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跟我說，說最強大的是別人不敢欺負你，而不是你去進攻別人，因為你不是一個應該被欺負的人。
P：你的電影裡面出現了很多次烏蘭巴托，這是你青年時期對外界的一個幻想嗎？
J：我們山西人，小的時候天天聽天氣預報，寒流是從烏蘭巴託過來的，我就覺得烏蘭巴托是風起的地方，是寒冷的源頭，特別嚮往那兒，是童年的記憶。還有，山西人很多在蒙古做生意，那時的商路是從山西經蒙古到俄羅斯，從晚清、民國起，家族、親友、鄰居有很多人在那個地方打拚，那個區域於我有很多想像。
P：在一篇文章里你曾寫過你的童年，說一個六七歲的小孩站在一片麥浪前，沒有任何詩意可言。
J：是的。體力活，那真是一種煎熬，我們那麼小的孩子，一到麥收，先幫親戚家收，親戚家收完了，第二天突然體育老師說你幫我，然後又是一片（田）。
我最慚愧的一次是幫我同學收蘿蔔，那個蘿蔔是拿钁頭一刨，連根揪起來了，我每一次都是從中間劈開，那個痛苦，那個羞愧。後來我看到一個新聞，一個房地產開發商強征農民的橘園，把正在收穫期的橘樹全給砍了。一個蘿蔔我都覺得像殺了一個人，那滿樹金橘就不能等幾個月，就非要殺了它？我覺得殘忍，因為我自己體會了那種好好一個蘿蔔一下斷了，是體力和心理的極度煎熬。
P：你挨過餓嗎？
J：是的。最主要的是糧食的構成。20世紀80年代之前那些年，基本上沒有麵粉，我們早晚主要吃窩頭和玉米面，特別是窩頭，一次吃7個，吃飽了，沒有熱量，第一堂課一結束，所有的人都餓了。中午高粱面，下午一會兒就餓了。晚上我記得冬天最常吃的就是一鍋紅薯和土豆一燜，早上起來胃不舒服，那種煎熬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聯產到戶，土地改革以後，基本上我們就能吃到現在正常的麵粉了。
P：你現在對毛澤東怎麼看？我看你的工作室還掛著他的海報。
J：是《站台》的海報，原來毛的頭像是倒著的。因為電影里有一幕是他們在排練，結果牆上的馬列毛（畫像）都被摘下來了，不需要了，正好拍的時候毛的頭像是倒過來的。法國的設計就抓住了這一幕，覺得特別能代表毛之後20世紀80年代中國年輕人的故事，那海報還拿了法國最大的電影海報獎。但我這邊人流量很大，有很多老同志來，就批評我，說這個不好。
P：這代表了你對毛的態度嗎？
J：某種程度上代表。
P：你剛才提到過你是一個特別反偶像的人，但你童年那個時代，經歷的教育也是偶像教育。
J：還好，因為我上學時「文革」已經結束了。我記得我在小學一二年級，我們班表演節目，我還是表演紅心獻給華主席（做了個手勢）。時代很快否定了「文革」，20世紀80年代起就沒有太大的偶像崇拜了。
P：你父親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J：我不知道。我們父子這方面的交流很少，他謹言慎行。
P：《站台》片頭，你寫著獻給父親，他喜歡這部電影嗎？
J：不知道。我父親跟我說一句話，他說這個電影足以把你打成右派，他用他的政治經驗跟我說了這麼一句話。他很擔心，他是驚弓之鳥，因為我爺爺是地主，家庭一直受到壓抑，我父親也因為成分的問題沒有上大學。他非常不贊成我做電影，他年輕的時候是我們那個中學話劇團的導演，包括他有寫日記的習慣，「文革」里日記被人翻出來了，給他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困擾。
另一方面，我的家族比較保守，家訓裡面不允許做類似的工作，廚子戲子吹鼓手，認為這個是不好的工作，電影被我媽媽歸納成類似戲子的工作。我父親認為什麼工作最好，要麼是大夫，要麼是教師，安身立命，做導演不行。
P：你的父親是什麼樣的人？
J：我心目中我父親就是國學大師，他很厲害，我很崇拜他。他有廣泛的閱讀，他是語文老師，但不單單局限在這一塊，歷史跟哲學，他的涉獵也很廣。
P：你剛才說的場景我也碰到過，我爸媽說你寫的那些稿子，過去要被打成右派，我會告訴他們時代不一樣了，他們說沒有什麼不一樣的，這是他們那一代人的經驗。你們之間關於這件事情的對話是什麼樣子的呢？
J：我沒有回答，我就沉默，我跟父親的話比較少，你可能也有這樣的經驗，兒子跟父親之間總是有一點對抗。
P：你父親2006年去世了，當你再想起他，他意味著什麼？
J：人生智慧。我少年的時候，經常做一些讓他不愉快的事情，比較暴力，我父親跟我說，最強大的是別人不敢欺負你，而不是你去進攻別人，因為你不是一個應該被欺負的人。我覺得對我的影響很大，包括我自己說《天註定》的過程，我也認定我的電影是不應該被禁止的，不應該被限制的。
P：這個世界觀的形成也體現在你的作品裡，你的作品對這個社會不是挑釁性的存在。
J：我父親告訴過我，那樣是幼稚的，簡單的，沒有智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