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與南方
研究任何一個時期的文學，或者任何一個時期的歷史，首先要認真研究那個時期的人，因為在文學創作和歷史事件的背後，總是那些單個的人使我們產生最大的興趣。提起衰亡的羅馬時代，我們就會想起馬庫斯·奧里利厄斯 或者盧西恩 ；提起中世紀，就會想到弗朗西斯·維龍 。於是，這些時代一下子就變得十分親切，變得十分容易理解。像「約翰遜時代」這樣的名詞就比「十八世紀」對我們更有意義。因為只有回想起約翰遜 是怎樣生活的，回想起他經常光顧的酒店，回想起同他討論問題的朋友們，這個時代才會成為一個真實可信的時代。也許約翰遜時代一位小有名氣的文學家或一個普通的倫敦人會同樣使我們聯想到這個時代。然而，普通倫敦人的意義可能並不大，因為一代代的普通人都是相差無幾的。普通人是喝淡色啤酒還是喝李普頓茶，這僅僅是一個不同的社會行為方式，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區別，因為他們是平凡的人。然而，約翰遜抽煙，經常光顧18世紀的酒店，都是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事情。偉大人物對周圍的社會環境有著自己獨特的反映，這一點對我們很重要。他們會影響自己所接觸的事物，或者受其影響，他們有這種天才；他們也受到自己所閱讀的書籍的影響，受到所接觸的婦女的影響。而這些對另一個缺乏天才的人卻毫無觸動。他們充分利用並享受了他們那個時代的生活；他們吸收了所有能吸收的東西，並且用最纖細、最有力、最敏銳的眼光對此作出反映。
然而，分析研究一個國家時，又不能忽視普通人。古希臘人並不都是索福克勒斯 ，伊麗莎白的英國也並非遍地都是培根 和莎士比亞。談到希臘時，僅僅提及索福克勒斯、伯里克利 和阿絲帕霞 ，並不能得到對雅典人的正確印象。我們還應該經常提到索福克勒斯的兒子來作補充，他曾向法院控告父親治家不力；還有阿里斯托芬 的戲劇所描寫的人物，他們並不都是愛美的，不都是傾心於對真理的探索，而是經常喝醉酒，貪吃，愛吵架，貪污受賄，喜怒無常，就和普通的雅典人一樣。也許雅典人這種多變的性格有助於我們理解雅典共和國崩潰的原因，正如伯里克利與阿絲帕霞能幫助我們理解雅典的偉大一樣。他們這些人，作為個人無關宏旨，但作為一個集體，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過去時代的普通人也許現在很難描述出來，然而當代的普通人卻不同，他們每天都和我們生活在一起。但是，誰是普通人？他是幹什麼的？中國人在我們心目中僅僅是一個抽象物。南方與北方的中國人被文化紐帶連在一起，成為一個民族。但他們在性格、體魄、習俗上的區別之大，不亞於地中海人與北歐日耳曼人的區別。幸而在中國文化發展的軌跡上，民族主義沒有能夠發展起來，有的不過是地方主義，而地方主義也許正是多少世紀以來整個帝國得以和平的重要因素。相同的歷史傳統，相同的書面語言——它以其獨特的方式解決了中國的「世界語」問題，以及相同的文化，這最後一點是多少世紀以來社會文明以其緩慢而平和的方式逐漸滲入相對溫和的土著居民之後的結果：這些共同點使中國獲得了一種人類博愛的共同基礎，這也正是現代歐洲所缺乏的。就是口頭語言也不會造成歐洲人之間講話那麼大的困難。一個滿洲人能夠使雲南人聽懂自己在講些什麼，儘管有一些困難，這也實在是語言上的奇蹟。這是經過緩慢的殖民化過程才獲得的成果，並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漢字的書寫系統這個民族團結的有形象徵。
這種文化上的共同性有時使我們忘記了種族差異，即血統差異的客觀存在。這裡，中國人這個抽象概念幾乎消失，代之而來的是一幅多種族的畫卷，身材大小不同，脾氣與心理構成各異。只有當我們試圖讓一個南方出生的將軍去領導北方的士兵時，我們才會發現這種客觀差異。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國人，習慣於簡單質樸的思維和艱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壯，性格熱情幽默，吃大蔥，愛開玩笑。他們是自然之子，從各方面來講更像蒙古人，與上海以及江浙一帶的人相比更為保守，他們沒有喪失自己的種族活力。他們是河南拳匪、山東大盜以及篡位的竊國大盜。他們致使中國產生了一代代的地方割據王國，他們也為描寫中國戰爭與冒險的小說提供了人物素材。
在東南邊疆，長江以南，人們會看到另一種人。他們習慣於安逸，勤於修養，老於世故，頭腦發達，身體退化，喜愛詩歌，喜歡舒適。他們是圓滑但發育不全的男人，苗條但神經衰弱的女人。他們喝燕窩湯，吃蓮子。他們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學家，戰場上的膽小鬼，隨時準備在伸出的拳頭落在自己頭上之前就翻滾在地，哭爹喊娘。他們是在晉代末年帶著自己的書籍和繪畫渡江南下的有教養的中國大家族的後代。那時，中國北方被野蠻部落所侵犯。
在中國正南的廣東，我們又遇到另一種中國人。他們充滿了種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漢，吃飯、工作都是男子漢的風格。他們有事業心，無憂無慮，揮霍浪費，好鬥，好冒險，國進取，脾氣急躁，在表面的中國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傳統，這顯然是中國古代南方粵人血統的強烈混合物。在漢口的南北，所謂華中地區，是信誓旦旦卻又喜歡搞點陰謀的湖北人，被其他省市的人稱作「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因為他們從不服輸，他們認為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則還不夠辣，不好吃。而湖南人則以勇武和堅韌聞名，是古代楚國武士後裔中較為使人喜歡的一些人。
由於貿易，由於皇家規定入仕的才子要到外省做官，而這些官吏家屬也隨往定居的緣故，種族開始有些混合，使省與省之間的區別有所減小。然而，總的傾向依舊存在。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北方人基本上是征服者，而南方人基本上是商人。在所有以武力奪取了政權而建立自己的朝代的盜匪中，沒有一個是江南人。吃大米的南方人不能登上龍位，只有吃麵條的北方人才可以，這是一貫的傳統。事實上，除了唐與後周兩代創業帝王來自甘肅東北，於是頗有土耳其血統之嫌以外，所有偉大王朝的創業者都來自一個相當狹窄的山區，即隴海鐵路周圍，包括河南東部、河北南部、山東西部、以及安徽北部。如果我們以隴海鐵路的某一點為中心畫一個方圓若干里的圓圈，並不是沒有可能，圈內就是那些帝王們的出生地。漢朝的創業帝王來自徐州的沛縣，晉室始祖來自河南，宋室來自河北南部的涿縣 ，明太祖朱洪武則來自安徽鳳陽。
今天，除了蔣介石是浙江人，其家族譜系仍然待考以外，大部分將軍們是從河北、山東、安徽、河南來的，仍然是隴海線周圍。山東出了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盧永祥；河北出了齊燮元、李景琳、張之江、鹿鍾麟；河南出了袁世凱；安徽出了馮玉祥、段祺瑞。江蘇沒有產生偉大的將軍，卻出了一些出色的旅館茶房。半個世紀之前，華中的湖南出了曾國藩，是個例外，卻也恰好證明規則的正確 ：儘管曾國藩是一流的學者與將軍，但因為他生在長江以南，吃稻米而不是吃麵條長大，所以他命里註定只能是一個顯貴的大臣，而不可能建立一個新的王朝。這後一項工作需要北方人的粗獷與豪放，需要一點真正可愛的流浪漢性格，需要愛好戰爭和混亂的天才——對費厄潑賴，對學問及儒家倫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穩穩地坐在龍位之上，再將儒家的君主主義撿起來，這是個極有用的東西。
粗獷豪放的北方，溫柔和婉的南方，這些區別在他們各自的語言、音樂和詩歌中都能看到。我們來對比一下陝西樂曲與蘇州樂曲的差異。陝西樂曲用一種木板控制速度，聲調鏗鏘，音節高昂而響亮，有如瑞士山歌，使人聯想到呼號的風聲，似在高山上，似在曠野里，又似風吹沙丘。另一方面，蘇州樂曲的低聲吟唱，介乎於嘆息與鼾聲之間，喉音和鼻音很重，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一個精疲力竭的氣喘病人，那習慣性的嘆息和呻吟已經變成了有節奏的顫抖。在語言上，我們聽到的是北京話宏亮、清晰的節奏，輕重交替，非常悅耳；而蘇州婦女則輕柔、甜蜜地嘮嘮叨叨，用一種圓唇母音，婉轉的聲調，其強調的力量並不在很大的爆破音，而在句尾拖長了的，有些細微差別的音節。
曾經有一段故事講一位北方軍官，在檢閱一隊蘇州籍的士兵。他用洪亮的聲音喊：「開步——走！」但是，士兵們沒有挪動腳步。一位在蘇州住過很長時間、知道奧妙的連長請求用他的辦法來下命令。長官允許了。於是他沒有用通常洪亮清晰的聲音喊：「開步——走」，而是用真正婉轉誘人的蘇州腔喊道：「開——步——走——噯——」嗨，你瞧！蘇州連前進了。
在詩歌中，這種區別就更加明顯了，尤其在公元4、5、6世紀。當時，北方中國第一次被韃靼人征服，北方的文人移居南方。這時，傷感的愛情詩在南朝盛行。許多南朝的君主都是了不起的抒情歌手。一種題材別緻的愛情小曲《子夜歌》也在民間產生並發展起來了。對比一下這些感傷的詩歌與北方新鮮、質樸的詩歌是很有啟發的。南方佚名的詩人在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