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倭國向日本國大和王朝的華麗轉身，從大王向天皇的華麗轉身，傳說和真實的摻雜，描繪出飛鳥時代大和國的一斑之貌。
部民和氏姓
倭國蓬勃發展，不但逐漸統一列島，甚至還有餘力發動對外侵略戰爭，在朝鮮半島建立任那殖民地。與此同時，朝鮮半島上三國鼎立，中國也正處於南北朝亂世，有大量的中國人和朝鮮人湧入日本，既有被擄去的戰俘，也有主動逃去的移民。日本史料中多次提到漢人（中國人）、新羅人、高麗人（高句麗人）和韓人（任那人）、百濟人等等，他們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方式，使倭國的奴隸制社會進一步完善。
就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在公元4世紀前後出現了部民制度和氏姓制度。所謂部民，是指王室和貴族的私有民集團，身份介乎於農奴和奴隸之間。他們或集體在王室和貴族的田莊中勞作，或定期前往王室和貴族的家庭中、工坊中從事服務和生產工作。部民最初的來源是奴隸、戰俘、移民和罪犯，後來相當多的本土公社自由民也加入其中。
在部民制度的基礎上，氏姓制度逐漸建立起來。中國秦漢以前以姓來代表血緣，以氏來代表身份，日本的氏姓制度則恰好相反。氏原本是指由血緣為中心組成的氏族公社，兩極分化後，其首領即被稱為「氏上」，對內主持對氏神的祭祀，裁決氏族內部紛爭，對外則代表氏族與其他氏族或倭王朝廷接觸。姓原本是對氏上的尊稱，後來逐漸成為大和（倭）王朝賞賜給氏上以區別其尊卑高下的一種稱號。比如天皇（大王）的後裔往往賜姓臣、君，很多傳統氏上賜姓連，中國或朝鮮移民的氏上賜姓主、史，其他的還有別、公、直、造、村主、稻置等。最尊貴的姓是臣和連，其中在朝廷中身居高官者稱大臣和大連。
日本人現在的所謂姓，其實應該寫作「苗字」，除明治維新後新造的或附會的苗字外，主要來源是古代和中世紀為區別同氏異流而另起的稱謂，和最初氏姓制度之姓，已經完全是兩碼事了。
說白了，古老的氏族為氏，有按地名而造的，比如出雲氏、吉備氏、葛城氏等等，也有按在朝廷中的職掌（品部）而造的，比如物部氏、大伴氏、日下部氏等等；天皇所賜的氏上稱號為姓；同氏的分家、異流的標稱，則為苗字。
日本雖然運用中國的文字，但因應其本土的需要，很多文字的含義與其在中國的本源已經截然不同了，必須加以區分，而不能望文生義。
且說從公元5世紀後半葉開始，中國分久必合的趨勢日趨明顯，而朝鮮半島也因新羅的崛起即將擺脫三國鼎立的局面，倭國也即大和王朝在半島南端的殖民勢力日漸萎縮。大和王朝還想挽狂瀾於既倒，不停地渡海派發援軍，但造成的結果只能是地方貴族和百姓此起彼伏地反抗。雄略大王二十三年（公元479年），五百名蝦夷族（本州島東北部和北海道的原住民，可能即今天所稱的阿伊努人）士兵在西部發動叛亂。繼體大王二十一年（公元527年），筑紫國造（「國」是行政區劃，「造」即其長官）盤井掀起反旗，又佔據「火、豐兩國」，叛亂持續了一年零三個月之久。
到了公元6世紀中葉，部民制度因生產力的發展而走向沒落，逐漸崩潰，許多貴族被迫解放部民，使其成為擁有一定人身自由、繳納貢賦的農奴和小生產者，這就引發了大和朝廷中兩種思潮的強烈鬥爭，即是因應這種社會形勢進行改革，還是維持舊有的生產關係——前者以蘇我氏為領袖，後者的代表家族則是物部氏。
崇佛和排佛
蘇我氏和物部氏的鬥爭，並不是簡單的貴族之間的爭權奪勢，而是旗幟鮮明的路線鬥爭，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方向——古老的大和（倭）國，第一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
我們必須明白，從傳說中的初代君主——神武天皇——到公元6世紀後期的推古女皇，其間的傳承大多荒誕不經，基本為後世偽造的。大王（後稱天皇）雖然很可能確實來自同一家族，但並未掌握家族內傳承的主要權力，而是由貴族們推舉產生的，大王的權力非常之小，甚至可以直接目之為貴族會議的主席。物部氏代表了維持這一模式的政治勢力，倘若最終由他們掌握政權，日本很可能走上一條類西歐式的道路，徹底封建，諸國林立，大王只是名義上的最高領袖而已。
蘇我氏乃是葛城氏的分支，其先祖蘇我滿智宿彌據說曾經統轄過東漢、西文、秦等氏族——從這些氏族名稱便可得知，他們大多源自大陸移民。故此蘇我氏受到來自大陸的先進文化影響，希望壓制地方貴族勢力，建立一個中國式的中央集權的新國家。
簡單言之，物部氏在政治上主張地方分封，經濟上主張傳統的奴隸制，蘇我氏則在政治上主張中央集權，經濟上傾向於封建農奴制度。於是，以這兩個家族為代表，貴族階層分裂了，並且爆發了長時間的血腥鬥爭。
社會改革的首要表象是宗教改革。蘇我氏希望利用從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傳入的佛教構建全新的宗教體系，以此作為社會變革的思想依託。而與其針鋒相對，物部氏則頑固地堅持倭國原有的紛繁複雜的氏神信仰，蔑稱佛教為「蕃教」，不遺餘力地加以打壓。
因為自然神式的日本本土氏神信仰各自代表不同的貴族利益，趨向於分裂，而佛教則超越於諸神之上，故而能夠成為統一的武器。
欽明大王十三年（公元552年，一說538年）十月，百濟國的聖王向大和國贈送了一尊釋迦牟尼的鎏金佛像和若干經卷。在此佛像是否應由大和國王供奉的問題上，蘇我、物部兩氏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當時的大和國王為欽明大王，蘇我氏的首腦為大臣蘇我稻目，而物部氏的首腦則是大連物部尾輿。
蘇我稻目認為，「西方各國大都信奉佛教，我國怎能故步自封，拒不接受呢？」而物部尾輿則反駁說：「我國從來祭拜國神（指各種本土氏神），如果改信外國神，恐怕會招致國神的憤怒，降下災禍來。」欽明大王無從抉擇，最終決定，咱先做個試驗吧，下令讓蘇我氏先嘗試單獨供奉佛像，看看效果如何，是最終外國神壓倒國神，保佑蘇我氏繁榮昌盛呢，還是國神壓倒外國神，會使蘇我氏遭逢災禍呢？
崇佛和排佛的第一階段鬥爭，以物部氏大獲全勝而告終。就在蘇我氏全族改變信仰後不久，大和國內突然暴發瘟疫，死者無數，物部尾輿趁機跳出來煽動貴族們，說這都是因為佛教傳入而招致國神的不滿，降下疾病來警告世人。因為蘇我稻目曾將兩個女兒都嫁給欽明大王，生下多位王子、王女，權勢頗大，物部氏無法將其一腳踢翻，所以只能奉旨出兵，查封佛寺，燒毀佛像——從此兩族仇深似海。
欽明大王三十二年（公元571年），欽明大王去世，傳位於敏達大王。敏達大王六年（公元577年）十一月，百濟國又來湊熱鬧，獻上經論及造佛像和建寺的技術工人，佛教就此在貴族當中再度流行開來。蘇我稻目之子蘇我馬子趁機重新掀起崇佛的輿論，在自己石川的宅邸內建造佛殿，卻也再度遭到物部氏的蠻橫破壞。也是趕巧，流行病又一次發揮作用，不過這次不是在毀佛之前，而發生在毀佛以後，大和國內流行瘡疥，連敏達大王也被感染到了，全身長滿了癩瘡。蘇我馬子於是進言說，這就是不尊佛教的結果，佛陀將召國王前往西方極樂世界去也。敏達大王一聽害怕了，只好同意蘇我一族繼續供佛。
敏達大王十四年（公元585年），敏達大王病逝，用明大王即位，這位大王傾向於蘇我氏的主張，崇敬佛法。用明大王在位僅兩年就死了，蘇我、物部兩族圍繞著王位繼承人問題展開激烈的衝突，甚至發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蘇我馬子原意立敏達大王的王后、自己的外甥女炊屋姬為女王，而物部尾輿之子物部守屋則打算擁立用明大王的異母弟穴穗部。用明大王二年（公元587年）七月，蘇我馬子奉炊屋姬之命處死穴穗部，隨即發兵包圍了物部守屋的住宅。經過頑強的抵抗，物部守屋寡不敵眾，終於全家被殺，從此大和朝廷呈現出蘇我氏一族獨大的局面——蘇我馬子可以說是日本歷史上的第一位權臣。
蘇我馬子最終擁戴用明大王的另一個弟弟泊瀨部為王，即崇峻大王，他自己則飛揚跋扈，獨霸朝綱。然而崇峻大王並非甘當傀儡的傻小子，他對蘇我馬子的專斷十分反感，某次借著有人進獻野豬的機會感嘆說：「何時能斷朕所嫌惡之人，如同斬斷此畜生的脖子！」一語招禍，蘇我馬子聽聞此事覺得不妙，就派親信東漢直駒去刺殺了崇峻大王，然後他又把東漢直駒殺了滅口。
大概蘇我馬子認為還是女人比較好控制一點兒，於是重提前議，擅自擁立炊屋姬為女王，即日本歷史上鼎鼎大名的推古女王。
日出處天子
權臣執國柄，等時間一到，自然可以水到渠成地改朝換代——尤其這時候中國正當隋朝，此前幾百年的南北朝時期，這種事例還少嗎？深受大陸文化影響的蘇我氏大可以有樣學樣。
經過蘇我氏的改革，新的大和王朝走向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