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儒家思想所持的是人道主義者的態度，對全無實用虛無縹緲的玄學與神秘主義完全棄之不顧，而是只注重基本的人際關係，靈異世界神仙不朽又有何用？這種獨具特色的人道主義中最有力的教義，是「人的標準就是人」。
一、孔子思想的特性
時至今日，還能有人熱衷儒家思想嗎？若說是有，豈非怪事。其實這全繫於人對善念是否還肯執著，而一般人對善念是不會有一股狂熱的。更重要的，似乎是今日之人是否對儒家思想還存有信心。這對現代的中國人特別重要。這個問題是直接指向現代的中國人，揮之不去，也無從拒絕。因為現代有些中國人，甚至曾經留學外國，思想已趨成熟，他們對儒家所持的態度與觀點，都顯得心悅誠服。由此我認為儒家思想是具有其中心性，也可以說有其普遍性的。儒家思想的中心性與其人道精神之基本的吸引力，其本身即有非凡的力量。孔子去世後數百年間政治混亂、思想分歧的時期，儒家思想戰勝了道家、墨家、法家，自然派思想及共產派思想，以及其他林林總總的學派。在兩千五百年內中國人始終奉之為天經地義，雖然有時際遇稍衰，但終必衰而復振，而且聲勢益隆。與儒家思想抗衡者，除道家在公元後第三至第六世紀盛行之外，其強敵莫過於佛教。佛教多受宋儒所宗仰，佛教雖無玄妙精微，在儒家人道精神及知識論的闡述上，也只能予以修正，然後即將重點移至儒家經典所已有之某些觀念上，而予以更充分之重視，但也並不能將儒家思想根本推翻。這也許是純粹由於孔子個人多年來的聲望地位使然，但是儒家心中非凡的自負，對本門學說精當之信而不移，因而鄙棄佛教理論而側目視之，或者給予寬容，當時的情形可能正是如此。儒家也以平實的看法否定了莊子的神秘思想，也以此等平實的思想鄙棄了佛教的神秘思想。今天，儒家思想遇到了更大的敵手，但並不是基督教，而是整套的西方思想與生活以及西方新的社會思潮，這種西方文明全是工業時代所引起的。儒家思想，若看做是恢複封建社會的一種政治制度，在現代政治經濟的發展之前，被人認為陳舊無用，自是；若視之為人道主義文化，若視之為社會生活上基本的觀點，我認為儒家思想仍不失為顛撲不破的真理。儒家思想，在中國人生活中，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還會影響我們民族的立身處世之道。西方人若研究儒家思想及其基本的信念，他們會了解中國的國情民俗，會受益匪淺的。
在西方讀者看來，孔子只是一位智者，開口不是格言，便是警語，這種看法，自然不足以闡釋孔子思想其影響之深而且大。若缺乏思想上更為深奧的統一的信念或系統，純靠一套格言警語而支配一個國家，像孔子思想之支配中國一樣，是辦不到的。孔夫子的威望與影響如此之大，對此一疑難問題之解答，必須另自他處尋求才是。若沒有一套使人信而不疑的大道理，縱有格言警語，也會久而陳腐令人生厭的。《論語》這部書是孔學上的聖經，是一套道德的教訓，使西方人對孔子之有所知，主要就是靠這部書。但是《論語》畢竟只是夫子自道的一套精粹語錄，而且文句零散，多失其位次，因此若想獲得更為充分之闡釋，反須要依賴《孟子》《禮記》等書。孔子總不會天天只說些零星斷片的話吧。所以，對孔子的思想之整體系統若沒有全盤的了解，欲求充分了解何以孔子有如此的威望及影響，那真是緣木求魚了。
簡捷說，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個理性的社會秩序，以倫理為法，以個人修養為本，以道德為施政之基礎，以個人正心修身為政治修明之根柢。由此看來，最為耐人深思之特點是在取消政治與倫理之間的差異。其方法為一倫理性之方法，與法家以講嚴刑峻法為富國強兵之道截然不同。孔子的學說也是斷然肯定的，要求人對人類與社會負起當負的責任，所謂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此點與道家的適世玩世又大有不同。實際上，儒家思想所持的是人道主義者的態度，對全無實用虛無縹緲的玄學與神秘主義完全棄之不顧，而是只注重基本的人際關係，靈異世界神仙不朽又有何用？這種獨具特色的人道主義中最有力的教義，是「人的標準就是人」。就憑這條教義，一個常人只要順著人性中的善去行，就算初步奉行儒家的為人之道了，並不必在什麼神祇上去尋求神聖理想中的完美。
更精確點說，儒家思想志在重新樹立一個理性化的封建社會，因為當時周朝的封建社會正在趨於崩潰。儒家思想當然主張階級分明。要了解這種情形，我們必須回溯到孔子當時封建制度崩潰以及此後數百年內的狀況。當時中國領土內有數百大大小小公侯伯子男等級的國家，各自獨立，其強者則國土與國力日增，時常與他國兵連禍結。周朝皇帝名為華夏君王，統治全國，實則徒擁虛名，衰微已極。甚至孔子及以後之孟子，雖周遊列國，干謁諸侯，求其施仁政，拯百姓於水火，但亦不屑於一朝周帝。這頗與其所主張之建立理性社會，尊崇周王之學說相矛盾。因當時國內情勢紛亂已極，周室衰微，帝國荏弱，縱然前往朝見，終無大用。各國間雖訂有條約，轉眼粉碎，結盟和好，終難持久。養兵日眾，捐稅日增，強凌弱，眾暴寡。國與國間隨時會商，真是舌敝唇焦，不見成功。學人智者開始定攻守之計，和戰之策，別利害，辨得失。說來也怪，當時學者智士之間，國界之分漸漸混滅，周遊列國，朝秦暮楚，親疏無常。而古禮失，尊卑亂，貧富懸殊，政教乖誤，此等混亂失常遂使思想銳敏之士，勞神苦思以求撥亂反正之道。在此種氣氛中，更兼以思想之極端自由，智慧明敏之士遂各抒己見，如百花齊放，競妍爭香，乃形成中國哲學之黃金時代。或蔑棄禮教如老莊；或主張人人當親手工作以謀生，如萌芽期之共產主義，如許行及其門人；墨子則倡單一神祇，崇愛上帝，教人重人道，勿自私，甚至窒慾苦行，竟趨於極端而排斥音樂；此外尚有詭辯家、苦行家、快樂主義者、自然主義者，等等，不一而足。於是，不少人，如今日之歐洲人一樣，開始對文化表示懷疑，而想返回太古之原始生活，正如今日若干思想家要返回非洲叢林中或到爪哇以東之巴厘島一樣。而孔子則如現代的基督徒，他相信道德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藝術的力量，相信文化歷史的傳統，相信國際間某種程度的道德行為，相信人與人之間高度的道德標準，這都是孔子部分的信念。
在《禮記·儒行》篇里，我們可以看出儒家與其他各派的差異。「儒」這個字，在孔子時便已流行。而稱為儒的一派學者，大概是特別的一批人，他們在觀點上持保守態度，精研經史，其儒冠儒服正表示他們對古代文化的信而不疑。下面的幾段摘錄文字足以表示儒家的高度道德理想。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歟？」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仆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遊之法，舉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在此等列國紛爭、王室陵夷、封建制度日趨崩潰之際，孔子的教義自然不難了解，尤其是孔子以禮樂恢複封建社會的用心之所在。孔子的教義我認為含有五項特點，對了解儒家教義至為重要。
政治與倫理的合一
孔子特別重視禮樂，關心道德這些方面，西方人往往不甚了解。可是把孔子心目中的社會秩序表現得更好，再沒有別的字眼比「禮樂」一詞更恰當了。孔子回答弟子問為政之道時說（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汝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謂舉禮樂之道而施之於政事。見《禮記》第二十八篇《仲尼燕居》）聽孔子說這種話，似乎過於幼稚天真。其實從孔子的觀點看，這也容易了解。我們若記得孔子對「政」的定義是「政者正也」，自然不難了。換言之，孔子所致力者是將社會之治安置於道德基礎之上，政治上之軌道自然也由此而來。《論語》上有這樣的對話：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