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十九世紀之末。那一年是一八九五，是中國和日本訂立馬關條約之年，條約規定割讓台灣且承認朝鮮獨立，也是甲午役中國敗於日本的後一年。中國在日本手上受到壓倒性的失敗，是因為滿洲帝國的寡後把準備建設近代海軍的錢，移去做現在北京郊外著名夏宮的建築費。舊的夏宮已在一八六○年為英法聯軍劫掠及焚毀，而這個無知又頑固的婦人和她的排外情緒，助成數年後拳匪之亂的突發。我記得聽父親說過關於拳匪之亂時那個寡後和皇帝逃走的情形，當時我是五歲。查考年鑒，我發現訂立馬關條約那一年，同時也是德國物理學家欒琴發現X光的那一年。
我童年最早的記憶之一是從教會的屋頂滑下來。那間教會只有一個房子，而緊接著它，是一座兩層樓的牧師住宅，因此站在牧師住宅的陽台上，人可以透過教堂後面一個小窗望下去，看見教堂的本身。在教堂的屋頂與牧師住宅的椼桷之間，只有一個很窄的空間，一個孩子可從這方面的屋頂爬上去，擠過那個狹窄的空間，而從另一方面滑下來。我記得我以一個站在陽台上的小孩子驚異於上帝的無所不在。它令我困惑，因而想到如果上帝是無所不在，他是否就在我的頭上幾寸。我也記得曾因日常謝飯的觀念而自辯，所得到的結論是：這是對生活的一般感恩，我們對一切生活都該用同樣的心情表示感謝，帝國的居民也該因為能生活在和平及秩序中而向皇帝表示感謝。
童年是驚奇的時代，而站在牧師住宅的陽台上，我就發見許多值得驚異的東西。在我的前面是南山的十個峰，而後面是另一個高山的石壁。我們的鄉村深入內陸，四周環繞著高山，當地人稱它是一個「湖」。由此到最近的港口——廈門，差不多有六十英里，在那個時候，帆船的行程約需三天。乖坐帆船的旅行，是另一種永久印在我心頭靈性上的經驗。因為我們是在南方，從我們鄉村到漳州的西河河谷這一段路真是美不可言，不像北方裸露的黃土岡。但我們深入內陸，因此到了離我們鄉村約六英里的地方，河上無法走帆船，我們只得換一艘小的多的輕舟，這種小舟，真正是由那些船夫把它舉起來渡過那些急湍，船夫們把褲子卷到腿上，跳入河中，把船托在他們的肩上。
有些事情和住在這般接近高山的村落有關，因為接近那些高山是接近上帝的偉大。我常常站著遙望那些山坡灰藍色的變幻，及白雲在山頂上奇怪的、任意的漫遊，感到迷惑和驚奇。它使人藐視那些矮山及一切人所造的虛偽而渺小的東西。這些高山已成為我及我宗教的一部分，因為它們使我富足，產生內在的力量與獨立之感，這些，沒有人可從我身上拿走。這山還給那句聖經上的話帶來真實感：「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我開始相信，一個人若未能領略到把腳趾放進濕草中的快感，他是無法真正認識上帝的。
我們家有六個兄弟、兩個姊妹，而我們這些男孩經常要輪流去家中的井裡汲水。學習汲水的技巧是很有趣的。當吊桶到達井底時搖動它，這樣它便會翻轉來裝滿了水。我們不知道有小機器，因為那是煤油燈的時代；我們有兩盞這樣的燈，同時還有幾盞點花生油的錫燈。肥皂直到我十歲左右才和我們的生活有關。我母親常用一種大豆殘渣做成的「豆餅」；它只有一點點的泡沫。剛有肥皂的時候，它的形狀是像一根方木條，農夫常把它放在太陽下晒乾，使它堅實一點，在洗濯的時候，才不至於太快用完。
我父親是那時候前進的先鋒。他是一個夢想者，敏銳、富於想像力、幽默，並且永不休止。他傳授給我們孩子們對一切新的及近代的東西，就是那種被稱為「新學」的西方知識的熱烈的興味。我的母親剛好相反，擁有一個為她的孩子們的愛慕所包圍的簡單、無邪的靈魂，而我們弟兄及姊妹們常合謀對我們的母親作善意的戲弄。我們常編造一些荒誕不經的故事來告訴她。她願意聽，但有點不大相信，直至我們爆發笑聲時，她的面孔折皺起來，她會說：「你們在愚弄你們愚蠢的老母親。」她為扶植那些孩子，曾忍受過許多勞苦，但我十歲的時候，我的姊姊們已把烹飪、洗滌等家庭雜務拿過來做。我們每天晚上上床前作家庭禱告，我們是在一個虔誠、相愛、和諧而有良好工作秩序的家庭中長成。別人常以為我們兄弟會爭吵，但我們從來沒有爭吵過。
我的父親是不從習俗的。我們家的男孩不像其它的孩子們梳辮子，而是留著一種僮僕式的短髮；我的姊姊常為我們編一種便帽，是廈門對面鼓浪嶼街上法國水手們所戴的那一種。我的父親是一個十分好動的人，月亮明朗的夏天晚上，他有時會憑一時的衝動，走到河岸近著橋頭的地方傳道，他知道那些農夫會聚集在那裡，坐在夏日的微風中賞月。我的母親告訴我他有一次差不多因肺炎死去，因為在收割月滿後他外出傳道時流了很多汗，而回家時沒有擦乾。他常常建築教堂，被派到同安傳道時在那兒曾建過一所。當我十歲或十一歲的時候，我看見他建築在坡仔的新教堂。教堂是用太陽晒乾的泥磚造成，上面蓋瓦，表面塗上石灰。當屋頂的重量漸漸把四周的牆擠開的時候，來了一場大騷動。住在六十英里以外的小溪的華納斯（A. L. Warnshuis）牧師，聽到這種情形，從美國定購了一些鋼條來。這些鋼條用一口大釘聯合在中間，那口大釘可以把那些鋼條旋轉到所需要的適當長度。它們連接在支持屋頂的木條之上，當螺旋釘扭緊時，那些鋼條把木條牽扯在一起，而人可以清楚看見教堂的屋頂被提高了幾英寸。這是偉大而值得紀念的一瞬。
雖然我父親是一個基督教牧師，但這絕不表示他不是一個儒家。我記得我曾幫助他裝裱大儒朱熹的一副對聯，用來張掛在新教堂的壁上。這副對聯的字體大約有一方尺寬窄，我父親曾走一趟漳州以取得這些墨寶的翻印本，因為朱熹曾做過漳州的知府。朱熹生於十二世紀，據估測是由於介紹女人纏足的方法而把「文化」帶入我們的省份。如我所見，他的工作不大成功，因為我省女人所纏之腳既不小，又不成樣子。
我最先和西方接觸是在一對傳教士的訪問中住在牧師住宅的時候，他們留下一個沙丁魚罐及襯衣的一粒領鈕，中間有一顆閃亮的鍍金珠。我常常覺得它很奇怪，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他們走了之後，房子的四壁仍充滿了牛油味，我的姊姊逼著要把窗子打開，讓風把它吹走。我和書本上英文的首次接觸，是由於一本不知是誰丟在我家的美國的婦女雜誌，可能是「Ladies Home Journal」（婦女家庭雜誌）。我母親常把它放在她的針線盒裡，用這本雜誌的光滑畫頁來夾住那些繡花線。我相信沒有一本美國的雜誌能用得這麼長久。在建築教堂的時候，華納斯牧師也曾寄給我們一組西方木匠用的工具，其中包括一個旋轉機，我對它們十分驚奇，覺得它們做得非常之好。
我父親和華納斯牧師成為好朋友、好對手，因為華納斯牧師發見我父親對一切西方的及新的東西具有胃口。他介紹一份用油墨印在光亮的紙上，名為「教會消息」的基督教周報給我們。他寄給我們各種小冊子及書籍，其中有基督教文學以及上海基督教差會所印行的關於西方世界及西方科學的書籍。西學就用這種方式來到我家。我相信父親曾讀過一切關於西方世界的有用的東西，我記得他有一天帶著諷刺的笑容說：「我讀過所有關於飛機的東西，但我從未見過一架，我不知道是否可信。」這大約是在萊特兄弟試驗飛行的時候。我不知道他怎樣得來的消息，但當他和我們兄弟談及柏林及牛津大學是「世界上最好的」時，他的眼裡常放出亮光，半真半假地希望我們兄弟中有一天有人能在那裡攻讀。我們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夢想者的家庭。
當我十歲的時候，我離開兩個弟弟到廈門去上學，那一所學校我父親曾斷定它是不夠好的本地學校，因為旅程需要很多天而且要花一點錢。寒假我沒有回家，那便等於離開我母親一個整年。但男孩就是男孩，我很快便學會不想家而耽溺於學校裡面的種種活動，這包括赤腳踢從啞鈴鋸下來的木球。這是學校裡面學童們的經常運動，但沒有任何事如同回到母親身旁這樣快樂。進入為群山所包圍的板仔河谷之後，差一英里便到家，我們三弟兄不能再等待船兒慢慢地搖而起程步行。我們曾計畫怎樣對母親宣告我們的到達，是否在門外大聲喊叫「我們回來了！」抑或再來一次對母親的善意的戲弄，用一個老乞丐的聲音，求取一點水；或潛行入家中，找到她在那裡，然後突然對她喊叫。我想這個世界有時實在太小，不足以約束孩子們的心。這就是那些久住在中國的西方人所謂的「中國人的頑皮性格」。
放假的時候，我們的家變成了學校。我曾說我父親是一個基督教牧師並不意味著他不是一個儒家，當我們男孩子抹好了地板，女孩子洗完了早餐的碗碟之後，鈴聲一響，我們便爬上環繞餐桌的座位，聽父親講解儒家的經典及詩經，其中包含有多首優美的情歌。（我記得有一位羞怯的青年教師，當他不得不講解那些孔子自己編選來陶冶我們的情歌時，整個臉都紅了起來。）我們繼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