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上帝，人們無法一幀一幀地拍攝回憶……不，老實說：即使我面前什麼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筆記、信件、通行證、家庭照片、情書，一切都在我顛沛流離的一生中保存得好好的，猶如存放在船艙深處的貝殼裡——即便如此，我也不會像人們所期待的那樣使用它們……是的，我喜歡某種介於明暗之間的東西。請不要把它誤認為是模糊和褪色。
——喬治·格羅茨，《小是大非》，1946年
本書第六章以魯道夫·赫斯對他1923年謀殺罪行的回顧告終。不過這已是1918年世界重啟的盡頭？在1918年閃亮登場的彗星年代，到此便已畫下句號？它成為一個特定的歷史年代了嗎？1923年是一個真正的轉折點嗎？無論如何，最近有些歷史學家——如羅伯特·格瓦特（Rerwarth），本書文獻參考中有其作品——便贊成將1917年至1923年劃為一個時期。它始自俄羅斯革命，終於1923年——這一年，許多國家結束了戰後的危機和騷亂，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穩定。
乍看之下，一個像魯道夫·赫斯這樣的人並不符合本書開篇所描述的走鋼絲人的形象。然而，他也同樣受一種激情攛掇，在萬劫不復的深淵上方大膽遊走：讓赫斯不可自拔的，是極權主義早期的魅惑，以及他作為士兵首次獲得的殺人體驗。從他的行為中可看出虛假的和平如何發展為獨裁和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只犧牲了超過3倍的人，其間對平民百姓所施行的有組織的計畫性屠戮，其規模和形式都是一戰未曾有過的。
然而，如果單單從1939年和平夢碎的角度來思考彗星年代，這會是錯誤的。1918年所生髮出的美好願景仍對其後數十年乃至更遙遠的將來產生影響：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所為之奮鬥的魏瑪共和國，即使在德國為納粹運動徹底破壞，它的遺產對戰後的聯邦德國仍具有重要意義——哪怕是作為和它劃清界限的負面教材；國際聯盟無力阻止國際糾紛升級為一場新的世界大戰，但當今世界的政治依然有其烙印，因為聯合國在許多方面都繼承自它；美國黑人士兵在一戰後落空的解放希望，在20世紀下半葉則贏得了決定性的成果；一些在1919年沒能有機會實現獨立的國家，如伊朗、印度或越南，最終還是得償所願。就連之後的生活方式也深受一戰的影響深遠，尤其是像阿爾瑪·馬勒所實踐的自由戀愛和性解放，以及路易絲·韋斯所支持的新時代女性，都一定程度上使得女性得到和男性平起平坐、享有同等的權利。
至少，這會是1918年給我們的安慰。100年過去了，我們仍舊生活在不安的現實中。自1989年以來，整個世界一遍又一遍地經歷希望和危機，光明和黑暗的未來版本並行不悖。也有許多次，重新洗牌的現實改革宣告失敗，毀滅性的危險力量——專制政府、民粹運動、恐怖主義、新的戰爭和越來越肆無忌憚的資本主義——顯得就要奪取整個世界；但就像1918年那瞬間的璀璨所告訴我們的那樣，它不是命中注定的，更不是無可避免的。因為說到底，在歷史和人生里，一切都總是處在變動中。每一個狀態、每一個處境都是暫時的，如同在克利的畫中，彗星追著自己的尾巴繞圈。
「彗星年代」的挑戰之一，是回答這一問題，即歷史學家應該在多大程度上運用主觀性，包括時代見證者和他自身，後者不可避免地會和每一種對過去的講述產生混淆。我有意把焦點拉回到本書主人公的個人表述上，有些甚至先於史實——正如後記開頭所引用的喬治·格羅茨的話：「感謝上帝，人們無法一幀一幀地拍攝回憶。」在像馬琳娜·於洛娃或喬治·格羅茨這樣回憶被文學化、充滿事後戲劇性的人物身上，我便是這麼做的。同樣，還包括胡志明部分作者不明的文本，或者像威廉皇儲、索格門·特赫里瑞安和魯道夫·赫斯的敘述，他們出於自我辯護的原因，總是單方面地闡述事實或有意識地加以扭曲。為了敘事的密度，讓那些矛盾的人物在他們溫和的自我表述下表現得過於正面，這所付出的代價是否太大，請讀者自行判斷——同樣留給讀者的，還有這一問題，即他是否給予作者小小的發揮空間，在逐字轉錄材料上已有的句子時釋放他的想像力。本書絕不能被視為對歷史事實的客觀敘述，它應該作為證言的拼貼來閱讀，看看形形色色的活躍人士如何經歷、回憶、呈現、詮釋，完全從他們個人的角度描述1918年前後的事。
正是出於這一原因，列出本書所依據的文獻非常重要，如此讀者可以追溯出處，並與傳授確鑿歷史知識的學術研究作對比。我還想通過文獻索引來表達我對一些引證豐富的作品的感謝——如雷金納德·伊薩克（Reginald Isaac）關於瓦爾特·格羅皮烏斯的專著，弗朗西斯·J. 科斯特洛（Francis J. Costello）關於特倫斯·麥克史威尼的傳記，或努里亞·舍恩伯格（Nuria Sberg）對她父親「個人遭遇」的搜集，他們在歷史人物及其浩瀚的一手材料上都給予我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