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頭腦的缺乏
中華民族是一個由個人主義者所組成的民族。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家庭而不關心社會，而這種家庭意識又不過是較大範圍內的自私自利。很奇怪，「社會」一詞所代表的觀念在中國人的思想中並不存在。在儒家的社會與政治哲學中，我們看到了由「家」向「國」的直接過渡，這是人類組織形式的兩個連續階段，正如古語所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最接近於「社會」這個觀念的詞是「國家」即「國——家」，這與中國人組成抽象名詞的方法是一致的。
「公共精神」是一個新名詞，正如「公民意識」、「社會服務」等名同一樣。在中國沒有這類商品。當然，有「社會事務」這個詞，比如婚禮、喪禮、生日慶祝、佛教儀式，以及一年一度的節日等。然而，英美社會生活中某些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比如體育運動、政治、宗教都是中國社會明顯缺乏的。中國沒有教會，沒有教會團體。中國人避免談論政治，好像這也是一種虔誠的宗教信仰。他們不投票選舉，也沒有俱樂部會所之類的地方來辯論政治。他們並不著迷於把人們緊緊綁在一塊的體育運動，而這卻是英美社會生活的本質。當然，他們也玩遊戲，但這些遊戲卻適宜於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特點。中國遊戲並不像板球那樣將遊戲者分成兩組，相互爭奪。協力配合這樣的事鮮為人知。在中國人孤僻的遊戲中，參加者自己為一方。中國入喜歡撲克，而不喜歡橋牌。他們一直在玩麻將，而麻將則更像撲克，而不像橋牌。在這種「麻將」哲學中，或許可以看到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特點。
中國的個人主義在中國的新聞系統中可見一斑。中國人辦報紙就像他們玩麻將。我曾經見到過中國人是如何編輯他們的日報的。這裡，總編的職責僅僅是寫社論。專門負責國內消息的人有自己的版面，負責國際新聞的人有自己的版面，專管城市新聞的人也有自己的地盤。這4個人在管理各自的部門時就像那麻將桌上的4個遊戲者，每個人都在猜測其他人手裡有什麼牌。每個人都試圖湊齊自己的一副牌，而把那些沒有用處的竹子扔出去供別人選擇。如果國內新聞有富裕，其內容則可以很方便地流向城市新聞版，這是無需向讀者說明的。如果城市新聞版也已過分擁擠，則可以轉向兇殺火災版。沒有必要區分什麼是頭版新聞。沒有選擇，沒有配合，也沒有陪襯。每個編輯都可以在他認為適當的時候打住，一切從簡。加之編輯和讀者都是夭生的個人主義者，發表新聞是編輯的事，而尋找新聞卻是讀者的事，互不干涉。這是中國一些最古老、最龐大，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迄今為止仍在奉行著的編輯方針與編輯技巧。
如果你問為什麼沒有合作，答曰：因為沒有社會頭腦。如果總編輯試囹進行某些改革，而將阻礙改革的城市版編輯辭掉，那麼他就違犯了中國家庭制度的原則。他為什麼要干涉別人的事務？他是想把那位編輯逐出報社，砸掉他的飯碗，使所有靠他生活的人都挨餓嗎？如果這位城市新聞版的編輯的妻子是報紙所有者的侄女，總編能將他解僱嗎？如果他還有一點中國人的社會意識，他就不會這樣做。然而，如果他剛剛從美國密蘇里新聞專科學校留學歸來，那麼他馬上就得從總編的位於上退下來。另外一位知道如何用中國方式辦事的人將接替他。舊的情形將繼續。讀者們將搜尋自己想看的消息，報紙仍將擴大它的發行量，仍將大賺其錢。
這就是在中國人所有社會交際活動背後所隱藏著的心理體系。找到更多這樣的例子並非難事。這些例子部說明中國人缺乏社會頭腦，而這一點尤使20世紀的西方人感到困惑，我講20世紀的人，因為他曾接受過19世紀人本主義的恩惠，有較寬闊的社會觀。這裡有一個典型的使人困惑的例子，它真正代表了中國人對社會工作的觀念。我想利用《論語》半月刊（中國一種無意識幽默雜誌）中一位地方軍閥關於群眾教育運動的講話。青年人受到美國人社會服務熱忱的感染，組織了一場「掃盲」運動。於是，這位將軍在講話中說，學生應該讀書，不要干涉公共事務。「人家做人家的事，吃人家的飯，你要打倒人家。」這種很有說服力的論點是：文盲們並沒有干涉你的事務，你們為什麼要去干涉他們呢？這些話簡短有力，就事論事。因為他們是直接地、毫不掩飾地發自講話者內心的話。對中國人來講，社會工作看起來總是在「管別人的閑事」。一個熱心於社會改革或者說是熱心於任何一項公共事務的人看起來總是有點滑稽可笑。我們給他的誠意打折扣，不能理解他。他這樣不厭其煩地做這些工作，目的何在？他想成名嗎？他為什麼不效忠於自己的家庭，設法升官發財，首先幫助一下自己的家人？我們的結論是，他太年輕，或者說他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怪人。
中國歷史上總是有一些這樣異乎尋常的人，他們被稱為「豪俠」，但他們都屬於土匪或流浪者階層，沒有結過婚，是些四處飄泊的光棍，隨時準備跳進水裡搶救一個素不相識、即將溺死的孩子。結過婚的中國男子一般不做這種事。不過也有例外，結果死後一文不名，使老婆孩子吃盡了苦頭。我們敬佩他們，熱愛他們，但我們不希望家裡有這樣的人。當我們看到一個男孩有太多的公共精神以至使自己陷入那種窘境時，我們會大膽地預見這個男孩將是他父母的災星。如果我們能儘早地阻止他自然是再好不過的了。如果不能，他就會被送進監獄，從而使全家都跟著遭殃。當然，事情並不總是那麼糟。如果我們不能阻止他，他可能會離家出走，加入那些有公共精神的土匪或強盜中去。所以，我們把他們稱作「離經叛道的人」。
中國人為什麼如此缺乏公共精神呢？實際上，中國人並不是基督教傳教士們想像的沉浸在罪惡之中的異教徒，儘管「異教徒」這個名詞，以基督教蔑視和批判的力量，似乎非常適合於中國人。如果傳教士們能設法理解他們，追根溯源，他們的看法可能會轉變一些，因為在這種現象的背後，是一種不同子基督教的社會哲學。這種區別是觀點的區別。現代最有教養的中國人仍然不能理解為什麼西方婦女會去組織什麼「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為什麼去管狗的事，而不呆在家裡照看自己的孩子，我們的結論是：這些婦女沒有孩子，所以沒有什麼更有益的事情可做。這種推斷也許往往是正確的。我們面前的矛盾是家庭觀念和社會觀念之間的矛盾。如果我們繼續深究，會發現家庭觀念無時無刻不在起著作用。
家庭制度是中國社會的根基，由此而生髮出各種社會特點，這個家庭制度以及鄉村制度——家庭制度的更高一級階段——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社會中的所有問題。面子、人情、特權、感恩、謙恭、官吏的腐敗，公共機構、學校、行會、慈善事業、好客、正義，以及整個的國家機構，都源於家庭和鄉村制度，都借用這些制度的要旨及其外部結構，都在這些制度中發現了可以用來解釋自己特點的有啟發性的理由。從家庭制度中生髮出家庭觀念，從家庭觀念中生髮出一定的社會行為規範。研究一下這些問題，觀察一下人作為社會的人如何在缺乏社會頭腦的情況下行動是很有意思的。
家庭制度
中國以前並沒有「家庭制度」這樣的社會學名詞，我們只知道家庭是「國家的基礎」，或者說，是人類社會的基礎。這種制度給我們所有的社會生活增添了色彩。這種制度是與個人有關的，正如我們有關政府的觀念一樣，是帶有個人感情色彩的。這種制度給我們的孩子們上的第一課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責任，相互調整的必要，自製、謙恭，明確的義務感，對父母感恩圖報和對師長謙遜尊敬。這種制度幾乎取代了宗教的地位，給人一種社會生存與家族延續的感覺，從而滿足人們永生不滅的願望。通過對祖先的崇拜，這種制度使得人們永生的願望看起來是那麼切實，那麼生動。這種制度培植了家族的榮耀感，就是在西方也很容易就能看到的那種榮耀感。
這種制度甚至還可以涉足於個人非常具體的事務。它從我們手中奪去了締結婚姻的權利，把這種權利給了我們的父母；它讓我們與「媳婦」結婚而不是與妻子結婚；它使我們的老婆生「孫子」而不是生兒子；它還百倍地增加了新娘的義務；它使年輕人感到如果大白夭將自己的房門關起來是非禮行為，使英文中的「privacy」（獨處、私事、秘密，隱私）這個詞在漢語中失去存在的可能性。它像收音機那樣迫使我們習慣於喧鬧的婚姻、喧鬧的葬禮、喧鬧的晚飯、喧鬧的睡眠。它像收音機那樣麻痹了我們的神經，發展了我們溫和的脾性，西方人就像一個未婚的姑娘，只要照看好自己就可以了，所以她總可以打扮得整潔一些，而中國人則像大家庭中的媳婦，有數不清的家務在等她去做。於是，這種制度在我們心中從小就培養了一種冷靜感，使年輕人循規蹈矩，格守本分。它為我們的孩子們提供了過多的保護。很奇怪，很少有孩子們造反與出逃。在以父母為中心的獨裁家庭中，這種制度使年輕人失去了事業心、膽量與獨創精神。筆者認為，這是家庭制度在中國人性格形成上最具災難性的影響，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