭嗎？
當我是一個孩童的時候，我年紀太小，不會感到任何敵意及中國基督徒已自絕於他們自己的社會的事實。在學校的日子裡，我們是太愉快地上進，以致不能感覺到任何事情。但我記得在我村中某些非基督的領袖是對教會有敵意的。這些偶發事件是瑣屑而有趣的——並沒有爆發到像被稱為拳匪之亂這樣的暴行和仇恨。我父親完成了教堂建築的後一年，一個考試落第而又失業的吸食鴉片的文士，意圖捐集款項在教堂的同一條街道上興建一座佛廟，而他這樣做了。他是一個可憐人，不知是他的老婆拒絕替他洗衣服，抑或是他自己想看來囚首垢面以表示他屬靈；我所能記得的是他滿口黑牙，穿一件污穢而只打了一半鈕扣的長衫，不論他有沒有想洗乾淨，總有意讓人看見他永不洗濯的面容。我相信他是想保留初次在佛教的天堂中作海綿浴之樂，儘管有一道澄清的溪流剛好流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