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一書，自1988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之後，在讀書界頗受好評，報紙、雜誌、電台等各有介紹和評論，是以年年重印而坊間仍不易購得。現改由學林出版社增加內容，出全譯本。藉此機會，向讀者說明一下來龍去脈。
早在1986年11月21日，上海《青年報》就在頭版刊登此書即將譯就的消息，並作了簡要介紹。那時，我還在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讀研究生，郝志東在河北師範大學外語系作講師。出書前夕，《浙江新書目》曾用很大篇幅介紹推薦。《中國人》出，引起廣泛注意，書評見於《文學報》、《解放日報》、《文匯讀書周報》和《書林》、《讀書》等報刊，它們分別從文學、文化、反思、幽默、「國民性」和中西文化交流等角度作了很有意義的探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今晚八點半」節目也作了介紹。1988年第四屆文匯書展中，本書榮列暢銷書榜首。上海《青年報》又於1990年3月16日刊出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陳伯海先生的《導讀書單》，導語十分簡潔：「作為中國人當然要了解我們自己。這本書不是理論專著，但很有思想，文筆也好。」
幾年來，大陸出版林語堂散文、小說等不下10種。此情此景，不亞於此書1935年在美國引起的轟動。這一切自然是因為林語堂，但更是因為中國和中國人。半個多世紀前，林語堂先生就在「自序」中預言，此書會「激怒不少闡釋中國的作家，特別是自己的同胞們和偉大的愛國者們」。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事實正如他的頂見。直到80年代，仍不乏聲色俱厲的批評。這不幸應驗了一句古希臘諺語：大書大難。那末，究竟是什麼激怒了他們呢？主要是林語堂筆下所描述的中國人的性格，以及他對中國社會、政治、歷史等問題的一些看法。由於林語堂本身的複雜性和讀者個體的差異性，此書直到如今，仍被誤讀。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條：
誤讀之一是所謂的「歷史循環論」。這是指「新血統的混入」一節中林語堂所引李四光博士的一段論述，講中國和平與動亂的循環周期：「中國歷史可以很方便地劃分為每800年為一單位的周則。」這是李四光博士在考察了中國歷史上的一系列變化之後得出的結論，林語堂也認為這種周期性的確是精確得「驚人」，令人「不可思議」。林語堂先生的本意是借用這樣一個現成的理論模式來更好他說明中華民族之所以能生存下來，部分原因在於不斷同化外來民族的活力，以便更好地闡明不同周期內相同時期文學藝術上的一些共同特點。這種理論用來總結歷史，總結過去（主要指漫長的封建社會），可以看作能夠自圓其說的一家之言。如果用來指導未來，當然很有問題（因為一切理論都是對已往經驗的總結），好在李、林二先生均無此意。這裡，林語堂側重的是民族、種族、文化，而非階級問題。的確，這種一家之言忽視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我們恐怕不能據此得出林語堂在20世紀30年代宣揚歷史循環論，用來否定階級和階級鬥爭，為他的中國無階級論尋找理論根據這樣匆忙的結論。
誤讀之二是所謂「中國無階級論」。在「文化的穩定性」一節中，林語堂說，除了穩定的家庭制度之外，「另一個使社會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國完全沒有固定的階級」，因為科舉制度使人們可以從寒門走向權勢和名利，從而「彌補了上層階級那逐漸失去的活力，使得社會急需的內部再生能力得到周期性的補充」。而且由於人們對田園理想的崇尚，統治階級中的許多人往往在下台之後便返歸自然了。實際上，「沒有固定的階級」並不等於沒有階級，雖然它們之間只差一步之遙。在「社會等級」一節中，林語堂又指出，在中國實際上只有兩個階級，一個是衙門階級，一個是非衙門階級，前者可以為所欲為，後者則須納稅守法。衙門階級好比榕樹。非衙門階級則好比土地，熔樹靠吮吸大地的乳液生存——林語堂的階級感情還很分明！可見，在林語堂眼裡，非但有階級，還有粗略的階級劃分，只是其內部成員不固定，有階級轉變。可惜的是，林語堂忽視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兩大陣營中大部分固定的內部成員，及其相互之間固定的、長州的矛盾。
誤讀之三，認為林語堂筆下的「吾國」既然是一個沒有固定階級的國家，那末他眼中的「吾民」就是沒有階級之分的抽象的人。我們認為，這種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林語堂所認為的「中國無固定階級」是指某一階級之中內部人員的不固定，而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衙門階級」和「非衙門階級」作為階級是固定存在著、對立著的。如果分析中國人的性格，先把階級劃分開來，然後依照階級的不同刻畫出性格的不同，當然是可行的。但這不應該是唯一的方法。正如心理學家可以把人的氣質分為膽汁質、多血質、粘液質和憂鬱質一樣，中國人與外國人總還有性格上的不同。林語堂先生是在向外國人介紹中國，他非得介紹中國人性格的一般特點。於是，他另闢蹊徑，把中國人的性格歸納為這樣八條：老成溫厚、遇事忍耐、消極避世、超脫老猾、和平主義、知足常樂、幽默滑稽、因循守舊。這些特點歸納得是否合理正確，當然可以討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這些特點或多或少在大部分中國人身上都有所反映，衙門階級也罷，非衙門階級也罷。林語堂先生所做的，只是把普通中國人的共同特點作了一個歸納。這種分析方法看來還是有其一定道理，有其一定存在價值的。
誤讀之四，認為林語堂先生在描述中國人的這些性格時「以偏蓋全」。事實上對於那些敢作敢為、品格高尚的中國人，林語堂也不無溢美之辭。他們中有邵飄萍和林白水，兩人均因抨擊那些製造「三。一八」慘案的北洋軍閥而慘遭殺害。邵飄萍還是我國新聞事業的先驅，中共早期秘密黨員，當時的《京報》社長。受林語堂稱讚的還有國共兩黨的高級領導，尤其是朱德和毛澤東。在「中日戰爭之我見」一章里，林語堂盛讚他們，認為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出於國家與民族之大義，不計蔣介石多年剿共的前仇，而力主將其釋放，實在是寬宏大量之至。另外，林語堂還在書中多次稱讚「生機勃勃的共產主義青年」，以及充滿愛國熱情，一心抗日救國的中國共產黨。目前台灣流行的譯本，沒有這一章。因此，說林語堂在分析中國人的性格時沒有考慮到這批人的存在，是不客觀的。
誤讀之五，認為林語堂用大量篇幅描繪中國人民的劣根性。把中國落後的根源歸之於中國人的民族特性。這其實也不確切。關於中國落後的根源，林語堂似乎並未明確指出過，但他確實提到「忍耐」是由於社會不重視個人價值，「消極避世」是由於民權。沒有憲法保障。在「仁政」一節中，林語堂對比了韓非子的法治與儒家的「仁政」，認為中國之患在於缺乏法律制度，民權得不到保障，貪官污吏得不到懲處。他說：「中國現在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榮譽，而是簡單的法律處治，或者說是將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更不榮譽的官員們拉出去槍斃的勇氣。」林語堂的頭腦還不至於簡單到只抨擊一下「民族的劣根性」就可以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程度。至於說林語堂分析中國人性格上的某些弱點，進而為帝國主義侵略找借口，則更有失偏頗，落後就要挨打，落後是內因，我們有必要分析內因。事實上，在「中日戰爭之我見」這一章里，林語堂先生用大量篇幅義憤填膺地譴責了日本法西斯對中國的侵略。
誤讀之六，實際上是一個總結，認為林語堂站在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立場。魯迅在《與斯諾談話》中說：「即便是林語堂，也不能劃歸為資產階級作家，他更多地是屬於舊式經院派的文學傳統，而不是現代資產階級的觀念，前者產生於封建主義的背景之下，而後者實際上是他冷嘲熱諷的對象。」令人欣喜的是，我們今天終於注意到魯迅先生這段話、終於可以平心論林語堂，分析他的「一捆矛盾」。
半個多世紀以來，「吾國」與「吾民」都有了極大的變化。儘管中國人的基本性格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之間就徹底改變，然而敢作敢為的人畢竟多起來了，他們是中國的脊樑。大多數青年人不再像林語堂先生描寫的那樣，無法對足球、汽車、登山、探險北極等感興趣。相反，我們有了南極考察，有了長江飄流，有了林語堂先生當時無法想像的許許多多。林語堂先生所呼籲的改革熱情、參與精神、冒險意識、英雄膽略等等，已經在中華大地上大大發揚起來了。當然，這並不表明那些從封建社會長期積澱下來的內向性格、保守觀念和落後的思維方式等惰性力業已絕跡。重讀《中國人》，我們可以警醒，可以意識到改革的長期性、艱巨性和複雜性。這洋讀來，《中國人》仍具有現實意義。
在《八十自敘》中，林語堂提到：「本書最後一章我誠懇而痛心地批評我國的缺點，後來的版本取消了這一章，代之以中日戰爭爆發的評論，頗受讀者的歡迎。」這「最後一章」，是指1935年版里的「收場語」，包括「人生的歸宿」、「中華民國的真相」、「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