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的教授出版了幾個雜誌，其中有《現代評論》，由胡適之為中心的若干人辦的；一個是頗有名氣的《語絲》，由周作人，周樹人，錢玄同，劉半農，郁達夫等人主辦的。胡適之那一派之中包括徐志摩，陳源（西瀅），蔣廷黻，周甦生，陶孟和。說來也怪，我不屬於胡適之派，而屬於語絲派。我們都認為胡適之那一派是士大夫派，他們是能寫政論文章的人，並且適於做官的。我們的理想是各人說自己的話，而不是「說別人讓你說的話」。（我們對他們有幾分諷刺）對我很適宜。我們雖然並非必然是自由主義分子，但把《語絲》看做我們發表意見的自由園地，周氏兄弟在雜誌上往往是打前鋒的。
我們是每兩周聚會一次，通常是在星期六下午，地點是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的茂密的松林之下。周作人總是經常出席。他，和他的文字筆調兒一樣，聲音迂緩，從容不迫，激動之下，也不會把聲音提高。他哥哥周樹人（魯迅）可就不同了，每逢他攻擊敵人的言詞鋒利可喜之時，他會得意得哄然大笑。他身材矮小，尖尖的鬍子，兩腮乾癟，永遠穿中國衣裳，看來像個抽鴉片煙的。沒有人會猜想到他會以盟主般的威力寫出辛辣的諷刺文字，而能針針見血的。他極受讀者歡迎。在語絲派的集會上，我不記得見過他那位許小姐，後來他和那位許小姐結了婚。周氏兄弟之間，人人都知道因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兄弟之間誤會很深。這是人家的私事，我從來沒打聽過。但是兄弟二人都很通達人情世故，都有紹興師爺的刀筆功夫，巧妙的運用一字之微，就可以陷人於絕境，致人於死地。那位哥哥魯迅，悄悄的從教育部支領一筆薪金。他們還有一位弟弟周建人，是個植物學家，在商務印書館默默從事自己本行的學術工作。
在《語絲》集會中給那個團體增加輕鬆快樂氣氛的，是郁達夫，他那時已然是因詩歌小說的成就而文名確立了。郁達夫一到場，全席立刻談笑風生。郁達夫酒量好，是魯迅的至交。我們坐在低矮的藤椅上，他總是以放浪形骸超然獨立而自滿自足的精神，手摸索著他那留平頭的腦門子。他那美麗的妻子王映霞後來和某巨公許紹棣發生了曖昧關係，而拋棄了他，郁達夫的婚姻便成了悲劇。他孤獨而悲傷，隻身逃到印尼，在日本軍閥佔領之下，隱姓埋名。但終被日本憲兵查出他的身份，據說最初他曾頗受禮遇。但日本戰敗撤退前，依照當時日本軍方的政策，把他和一些別的人一起槍斃了。
其他《語絲》作家有錢玄同和劉半農。錢玄同是《新青年》雜誌的編輯之一。劉復（字半農）也是力主改革的思想家。他專攻的學術是語言學。他傾全力提倡中文的拼音和中國文字的簡化。在他反對儒家的一切思想，而且對一切都採取極端的看法這方面，我覺得他是個精神病患者。我認為在提倡社會改革上，應當採取中庸之道；但是在爭論「把線裝書都扔到廁所中去」，一般人聽了確是心驚膽戰，因此自然在宣傳上頗有力量。錢玄同兩眼近視，常常臉紅，據我的記憶，他一直住在孔德學校，和太太分居。
劉半農教授則是另一類型。他在法國巴黎圖書館和英國大英博物館，對敦煌古物做過很重要的研究。他的研究成績獲得了國際的名譽。陳源那時也在倫敦，曾經把他向人介紹，說他「也算是」北京大學的教授，他當時對這句話甚為敏感，從此以後，對陳源始終存有芥蒂。
北京當年人才濟濟，但《語絲》社和《現代評論》社諸同人，則各忙於自己的事。我們大家都是適之先生的好朋友，並且大家都是自由主義者。在外人看來，這兩個雜誌之間那種似乎誇大的對立，事實上，只是魯迅和陳源的敵對而已。對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北洋政府的屠殺學生一事，《現代評論》是採取親北洋政府的態度，《現代評論》這種只顧自己利害的態度，激起了我們的憤怒，才對他們發動抨擊。後來我們之中有人喊出「不要打落水狗了」。魯迅卻說：「落了水的狗也要打。即使是學會向主人擺尾巴的北京狗也要打。」他的原文已記不清楚，大意如此。
我不妨順便提一下兒民國十五年從北京大學的大逃亡。在奉軍張宗昌佔領北京之後，軍方抓去了兩個報的編輯邵飄萍和林白水，在當夜十二點鐘之前就拉出去槍斃了。我們知道北洋政府是開始下毒手了。當時軍閥手中平時坦直批評政府的左翼教授名單上，共有五十四個人名字，包括共產黨員李大釗。這個人倒是很老實，誰都對他有好評。毛澤東曾在北京大學做了一段圖書館員，那時已經離職去組織共產黨了。他們都藏在東交民巷的法國大使館。我家在東城船板衚衕。當時我也預先做了準備，必要時跳牆逃走。我做好一個繩梯子，緊急時可以拉入閣樓。我後來以為不夠安全，於是去藏在林可勝大夫家。那時我有兩個孩子，小的才三個月大。在林大夫家藏了三個星期，我決定回廈門去。由於朋友聯繫，我和魯迅，沈兼士，還有北京大學幾個很傑出的人物，和廈門大學簽訂了聘約，我們前去教書。北京大學這批教授一到，廈大的國文系立刻朝氣蓬勃。向第十一世紀興建的那座古老的木造巨廈「東西塔」送上了一項研究計畫。這卻引起了科學系劉樹杞博士的嫉妒。魯迅那時單獨住在一處，他的女友許小姐已經單獨去了廣州。我住在海邊一棟單獨的房子里，我覺得身為福建人，卻沒盡到地主之誼。由於劉樹杞的勢力和毒狠，魯迅被迫搬了三次家。他那時正在寫他的《小說舊聞鈔》。他和他的同鄉報館的朋友孫伏園一起開伙。他們吃的是金華火腿，喝的是紹興酒。他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是無法在廈門待下去。他決定辭職，到廣州去。他要離去的消息傳出後，國文系學生起了風潮，要驅逐劉樹杞。我也離開了廈大，到革命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部下去做事，我對陳是一向佩服的。他曾和英國交涉，收回了漢口租界。做了六個月之後，我對那些革命家也感到膩煩。從民國十六年，我就開始專心寫作了。
在別的文章里，我提過蔡元培，他是北京大學校長，把北京大學變成了全國的改造中心。我們大家都向他敬稱「蔡先生」。在國民黨元老當中，他是唯一真正了解西方的。他中了進士，又是翰林院的翰林，這是人所爭羨的，他也是國民黨黨員，在成立興中會時，他和中山先生很密切。在康有為、梁啟超保皇黨瓦解之時，到法國、德國去求學。他歸國做北京大學校長之時，把學術自由奉為第一要事，在北京大學裡，教授的新舊派是兼容並包。他聘請舊派名儒劉師培、黃侃、大名鼎鼎的辜鴻銘。辜鴻銘在人人都已剃去了辮子之後，他還依然留著，表示忠於清朝。著名的英國小說翻譯家林紓，他仍然稱白話文為「引車賣漿者之言」。他曾寫過洋洋萬言的長文為文言辯護。另一方面，蔡元培也為胡適、陳獨秀、沈兼士和《新青年》那一派敞開了大門。蔡元培平易近人，不斤斤於細節。蔡夫人曾經說：「米飯煮得好他也吃，煮焦了他也吃。」但是對重要的問題則嚴格認真，絕不妥協。我記得反對凡爾賽和約割讓山東半島給日本時，蔡元培站起來說話，他的聲音很柔和，他說：「抗議有什麼用？我是要辭職的。」第二天，他神不知鬼不覺的，搭上藍色的京滬快車離開了北京。
他吃飯時總是喝紹興酒，就像法國人的邊吃邊喝一樣。
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時，他任命我為英文主編。我每天早晨和他同乘一輛汽車，因為我們倆住得距離不遠。我恐怕當年是個愛說話的青年人，但是他總是很客氣的說：「是是，你的說法不錯。」
當時有一位楊杏佛，是蔡先生的助手，此人有非常之才，能一邊與人閑談一邊寫信，確實能如一般人所說的一目十行。他告訴我說，蔡先生對人的請示從不會置之不理。若是有人求他寫一封介紹職業的信，他立刻就寫。政府要人知道是他寫的，反而置之不理。
蔡先生和宋慶齡、楊杏佛、艾格納·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魯迅、我，一同成立了一個自由保障大同盟，若有個人自由受到威脅，就予以保障。後來Noland的案子發生了。他是共產黨員，被捕後監禁起來。我們這個委員會遂起而行動。宋慶齡和史沫特萊一同坐夜車由滬入京，向有關方面請求釋放。國民黨和共產黨在上海正在交惡。楊杏佛因為曾說要把綁架共產黨女作家丁玲的那輛車的牌照號碼宣布出來，因而遭人謀害。此事之後，蔡先生主持的自由保障大同盟便無疾而終了。
蕭伯納——民國二十年一個晴朗的冬天，英國大名鼎鼎的作家蕭伯納到了上海。他十分健康，精神奕奕，身後映襯著碧藍的天空，他顯得高碩而英挺。有人表示歡迎之意說：「大駕光臨上海，太陽都出來歡迎您，蕭先生果然有福氣。」蕭伯納順口答道：「不是我有福氣在上海見到太陽，是太陽有福氣在上海看見我蕭伯納。」
在上海宋慶齡的寓所，有一個小聚會。我那時認識史沫特萊已經很久。另有一個截然不同的共產主義作家Frome夫人，是一個古怪而虔誠的理想主義者，Vi Sheen的Personal Biography（Modern Lib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