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前清光緒二十一年（西曆一八九五年），時值滿清帝國末葉，光緒年輕，雖然在位，伯母慈禧太后，獨握大權，在國勢岌岌可危之日，這位老太婆驕奢淫逸。我之降生，正值中日戰爭起，中國慘敗，訂馬關條約，割台灣與日本。中日戰爭之前，慈禧太后將用以建立中國海軍的款項，去修建頤和園。據記載，戰爭爆發後，中國一艘炮艇，曾以僅有之兩發炮彈，參予戰鬥。腐敗的滿清官僚曾自各國採購大小不同的炮彈，藉以中飽自肥。日本則在明治維新之下，勵精圖強，後來在一九○四年在日俄戰爭中擊敗帝俄，滿清王朝本已是行屍走肉，若干年之後，依然是行屍走肉。
我生在福建南部沿海山區之龍溪縣坂仔村。童年之早期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是山景，二是家父，那位使人無法忍受的理想家，三是嚴格的基督教家庭。
坂仔村位於肥沃的山谷之中，四周皆山，本地稱之為東湖。雖有急流激湍，但淺而不深，不能行船，有之，即僅淺底小舟而已。船夫及其女兒，在航行此急流之時，必須跳入水中，裸露至腿際，真箇是將小舟扛在肩上。
板仔村之南，極目遙望，但見遠山綿亘，無論晴雨，皆掩映於雲霧之間。北望，嘉溪山矗立如鋸齒狀，危崖高懸，塞天蔽日。冬日，風自極狹窄的狗牙谷呼哨而過，置身此地，人幾乎可與天帝相接。接近東南敞亮處，有一帶橫嶺，家姐家兄即埋葬於斯。但願他倆的墳墓今日仍然未遭毀壞。二姐之掙扎奮鬥請求上學的經過，今日我依然記憶如新。
童年時，每年到斜溪和鼓浪嶼去的情形，令人畢生難忘。在斜溪，另一條河與這條河匯合，河水遂展寬，我們乃改乘正式家房船直到縣中大城漳州。到漳州視野突然開闊，船蜿蜒前行，兩岸群山或高或低，當時光景，至今猶在目前，與華北之童山濯濯，大為不同，樹木蔥蘢青翠，多果實，田園間農人牛畜耕作，荔枝，龍眼，朱欒等果樹，處處可見，巨榕枝柯伸展，濃陰如蓋，正好供人在下乘涼之用，冬季，橘樹開花，山間朱紅處處，爭鮮鬥豔。
父母讓我和三兄弟到鼓浪嶼求學，這樣自然就離開了母親。一去往往是一整年。坐在那種家房船里，我總是看見海上風浪女神媽祖的神龕，放置在船尾，不停的點著幾炷香，船夫往往給我們說古老的故事。有時，我們聽見別的船上飄來的幽怨悅耳的簫聲。音樂在水上，上帝在天宮。在我那童稚的歲月，還能再希望什麼更好的環境呢？
在《賴柏英》那本書里，我描寫生在山間，是以高地的觀點寫的，而且是與生在平原以「低地」的觀點相對的。這完全決定於你的性格。若想把高地和低地的觀點說明，我最好是從《賴柏英》第九十五頁引用幾句了。細老那個男孩子在和阮娜說山的時候兒，他說：
「在黛湖我們有山。可是我在你們那個地方，可沒看見那樣的山。我們附近的山是真山，不是你在新加坡看見的那種不像樣子的山。我們那兒的山令人敬，令人怕，令人感動，能夠誘惑人。峰外有峰，重重疊疊，神秘難測，龐大之至，簡直無法捉摸。」
他以突然興奮的心情說話，好像傾吐出多年藏在心中的秘密一樣，所以聽他說話的人竟覺得突如其然，迷惑不解。他則接著說：「你一點兒也不知道。你若生在山裡，山就會改變你的看法，山就好像進入你的血液一樣……山的力量巨大的不可抵抗。」——他停下來在思索一個適當的字。他說：「山逼得你謙——遜——恭——敬。柏英和我都在高地長大。那高地就是我的山，也是柏英的山。我認為那山從來沒有離開我們——以後也不會……」
阮娜聽見這話，她的眼睛越睜越大。她簡直沒辦法聽懂。她只覺得細老越說越神奇，所談論的山的影響力，是別人難以聽得懂的。
「你意思是說你把對那山的記憶看得很珍貴呀！」
「不只是珍貴。那些山的記憶都進入我渾身的血液了。只要童年時成了個山地的孩子，擔保一輩子是個山地的孩子，永遠不會變的。你可以說天下有一種高地的人生觀，還有一種低地的人生觀。兩者判若天淵，永無接近之日。」
阮娜神秘的微笑了。
她說：「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麼？我所知道的只是你這個傢伙太奇怪。」
細老說：「我給你說明白一點兒。我叔叔的人生觀，就是低地的人生觀。平的，什麼都是平的。從來不抬頭往上望。」
「我再改個說法。比方你生在那些山間，你心裡不知不覺評判什麼都以山為標準，都以你平日看慣的山峰為標準。於是，你當然覺得摩天大樓都可笑，都細小得微不足道。你現在懂了我的意思了吧？對人生別的一切你也是同樣一個看法。人，商業，政治，金錢，等等，無不如此。」
阮娜把頭向後一仰，低聲嘻嘻的笑了。她說：「噢，那麼……可是人都讚美摩天大樓呢。他們不像你把摩天大樓和山相比啊。」
細老說：「自然啦，我們的童年的日子，童年時吃的東西，我們常去捉蝦捉小鮫魚，泡泡水使腳清涼一下兒的小河——那些簡單幼稚的事情，雖然你並不常想，可是那些東西，那些事情，總是存在你心坎兒的深處的。並沒有消失啊。」在另一本書里，我也寫過贛柏英她那山間的茅屋。《賴柏英》是一本自傳小說。賴柏英是我初戀的女友。因為她堅持要對盲目的祖父盡孝道，又因為我要出洋留學，她就和我分離了。
「你整個下午都在白鷺窠消磨過了。他們的茅屋在西山的一個突出的地方。一個女孩子站在空曠處，頭後有青天做陪襯，頭髮在風中飄動，就比平常美得多。她決不顯得卑躬屈節搖尾乞憐的樣子。她渾身的骨頭的結構就是昂然挺立的。」
我之所以成為這樣一個人，也就是因此之故。我之所以這樣，都是仰賴于山。這也是人品的基調，我要享受我的自由，不願別人干涉我。猶如一個山地人站在英國皇太子身旁而不認識他一樣。他愛說話，就快人快語，沒興緻時，就閉口不言。
父親是個無可救藥的樂觀派，銳敏而熱心，富於想像，幽默詼諧。在那些長老會牧師之中，家父是以極端的前進派知名的。在廈門很少男孩子聽說有個聖約翰大學之時，他已經送自己的孩子到上海去受英國語文的教育了。家父雖然並不健壯，他的前額高，下巴很相配，鬍鬚下垂。據我的記憶，我十歲時，他是五十幾歲。我記得他最分明的，是他和朋友或同輩分的牧師在一起時，他那悠閑的笑聲。他對我們孩子，倒是和藹親切，但是若以一般年老的父母而論，他也有幾分嚴厲。縱然如此，他還不至於不肯和我們開玩笑，他還會把一個特別的菜放在母親面前，有時也給母親布菜。廈門是道光二十九年中國五口通商後開放給西洋人傳教的一個都市。父親說的笑話之中，有一個是關於在廈門傳教的先驅搭拉瑪博士。當年的教堂里是男女分坐，各佔一邊。在一個又潮又熱的下午，他講道時，他看見男人打盹，女人信口聊天兒。沒有人聽講。他在講壇上向前彎著身子說：「諸位姐妹如果說話的聲音不這麼大，這邊的弟兄們可以睡得安穩一點兒了。」
家父很受漳州的基督徒所愛戴。他的話爽快有味，平常老百姓都能聽懂。
據我所知，家父是個自學努力成功的人。他過去曾經在街上賣糖果，賣米給囚犯，獲利頗厚。他也曾販賣竹筍到漳州，兩地距離約十至十五里地。他的肩膀兒上有一個肉瘤，是由於擔扁擔磨出來的，始終沒有完全消失。有一次，有人教他給一個牧師擔一擔東西，表示不拿他當做外人。那個基督徒對這個年輕人卻沒有憐憫心，讓他挑得很重，那些東西里有盆有鍋。那人還說：「小夥子，你很好。你挑得動。這樣兒才不愧是條好漢。」直到後來，父親還記得在那個炎熱的下午所挑的那一擔東西。這就是他贊成勞動的緣故。
我記得他和當地的一個稅吏打過一次架。那個稅吏領有執照，得在每五日一次的集鎮上，由他自己斟酌決定收取捐稅。有一個賣柴的人，費了三天工夫，斫柴，劈成棍狀，烘熏成炭，由山中運到集上賣。每一捆賣兩百銅錢，而稅吏每捆炭要他納一百二十銅錢的稅。家父趕巧在旁經過。看見稅吏欺負窮人，上前干涉，於是惡語相侵。人群圍起來。最後，稅吏表示尊重家父的長者地位，答應減低捐稅——減低多少，已經記不清。但是父親回家告訴我們這件事時，稅吏的邪惡不義，還讓父親怒火中燒。
家母出嫁得晚。她為人老實直率。她能看閩南語拼音的《聖經》。不管什麼農夫，她都會請到家喝杯茶，在熱天請人到家乘乘涼。她雖然是牧師的太太，但從不端架子。我記得母親是有八個孩子的兒媳婦，到晚上總是累得精疲力盡，兩隻腳邁門坎都覺得費勁。但是她給我們慈愛，天高地厚般的慈愛，可是子女對她也是同樣感德報恩。我十歲，也許是十二歲時，我的幾個姐姐就能夠做家中沉重的事情，母親才得安閑度日。二姐和我總是向媽媽說些荒唐故事，以逗媽媽為樂。等媽媽發覺我們逗弄她，好像如夢初醒，恍然大悟，就喊道：「根本沒有這種事。你們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