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的誕生
中國有一個偉大的過去。縱觀中國的文明以及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我們就會看到中國人某些顯赫的成就和昭著的失敗。中國人生活方式的成敗得失，與其他文明相形之下，顯得尤為引人注目。在中國的古人眼裡，中國的文明不是一種文明，而是唯一的文明；而中國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種生活方式，而是唯一的生活方式，是人類心力所及的唯一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中國」一詞，在古代課本里意為世界的文明部分，余者皆為蠻族。這倒並非夜郎自大，而是客觀事實：古代中國的四周確實為蠻族所包圍，人們不知道還有堪以與之媲美的文明存在。但是，現代知識的光柬揭示出它只不過是許許多多種生活方式中的一種，並把它的美置於一個陌生的背景上，同時把它的陰暗面暴露無遺。面對科學進步、工業革命、意識混亂的整個世界，一些現代中國人感到無地自容，另一些卻在那兒夜郎自大。現代中國開始了思考，緩慢、艱難而又痛苦的思考，有時還帶著混亂的思緒，有時則閃現出庸常意識。現代中國的整個變遷過程，也就是整個民族緩慢、艱難而痛苦地進行思考的漫長曆程，中華民族開始考慮如何對待自身和自己的生活方式。
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不少偉大的時期，比如基督教的羅馬時代、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和英國的伊麗莎白時代，那時人們的心靈獲得了一種新的觀念，人們的想像力得到了自由的馳騁，靈感得到了啟發。同這些偉大的歷史時期相比，中國也正是處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時期之中。四處流傳著各種有關新世界、新文明、新種族的傳說，說他們有望遠鏡和牧師、軍艦和大教堂、火車和公園、圖書館和博物館、照相機和報紙。這些傳說要比馬可。波羅帶回歐洲的關於震旦的故事，比哥倫布帶回的關於印第安人的故事，或許更為神奇；傳說中還有吃牛肉、全身散發著乳酪味道、胸毛長長的男人，以及長著藍眼睛、袒胸露臂的女人；然而也流傳著關於共和國、議會、憲法，自由平等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權；最後，還流傳著關於窮凶極惡的毀滅性武器，它們遠非中國的任何武器之所能匹敵。
於是，中國這才第一次看到一個陌生的、新奇的文明，它與我們自己的文明截然不同，有不少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但是，中國人處在一種閉關自守的狀態，他們自給自足，無論經濟還是精神上都是如此。她地大物博，有獨特的地理位置，並且對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抱著唯我獨尊的態度，這一切使得她只能十分緩慢地向西方學習。中國人把白人看作科學家——技師、士兵和傳教士，很少有人把白人看作新思想的教員。白人作為科學家才受到他們的欽佩，然而這裡的「科學家」主要是指那些會製作精美、新穎而雅觀的器械（比如手錶）的「科學家」。他們斜視那些好戰的士兵，卻又不敢去逗惹，有一點很難想像，白人會推翻他們的皇朝，而別人又不能把他們怎麼樣。明智的中國人十分藐視異教的傳教士，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自己的道教和佛教里也同樣具有不少美妙的奇蹟、信仰療法、聖靈感孕、輪迴、升天以及天堂、地獄等等東西，另一方面是因為白人到中國來對一向安分守己、謙恭禮讓、逆來順受的中國人宣揚所謂和平、謙卑和忍讓，實在有點荒謬。外國傳教士們每走一步都要炮艇來撐腰，則顯得更為可笑。
然而，撇開其他不談，西方文明畢竟也是一種觀念體系，而觀念的力量遠勝於軍艦。當歐洲的軍艦進攻天津塘沽炮台 、1900年八國聯軍耀武揚威地走在北平街頭的同時，西方的觀念也正從根本上猛烈震撼著這個王朝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一如其他的文化變革時期，起領先帶頭作用的是知識分子。值得稱道的是，中國這樣一個古老的文明之邦，在接受西方的工業成就之前，先去接受了西方的文化遺產。這種文化觀念的引進是如此重要，使得皇朝與文明面臨滅頂之災。
本世紀初的「義和拳」運動和八國聯軍掠奪北平，恰巧也標誌著一個準確而方便的歷史裡程碑。從此，西方的知識、思想和文學的滲入，逐漸成為一種堅強有力、不可間斷而又潛移默化的過程。10年之內，由於西方政治觀念的引進，皇朝宣告覆滅，共和國宣告成立，這個共和國作為一種政府的形式沒有成功，然而這一點並沒什麼要緊，只有空想家才會指望它一次成功。要緊的是產生了一個嶄新的、進步的和好戰好鬥的文明，這種文明有著遇異的價值觀念，它向自己以前的文明進行了挑戰，並有吞併它的危險。義和團的失敗，則是加快了這種潛移默化的過程。此外還有嚴夏翻譯了亞當·斯密 、約翰·斯圖爾特·米爾 和赫胥黎 等人的著作；林紓翻譯了查爾斯·狄更斯、瓦爾特·司各特爵士和柯南·道爾的小說；梁啟超鼓吹「自由」、「平等」，普及教育和議會政府；孫逸仙致力推翻滿清王朝，建立共和政府、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些新觀念的要旨是如此廣泛，不僅包括了各種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的引進，還包括科舉制度的廢除，學府制度的改變，教育的內容和方法，知識的普及，學者地位的變動，書面語的改革，新鮮術語的引進，文體的革新，婦女的解放，對纏足和納妾的抨擊，孔學、家族制度、君主制度和鄉屬制度的崩潰；還包括與某些基本文化觀念的決裂，如長者和權威、面子、命運、恩寵、法律、特權和平等、政府設施、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以及個人對社會的態度等等觀念。結果使新舊兩代人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混亂。
顧名思義，觀念衝突的時期也就是知識界騷動的時期。原有觀念一經崩潰，整個民族就開始了疑惑和思索。回顧四十年來的文化變遷，從激烈的自由主義到目空一切而又外強中乾的保守主義，從目前生機勃勃的共產主義青年到行將絕跡的篤信孔學的一代軍閥，人們會看到他們所持的觀點截然相反。如果把北平的老殭屍傀儡們——過去的軍閥齊燮元、安福政客王克敏和前任北平司法委員會委員長江朝宗、版本收藏家董康——與埃德加·斯諾所著《西行漫記》里的許多共產主義青年、與肩負來福槍和背包赤腳行軍的湖南女兵相比較，人們會得出這樣一個印象：他們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他們的精神狀態就像他們的外表那樣截然不同。從思想陳腐的官員——他們認為自己一旦離開這個世界，世界就會陷入一片混亂，所以要設法使人們保持傳統——到具有民族意識和全球意識的生機勃勃的當代青年，在三代人的時間內就完成了這樣一個轉變過程。
40年來，一個民族在形成，它最終從一個文明之中脫胎出來，故而此處「民族」一詞帶有一點凄婉的意味。中國過去是一種文明，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從「民族」這個詞語最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只有中國才可以稱作一個民族，一個受過單一文化熏陶的同族人的政治集團，他們具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歷史、共同的文學和某些共同的道德價值上的準則。然而，它不是一個由鐵路、收音機和宣傳機構組合在一起，並有良好裝備以進行侵略或抵禦外族入侵的好戰的民族。他們只是一群試圖終生享樂以盡天年的姜姜眾生，沒有人可以對他們這種權利表示懷疑。近十年來，所有的價值觀念都已傾覆，世界局勢一片混亂，不少詞語已不再是原來的意思，受尊敬的政治家也開始說假話；最為粗鄙的國度也可稱為「民族」，而渴望和平的開化的文明之邦也被迫武裝起來抵抗他國，否則就會有滅族之災；一個民族生存的權利是用槍炮的口徑和轟炸機的速度來衡量的；在這種時候，明智的人們就會質問：加人民族大家庭的好處何在？目前的中國則正被引進這樣一個民族大家庭里，並且正在獲得一個位置。
然而，中國之進入世界大家庭，並非像一個新發現的親戚那樣去興高采烈地訪問，也不是一種進入和平、繁榮、幸福的「烏托邦」的浪漫冒險，而是一個浪子回到了一群吵鬧哭叫的強盜兄弟之中。在家門口，他受到了劍拔鴛張的歡迎。他必須通過這道門，以獲得一席尊重與平等之地，才可以吃到自己那份肥嫩的牛肉。如果這個浪子這時犯了猶豫，手無寸鐵，臉色鐵青，後悔自己曾經有過回來的念頭，希望自己仍能呆在大家庭之外，留連於煙花柳巷，或者留在正遭受極度饑荒的土地上，用豬吃的谷糠填飽自己的肚皮，如果他這樣想，誰能責備他呢？他認為留連於煙花巷裡，也許要比家宴上為一隻肥嫩的牛犢爭來斗去明智得多，也文明得多。他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去鼓起勇氣參加戰鬥，成為一個鬥士。唯有這個途徑，他才能贏得他強盜兄弟們的尊敬。更糟的是，為了保全自己在餐桌前好不容易才爭來的一席之地，回頭的浪子不得不繼續武裝自己。他坐在放著肥嫩牛犢的餐桌前，一手拿著叉子，一手緊握匕首。在這樣一個家庭里進餐，舍此別無他途。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夠談論中國在這個激烈爭吵的「民族大家庭」中的出現。
中國再生為現代民族的歷程，與其說是一場喜劇，不如說是一場悲劇。多少年來，在外族入侵面前，中國人感到手足無措；他們一直猶豫彷徨，企求同情，採取逃避戰術；請求別人做無效的調解；在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