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學者汪暉、李陀、崔衛平，詩人西川、歐陽江河等人受賈樟柯之邀來到汾陽。汪暉記得，他們在一座舊式禮堂中觀看《三峽好人》，那裡還保存著20世紀80年代的風貌，「提高警惕，保衛祖國」之類的標語掛在牆上，觀眾只能坐上不太舒服的木製長條椅，放映現場迴音嗡嗡響。
觀影結束後，學者和詩人們卻感到很愉快，隨後在汾陽中學舉行的《讀書》雜誌座談會上，李陀第一次在公眾場合表達對整個第五代導演的徹底失望。「而《三峽好人》的出現，不但滿足了我們的期待，甚至高於我們的期待——第五代可以沒落，但中國電影不能沒落，我們在賈樟柯的出現和進步里，又看到希望。」李陀說。
他們試圖更精確地解釋賈樟柯的風格，故鄉現實主義，又或是深描現實主義。總而言之，賈的影片中「散發著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氣息」，「那些史詩般的作品將許多的中、小型人物帶到人們面前」。
創作「史詩」的人笑容溫和，貌不驚人。為了推銷《天註定》，賈樟柯一個月要飛7個國家。他接連不斷地接受採訪，疲憊不堪時也要振作精神，盡量選擇一個舒適的姿勢坐在椅子上。他腳上穿著Gucci的鞋子，而衣服則是剛剛從「例外」拿回來的。他曾經為該品牌的設計師拍攝紀錄片，後來他們成了朋友。
他的小學、初中同學安群雁曾經認為賈將成為一名小說家，他總能用兩個小時寫完10篇日記，然後還能獲得老師的表揚，高中時他在省級刊物上發表了兩篇小說。或者他應該成為畫家，高中畢業後他曾在太原補習，想要報考山西大學去進修美術。
導演的夢想與這個觀影範圍限於錄像廳港產片的縣城青年之間，距離太遠了。當他後來備考北京電影學院時，他僅在太原找到了兩本參考書，一本《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劇本選（下）》，上冊找不到了，一本大學教材《美學原理》，其中有七八頁介紹了蒙太奇和長鏡頭。1990年，當賈在太原南郊公路局開辦的「公路電影院」打算花幾毛錢消磨一個漫長的下午時，他看到了陳凱歌的《黃土地》。「看完電影出來後，突然就開始變得有事幹了，我想當導演。過了幾天，越來越想當導演。」
這部第五代導演的經典之作徹底改變了賈的未來，在黃土地上打腰鼓的熟悉的場面令他感到震撼，「可以產生那麼多塵土，塵土在陽光底下變成了像詩一樣的東西……很多時刻，包括一個人靜默地坐在那兒不說話的時刻，你隱隱約約會感覺到時間的流逝，你知道它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對日子就有了一種新的看法，對生活本身也有了一種新的看法。」
在連考3年後，賈終於進入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而不是導演系。在那裡，他接觸到法國新浪潮和義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以及中國台灣導演侯孝賢。侯的長鏡頭影響了早期的賈樟柯，他的第一部獲獎短片《小山回家》中用了7分鐘、全片1/10的時間拍攝民工王小山的行走。
當時北影老師用作示例的大部分國產電影，不能令賈樟柯和他的同學們滿意，他們甚至感到失望和憤怒。一天晚上觀摩完新片，賈對他的同學顧崢和王宏偉說：「咱們拍電影吧，一定要拍自己想拍的那種電影！不能再讓這幫人搞了，咱得弄點實際的東西，得發言。」
在《小山回家》里，賈令人驚異地選擇了表演課上表現幾乎最糟糕的王宏偉做男主角，還用兩瓶二鍋頭買通了一位待考生演票販子，儘管那人很不情願。後來在一位香港記者的推薦下，《小山回家》被送往香港參賽，並獲一等獎。
他的早期短片在電影學院內部遭受冷遇，到了他的第一部故事長片《小武》，情況也沒有好轉。當《小武》在一間階梯教室里放映時，幾位教授在開場後不久拂袖離去——賈樟柯後來在新聞報道中讀到了這一幕，當時他沒有注意到這些，而是站在最後一排全神貫注地給觀眾同聲傳譯片中的山西方言。他回憶，由於沒有字幕，《小武》早期幾場放映全是這樣進行的。
《小武》的主角是一位又憤怒又迷茫的小偷，他的生活背景是一座正在經歷物理和精神雙重變遷的縣城。影片拍攝前，賈樟柯回到汾陽，商品經濟正在試圖改變它。服裝店變成了歌舞廳，人們都在談論在那裡工作的漂亮女孩；以前排著隊去單位里看電視，很快每天都能在街上看到有人在房頂插電視天線。可是縣城人卻都像生活在某種困境里，賈樟柯回憶，各種各樣現實利益衝突，使得人情關係變得越來越淡漠。
國產電影的虛偽也刺激著他，賈后來說：「我去拍《小武》也是因為覺得自己有種不滿，非常多的人的生活狀況被遮蔽掉了，若干年後想想大多數中國人是怎麼生活的，如果你從當時的銀幕上尋找，全是假的，全是謊話。」
《小武》在柏林參賽，令賈樟柯一舉成名。《世界報》稱：賈樟柯直到昨天還名不見經傳，甚至不為那些既熱愛中國又熱愛中國電影的人們所知，但他肯定是位偉大的電影工作者。
電影中的肩扛攝像機、灰撲撲的縣城、輕敘事而重狀態的特質都成了他早期電影的經典元素。《小武》後期，他希望錄音師加入大量街道噪音，一直要糙些，再糙些。出於對自己職業聲譽的保護，這位錄音師離開了。賈向另一位錄音系同學張陽求助，張是一位搖滾歌手，他喜歡滾石的粗糙勝過披頭士的精緻，他們從那時開始合作至今。
張陽在他的錄音室里向《人物》記者回憶《小武》與同時期的電影：
「它跟當時看到的其他電影不一樣。我當時最討厭的一個片子是《頭髮亂了》（導演管虎，拍於1994年，講述了20世紀80年代末一批生活在北京的知青的故事，其中加入了不少搖滾元素），因為它最直接地在講述一個搖滾人的狀態，但那個狀態對我來說更偏向於一個導演腦子裡面的搖滾人的狀態。他們當時的幾部電影裡邊都會有搖滾、毒品，又可愛又不真實。我有時候覺得老賈不是第六代，《小武》確確實實讓我感到非常與眾不同，有一種情懷。」
《天註定》開拍前，賈樟柯將飾演跳樓工人的19歲的羅藍山送到紡織廠工作了幾天。他還在東莞親自調研多家夜總會，後來選擇了一位齊劉海兒、有些娃娃臉的大學畢業生李夢扮演片中年輕的性工作者。有人懷疑，李夢是不是長得太清純了？他回答：「在東莞，沒有（小姐）這個稱呼，人家叫文秘、模特，外形上沒有職業特點，如果有就太虛構了。」賈樟柯就連物色群眾演員都十分謹慎，他的學生王成記得，之前籌拍《在清朝》，賈讓副導演去大同的村子裡一個個看村民、拍照、登記，他還調侃學生們拍不了古裝，「一張張都是漢堡包臉」。
對於更多普通觀眾來說，談到賈氏電影的真實性，他們可以從幾乎完全相反的角度給出相同的答案。同學安群雁在《小武》裡面扮演戲份頗重的藥店老闆更勝，少年時期，他和賈樟柯每周六下午總在巷口的錄像廳里流連。《小武》在國外獲獎令安群雁感到吃驚，「錄像裡面故事情節特別明顯，他（賈）拍的，感覺像是生活就是這樣的。那有什麼奇怪的呢？居然也能當電影拍出來看？」
趙濤——她後來成為賈樟柯的太太——在《站台》中飾演女主角，這是這個舞蹈老師的電影處女作。趙濤回憶，當她和父母一起在家中觀看《站台》時，父母沒多長時間就睡著了。《三峽好人》的男主角韓三明也曾將電影碟片帶回老家山西韓家塬村，他每天下的煤礦也在附近。遙遠的智利頒發給韓三明一個影帝獎項，他邀請工友們來家裡看《三峽好人》，有人覺得悶，中途走掉了，有人喜歡，就一直看到結尾。不過，他告訴《人物》記者：「他們都說沒什麼特別的，他們也能演，因為就跟生活沒什麼兩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