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臣秀吉所發動的侵朝戰爭，不但給兩國人民都帶來沉重的災難，同時也一手埋葬了他自己創建的新的太平之世，導致豐臣一族的覆滅。在統一全日本的過程中，秀吉曾經表現出來的寬厚、仁慈的一面，也最終被他晚年的極端忌刻和殘暴所徹底掩蓋……
瘋狂
公元1596年，也即明朝萬曆二十四年，日本文祿五年，九月一日，明朝冊封使團進入大坂城。在四十多名諸侯的圍觀下，豐臣秀吉穿戴好明朝下賜的藩王衣冠，頭頂折角烏紗，身披大紅蟒袍，滿面春風地前來接受明史楊方亨等人的冊封。
楊方亨手捧詔旨，以中文宣讀，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下賜金印。在座的日本大名們根本就聽不懂，而就算兩國文字基本相通，那些駢四儷六的深奧句子，也不是豐臣秀吉這類武人所能夠理解的。等到第二天，秀吉讓僧人西笑承兌以日語翻譯詔書，並且加以解說，雖然小西行長事先關照承兌要改動一些句子，但承兌倉促間無法完成如此繁難之事，還是原樣照讀了。
秀吉聽到詔書中全然不提割讓朝鮮一半領土和派朝鮮王子赴日為質等問題，不禁勃然大怒，於是在恭送明使離開以後，驟然翻臉，下令再伐朝鮮。當年十月二十七日，後陽成天皇改年號為慶長，則本年既是文祿五年，又是慶長元年，侵朝戰爭開始了第二個階段，日本史稱「慶長之役」。
小西行長分辯說是明朝違約，不幹自己的事情，舌綻蓮花，好不容易才逃過了制裁，卻被豐臣秀吉再度扔回朝鮮戰場。至於那位居中聯絡的明人沈惟敬先生，據說他返回朝鮮後還假造了一道豐臣秀吉的謝恩表章，派人送回北京。然而花樣不可一玩再玩，西洋鏡終於被拆穿了，萬曆皇帝大怒，先把主和的兵部尚書石星下了大牢（最後死於獄中），然後傳令駐朝明軍捕拿沈惟敬，並於三年後斬首正法。
歷來都以為此番談判的破裂，都應歸咎於小西行長和沈惟敬，行長急於停戰，惟敬想立大功，於是欺上瞞下，甚至假造文件，最終陰謀敗露。然而行長為秀吉愛將，或敢背主行事，沈惟敬又有什麼倚仗，竟敢如此肆意妄為呢？他應該知道，一旦真相大白，行長或可免罪，他是必定會身首異處的呀。況且，惟敬原不過一介平民而已，如今所掛也不過是虛職，就算他有膽量偽造往來文書，甚至詔旨，但他有這份寫偽書的才能嗎？
所以很有可能，沈惟敬所作所為並沒有史書上記載的那麼不堪，也沒有那麼荒誕無稽，他或許搞了一些小動作，力促和議達成，但那也都是受到石星的指使。等到戰事重開，石星下獄，失去靠山的沈惟敬也便只得成為替罪羔羊，遺臭萬年了。
且說明朝使團離開日本，先乘船來到釜山。楊方亨察覺到了釜山日軍不但不做退兵的準備，反似有秘密增兵的跡象，因此匆忙馳返北京，向朝廷彙報。沈惟敬則暫時滯留釜山，以監督日軍的撤退行動。就在這種情況下，豐臣秀吉謝恩的表章遞到了北京，隨即戰事重開。明朝當時並沒有指斥此表為假，只是雞蛋裡挑骨頭地斥以三罪：一，「不奉正朔」，也就是說沒有使用明朝的年號；二，「無人臣禮」，行文用語不夠恭敬；三，「用豐臣圖書」，即加蓋的是秀吉私章，而不是朝廷才剛下賜的日本國王金印。
朝廷不能明白承認自己上當受騙了，而必須找一個合適的台階來下。
那麼，豐臣秀吉確實是因為受到小西行長的欺騙才勃然大怒，再度下令侵朝的嗎？恐怕未必。所謂先伐朝而後侵明，再攻天竺、南蠻等語，固然狂悖，也可能只是一時的妄語而已。秀吉在繼承了信長的事業，大踏步地進軍統一日本的同時，為了提高聲望，積聚財富，曾經遣使朝鮮，就如同當年足利義滿和今川了俊那般，想要通過朝鮮為中介，聯絡明朝，重開勘合貿易。然而朝鮮君臣貪婪顢頇，一方面恐怕中日之間的貿易復興，將會削弱朝鮮的財源，另一方面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肯居中說項。秀吉為此大怒，這才發兵侵朝。
當然，秀吉很清楚，明朝為朝鮮的宗主國，不可能不派兵援救，打朝鮮，其實就等於打明朝，因此才有了借道伐明的花招，實乃假途滅虢之計也。以秀吉想來，朝鮮文恬武嬉，明朝也好不了多少，以我百戰之兵，想要取勝還不容易嗎？即便明朝大軍前來，我照樣有機會吃掉朝鮮。
然而戰事的發展卻並不如意，因此他才起了和談之念——若無秀吉的暗示，小西行長斷不敢自行其是。然而此際已與平安時代不同，日本朝野上下皆以向明朝稱臣為恥，足利義滿當年便是頂著強大壓力才得以與明朝進行勘合貿易的，其子足利義持頂不住壓力，乾脆跟明朝一刀兩斷。豐臣秀吉逐漸意識到，成為明朝所冊封的「日本國王」，不但無法提升自己的威望，反倒可能使自己成為眾矢之的，而朝廷也不願意再有一位足利義滿般強勢的武家領袖出現，因而才找借口突然翻臉。
若說豐臣秀吉瘋狂，其實「文祿之役」初期還僅僅表現在伐朝侵明的言辭上，而到了這個時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已經徹底喪失理智了。因為豐臣政權的內部鬥爭不但沒有因為對外作戰而得到緩解，反而愈演愈烈，豐臣秀吉也幾乎威信掃地——倘若得不到足夠的好處，他是斷然不肯從朝鮮撤兵的。
太刀向天拋去
豐臣秀吉的侵朝戰爭給朝鮮人民帶去了深重的災難，而日本人也沒能從中得到絲毫益處。被驅趕上前線的武士們陷身在朝鮮這個大泥沼中，缺衣少糧，而又必須成天提防朝鮮義軍的襲擊；留在後方的百姓、町人則被迫繳納高額貢賦，擔當勞役以支撐不義的並且看不到前途的戰爭繼續打下去。當前線戰事明顯不利於己以後，連秀吉本人也開始悲觀喪氣，為了散心，他的生活更為奢靡腐化，放著好好的大坂城不待，還要修建更為宏偉的伏見城，便是一個例證。
就在「文祿之役」爆發的前一年，也即天正十九年（公元1591年）元月，豐臣政權的最大棟樑、秀吉的弟弟豐臣秀長病逝了。秀長是豐臣政權的核心人物，他是著名的內政家，並且擁有很強的統合能力，在年輕的譜代眾和老奸巨猾的外樣中間一直扮演著調停人的角色。秀長去世以後，石田三成等秀吉親信與德川家康等有力大名間的矛盾愈發突出，並且逐漸滑向不可調和的深淵。
豐臣秀吉在他最後的統治期間，先後殺死了兩個人，這兩個人的死亡，給他的政權造成了難以彌補的裂痕，同時也使他的威信遭到極大損害——一個是茶道宗師千宗易，還有一個是他的養嗣子豐臣秀次。
先說千宗易，他本是堺市的豪商，師從武野紹鷗學習茶道，號拋筌齋、利休居士——故此俗稱「千利秀」。天正十一年（公元1583年），也就是本能寺之變的次年，宗易被豐臣秀吉聘請為家中茶頭，負責茶事。在當時，茶道並不僅僅是一門藝術，因為很多知名武將都醉心於茶道，故此茶人也經常會扮演外交使節的角色，利用主持茶道儀式來折衝於諸侯之間。千宗易成為豐臣家的茶頭，也就等同於進入了豐臣政權的統治核心，對秀吉協調與朝廷、大名乃至於豪商們的關係，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然而號稱「天下第一茶人」的千宗易，最終卻被秀吉勒令自殺，此事發生於天正十九年（公元1591年）的二月，也即豐臣秀長去世後的次月。事實上，秀吉和宗易的和睦關係早就已經破裂了，當可以保護宗易的最後一道牆垣秀長倒塌後，宗易也便終於無可避免地迎來了他的死期。
從表面上來看，有兩件事促成了千宗易的死亡。首先是大德寺山門事件，天正十七年（公元1589年），宗易資助修建了大德寺山門的金毛閣，大德寺住持古溪宗陳感念其恩，便在閣上安置了宗易的木像，此事引起了豐臣秀吉的嫉恨。另外一件事據說是因為宗易倒賣茶器，他早已出家為僧，如此貪圖財富的惡性使秀吉異常憤怒。當然，這些都不過是借口和導火索而已，宗易與秀吉在茶道方面的認知全然不同，才是導致兩人反目的重要原因。
千宗易開創了「千家流」的茶道流派，他主張「幽、寂」的茶道精髓，崇尚古樸簡約；與此相反，豐臣秀吉則追求奢華絢麗的風格。天正十三年（公元1585年），秀吉開放了自己苦心設計的「黃金茶室」，這座茶室規模很小，這點可以說和宗易所追求的風格相通；然而茶室及其中布置的各種器物都由黃金鑄造，並且可以拆卸運輸，造價昂貴，恐怕除了「天下人」秀吉外誰都無法仿效，這卻是使宗易瞠目結舌，並且大搖其頭的。
在茶道方面的理念不同，其實正體現了千宗易和豐臣秀吉兩人對世間的認知，以及對自身定位的不同。在宗易看來，茶道是超脫了世俗的、直指人心的藝術，更是支撐宇宙間的大道的體現，古樸簡約，正是大道所規定的社會道德規範。而在秀吉看來，茶道是顯示他所開創的太平盛世的工具，也是他個人權威的體現，宗易的茶道理論勢必將超凡的藝術凌駕於世俗權威之上，勢必導致天意掌握在藝術家們手中而不是掌握在統治者手中的社會認同。
大德寺山門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