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的山西汾陽縣城，只需要5分鐘就可以從東到西地走完。再向西走一里就是田地。麥收時節，每天從清晨五六點鐘開始，一個矮小的汾陽孩子不得不去那裡幫親戚、同學或體育老師干農活。有人會發給他一把鐮刀，然後指給他眼前一片看不到邊際的金黃色：「這一片是你的。」麥浪沒有任何詩意可言，同學家那些半埋在土地里的粗壯的蘿蔔同樣如此。他應該掄起钁頭痛快地一下將蘿蔔刨出來，但每一次都失敗地劈在中間，蘿蔔斷成兩截。
「我感到痛苦、羞愧，劈壞了蘿蔔像是殺了一個人。」30多年後的現在，曾被農活重壓深深困擾的電影導演賈樟柯先生回憶道。他對現實世界中的縣城、農田，以及附著其上的勞作者充滿同情，這也部分構建了他此後表達的基礎。成為導演後，他的鏡頭平視日常生活，他拍攝這個時代里的普通人的狀態與困境。
接受《人物》採訪那天，43歲的電影導演疲憊地坐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回憶往事。那是一套隱藏在北京電影學院附近居民小區里的三居室，天花板不高，燈光暗淡。造型各異的電影獎盃被陳列在毫無設計感的玻璃櫃里，獎盃越來越多，於是不得不兩三個擠進一個格子。門口矮柜上擺著他寫的與寫他的各種著作，以及一座小小的關公像，香爐里空空如也。
在賈接受採訪的前一天，坐在工作室客廳被磨得有些褪色的紅布沙發上，《人物》記者觀看了他準備11月在中國上映的新片《天註定》的樣片。今年5月，它為賈樟柯在戛納電影節贏得了最佳劇本獎。
這部新片與賈樟柯過去的作品不太一樣：不像過去專註于波瀾暗涌的隱忍的日常狀態，他講述了被認為取材於鄧玉嬌、周克華、胡文海、富士康跳樓工人的四個高度戲劇化的暴力事件，「不顧一切地拍了殺人和自殺」；他將《天註定》視為一部類武俠片，起用了姜武、王寶強等職業演員，而此前獲得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的《三峽好人》，主角是賈樟柯生活在山西的表弟韓三明，一位矮小的煤礦工人，以至於當學者崔衛平在一次開場前看到導演介紹一群外形上無論如何都很難與電影發生聯繫的非職業演員出場時，她幾乎感覺看到了個「馬戲團」。
法國《電影手冊》前主編讓-米歇爾·傅東在2013年的戛納日記中寫道：「賈樟柯本身最擅長於觀察和記錄中國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變遷，他的新作也貢獻給了這一題材。」賈仍然樂於使用時代標誌式的信息，在《天註定》中插入了一段「7·23動車事故」的報道，正如此前在《任逍遙》里借用的申奧現場直播和棉紡廠爆炸的電視新聞；他之所以講述4個故事而不是一個，是因為單獨的事件顯得過於個案，而很明顯，他與同時代中國人共同面對著「籠罩在我們社會上揮之不去的、緊張的、暴戾的氣氛」。
很難憑藉過往經驗來判斷《天註定》是否會受到中國觀眾的喜歡。在賈本人最喜歡的作品《站台》里，他在片頭寫下字幕「獻給我的父親」。可直到今天，賈仍不知道已經去世的父親是否喜歡這部作品，他們從不談論這個話題。「文革」前，身為中學語文教師的父親趕上抓右派，學校讓所有的教師站上主席台，大家互相推，右派的「帽子」將戴在體力不支、掉下主席台的倒霉蛋頭上。看過《站台》後，父親只說了一句話：「這個電影足以把你打成右派。」
拍攝《站台》那年賈樟柯30歲，之前一年，他被官方宣布停止其「拍攝影視劇的權利」。他堅持偷偷拍片，並送往國外影展參賽，其間為了重獲被剝奪的權利，他寫過檢查，交過罰款。直到2003年，包括賈樟柯在內的大部分「第六代」導演被宣布解禁。解禁現場，一位官員發表了一段此後常常被引用的言論：今天我給你們解禁，但你們要明白，你們馬上就會變成市場經濟中的地下電影。
父親的擔憂和官員的預言，彷彿為賈樟柯所從事的工作寓言式地畫出清晰且狹小的範圍，作為一名現實主義導演——儘管賈拒絕被標籤化——他生活於現實主義題材的極佳土壤，但想要從中取得成功卻極其困難，在政治上和商業上都是如此。
賈樟柯並不是中國最富有或最著名的導演。公眾所熟知的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徐靜蕾等人坐在「億元票房俱樂部」里，今年郭敬明憑藉《小時代》也新晉其中。但那裡沒有賈樟柯，他此前國內票房最高的《三峽好人》不過200萬人民幣。他鏡頭對準的世界也不大受到關注，正如學者汪暉告訴《人物》記者的那樣，賈樟柯將歷史當中不能被打扮和修飾的部分搬上舞台，他講述一些消失的故事，而那些故事恰恰是主流社會和媒體，尤其是精英們很少討論的問題，「你把人排起來看吧，你就知道除了他，找不到別人這麼做了。」
「我相信在很多層面上，賈樟柯都是他們這代中國最優秀的導演。」讓-米歇爾·傅東在接受《人物》採訪時說，並沒有加上「之一」二字，「中國有幸有一位他這樣精準又有天賦的故事敘述者，來幫助中國闡釋它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