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成為一個超然獨立的批評家，是從我給英文刊物《中國評論》的「小評論」專欄（Little Critic）寫稿開始，我既不是個國民黨黨員，那時我又不擁護蔣先生，有時寫的批評文字苛酷無情。小心謹慎的批評家為討人人高興而所不敢言者，我卻敢寫。同時，我創出一種風格，這種風格的秘訣就是把讀者引為知己，向他說真心話，就猶如對老朋友暢所欲言毫不避諱什麼一樣。所有我寫的書都有這個特點，自有其魔力。這種風格能使讀者跟自己接近。
如果時機需要，我有直言無隱的習慣。民國十九年，丹麥王儲將到南京訪問。有一帶窮人住的破房子，這位貴賓必須從那兒經過。南京的劉市長慌忙之下，要把那些破爛房子拆除，否則圍起來，卻不在別處為那些窮苦農人提供棲身之處，這樣，貴賓就好像神仙一樣駕一陣清風一直到達南京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了。這件事，沒有人在乎，也沒有人注意。我在《中國評論》上呼籲大家要想到窮人在寒風苦雨中的苦難。這篇文字觸怒了當時給予這本雜誌津貼的機關，怪我居然敢揭露其不仁民愛物之德政。此本刊物的經理人（K. P. Chu）立刻坐夜車趕往道歉，答應此後絕對身為良民，以國家利益為前提。
這若比起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北洋政府的屠殺學生，則又微不足道了。北洋的段祺瑞執政府，在准許遊行示威的學生進入北京鐵獅子衚衕的執政府的大門之後，由當時教育總長章士釗下命令，執政府的衛士揮動七節鋼鞭把學生打倒在地。
我當時在場。各學校傷亡的學生都用洋車運走，頭和身上血跡斑斑，一連串的洋車在東直門大街排成了一大行，我以女子師範大學的教務長身份到現場時，我看見兩口棺材，裡頭裝的是我們學校的兩個學生。北洋政府真的考慮周到，居然還沒忘記給他們打死的學生預先準備棺材。這種殘忍的行動，在美國任何城市，都足以引起暴動的。第二天，在九個大學學院校長的會議席上，五個校長贊成支持北洋政府當局，四個打算表示以溫和的態度向政府抗議。
那九個大專院校，因為是向北洋政府領經費，所以不宜於提出抗議，有人這樣推斷，不知算不算理由。遇到這種情形，我在《語絲》上肆無忌憚的說了話。
《中國評論》這份英文雜誌得到賽珍珠的注意。在她和理查德·華爾舍（Richard J. Walsh）環遊世界時，她催我趕快把我的第一部書《吾國與吾民》寫出來，這本書一出版，立刻成了美國的暢銷書，也建立了我在美國讀者心目中的地位。這本書在美國的暢銷書目上成了第一本，其地位可謂空前的顯要。Clifton Fadiman主編的《紐約人》（New Yorker），因為對本書評論稍遲，趕緊向讀者道歉。在後來的版本中，我把認真痛論中國問題取消，改為評論中日戰爭的爆發，這是極為讀者所需要的。
……那時在反共戰鬥中，我是唯一為蔣中正先生效力的。當時我把喉嚨都喊啞了。那是「戴維斯和塞維斯」（Davis and Sorvice）和史迪威時期。那時史迪威來到中國，猶如到印度去對一個印度酋長作戰一樣。史迪威這個人粗暴而傲慢。他要求在湖南控制人力而自己充任超級統帥時，實在超出了他的許可權。蔣委員長要求美國政府撤換他。
因為有美國力量為後盾，史迪威就像個獨裁暴君一樣，他不是來幫助中國，他是來破壞中美的團結。他把槍炮和彈藥全留給共產黨用。倘若他很有效的克盡其職責，就像羅斯福總統派油輪到開羅去援助蒙哥馬利一樣，結果會大不相同吧？當然他有他的理由——根據他對民主的意見。不論怎麼說，一國的使者企圖干涉另一國的內政，我對這個深為氣憤。美國的中央情報局不贊成韓國的李承晚總統，於是根據美國所謂的「民主」，便將他推翻。美國中央情報局不贊成越南的吳廷炎，又根據所謂美國式的「民主」而把他推翻。美國中央情報局推翻了越南的吳廷炎政府，還企圖槍殺吳廷炎和他的政黨。結果如何，是有目共睹的。史迪威之幫助中國共產黨，根據他所稱的美國式的「民主」，也正是他的職責。……無論如何，美國派到中國來的應當是個外交家，不要派個粗野的莊稼漢，要派一個中國人認為具有紳士風度的人來。
民國三十三年，我問軍政部長何應欽在過去幾年史迪威給了中國什麼，他的回答是，只有夠裝備一個師的槍彈而已。在民國三十三年，我看見中國的驢由中國西北甘肅玉泉的油田，馱著寶貴的石油到西南的昆明，我真要為中國哭起來。何應欽胸懷憤怒，我也頗有同感。
史迪威的外交政策，只是贊同把「戴維斯和塞維斯」的報告限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極力稱讚。參議員Judd告訴我，他曾經到過中國，他帶回五份報告，都是對中國共產黨有利的，而沒有對蔣先生有利的，他把這些文件給美國大使館看。大使館的人只對共產黨的友人才伸出友善的手。在這種情形之下，蔣先生一年之內完成了滇緬公路，那是美國政府估計要三年才能完成的。布魯克·阿金森（Brooks Atkinson）同史迪威返回美國時，竟宣稱蔣先生對抗日沒有興趣，只是對打共產黨有興趣。
這是第一個錯誤。第二個最嚴重的錯誤是，蘇俄在原子彈轟炸廣島三天之後參戰，中國共產黨企圖進入東北接受日本在東北留下的戰利品。中央軍把進入東北的門戶張家口封閉了。當時，在中央政府軍與共產黨軍隊之間有一個暫停火的協定。馬歇爾命令中央政府軍自張家口撤退。此後，共產黨軍隊進入東北的路因而暢通。這一步之差，對以後的影響實在太大。共軍部隊去時帶的是大口徑的短槍，後來卻有了全新的大炮做攻擊之用。馬歇爾只是使共產黨軍隊乘機集中起來。馬歇爾將軍被國共雙方的戰事弄得心煩意亂，鎩羽而歸，希望中國出現一個嶄新的第三勢力領導中國。他真是和童稚一樣天真，竟認為那是可能的事。他原先希望把國共雙方的軍隊混而為一，卻不知道中央政府已然把共軍編入政府軍有年共同抗戰了，所以才有新編「第十八路軍」的番號。
有一個對我中傷的謠言，在同情共產黨的一派人之間流傳。我寫的書一直本本都成功而暢銷，但是到民國三十三年我的《枕戈待旦》（The Vigil of a Nation）出版，情形有了改變。自由主義者對我突然冷落。傳言何應欽付給了我兩萬美金。這謠言是我聽見賽珍珠，J. J. Singh，史沫特萊三個人說的。在紐約市政廳的集會上，史沫特萊在大眾之前提到這件事，我立刻質問她，要求她當眾再公開說明。福爾曼（Foreman）到雲南遊歷了三個月，於是自命是中國通。他問我：「林先生，你到過雲南嗎？」我說：「沒有。可是共產黨這些年一直在中國，我這些年一直和他們打交道。我記得他們在長沙的所做所為。」在會場上，史沫特萊有意不再提這件事。我敢說，我在蔣委員長侍從室那些年，只是掛了個名兒，我並沒向中央政府拿過一文錢；只是為拿護照方便一點兒而已。
我在自由中國漫遊一番，回到美國，當時的情形，我自然明白。我一回去，在廣播電台上我說：「現在在重慶的那批人，正是以前在南京的那批人，他們正在擄胳膊，挽袖子，為現代的中國而奮鬥。」第二天，我接到我的出版商理查德·華爾舍（Richard J. Walsh）一個嚴厲的警告，告訴我不可以，也不應當再說那樣的話。我當時不利的環境是可想而知的。我只是把那件事看做是一場失利的戰役，我只是戰場上的一名傷兵，對這事並不很放在心上。
我們這個時代的幾個傑出的作家是：
托瑪斯·曼（Thomas Mann）。他由日內瓦回來之後，我在紐約的國際筆會上遇見過他。他說英文，他的英文是複雜的德文結構，沒法兒聽，也沒法兒懂。當時還有Eve Curie和另外幾個人，大家一同在講演人的檯子上。我講的是明朝的太監魏忠賢，他在世之時各縣就給他立生祠。在與賽珍珠同坐的檯子上，有一個客人問我：「太監是什麼？」
我和Carl Van Doren也見過多次，他對我很和善。他的妻子Irita，後來與Wendell Wilkie相交往，還有他哥哥Mark Van Doren（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都是我很好的朋友。我最喜愛活潑愉快斯文典雅的學者Irwin Ed-man，他是美國的哲學家，他的英文極為簡練。他搜集了些很長的留聲機片子，那是他業餘的嗜好。
羅素，雖然年事已高，還機敏靈活，目光閃亮。我記得是在朋友的公寓住宅里遇見他的。不幸的是，他娶了一個美國菲列得爾菲亞城的小姐（大概是他第三個，也許是第四個妻子），這位妻子太以她的「爵士羅素」為榮而時時炫耀。每逢說話，她就一個人包辦。很多朋友願向羅素提問題，這位太太便插嘴代答。大家感到興趣的是聽羅素說話，沒人喜歡聽她的。所以朋友們見面也是人人感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