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德國感到厭倦。改革的過程如同一次肉體折磨……我們總是陷在爆炸的閃光里，我們所處之地總是烈火焚身……而且，還夾在新舊兩種秩序之間左右為難……於是我們擁有了可怕的力量，躁動、沒有歸屬且身受詛咒，憑藉作惡的意志不斷壯大。
——恩斯特·馮·薩洛蒙，《亡命之徒》，1930年
1920年1月26日14點30分左右，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踏出了柏林莫阿比特區法院一號法庭，那裡正公開審理他控告卡爾·赫爾弗里奇誹謗一案。埃茨貝格爾坐進自己專車的后座，這時，一個年輕人猛地跳上車門踏板，近距離朝這位財政部長開了兩槍。一顆子彈打中埃茨貝格爾的肩膀，另一顆則為他的錶鏈所阻擋。一旁受到驚嚇的人們很快反應過來，他們把兇手打倒在地，並牢牢捉住了他。大失血的埃茨貝格爾被送往醫院。他挺了過來，但精神上的創傷揮之不去：這樣的襲擊防不勝防，自己完全無能為力。
1920年3月12日，埃茨貝格爾訴赫爾弗里奇的案子宣判結果。赫爾弗里奇因惡意誹謗被判罰300金馬克。但真正的敗訴者是埃茨貝格爾，因為法院認定，赫爾弗里奇對財政部長的攻擊絕大部分都屬實。於是在別人眼裡，現在埃茨貝格爾真成了一個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及身邊人謀取好處的卑鄙政客。埃茨貝格爾決定暫時離開崗位一段時間，直到新的審判程序啟動，重新審核赫爾弗里奇對他的非議。右翼媒體為此大肆慶祝。即便連凱綏·珂勒惠支都相信了，「埃茨貝格爾看來原形畢露了，他就是一個投機倒把的傢伙。」
從1919年夏天到1920年年初，我們離開了特勒爾奇所說的「停戰後的夢鄉」，離開了熾熱的彗核，那裡的高溫促生了種種不切實際的幻想，隨即便燃燒殆盡。在許多日記、信件和回憶錄里，人們的情緒在凡爾賽和約簽訂後發生了變化。生活逐漸恢複秩序。但在有些國家，戰爭的結束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動，人們的生活陷入了混亂，甚至是危險的境地。苦日子看來永無盡頭。
現在，前景愈發黑暗——一個毀滅一切、充滿仇恨的世界，正通過不斷湧現的暴力成為現實。兩種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各據一端，以對方的滅絕互相要挾。接下來要到來的，是極端的年代。
「一場徹底變革——死人……喧嘩和恐懼。」1920年3月，阿爾瑪·馬勒去魏瑪拜訪仍是她丈夫的瓦爾特·格羅皮烏斯。她在大象旅館下榻，在3月13號那天，她從旅館窗戶看到讓人不安的一幕：「我眼前的市集廣場，黃昏時響起了巨大的騷動。工人們朝卡普政變那些戴釘盔的年輕士兵啐唾沫，後者動也不動。人們還咆哮起來。」在德國國民議會所在的魏瑪，阿爾瑪可以近距離關注卡普政變的進展，它試圖推翻新生的德意志共和國。除了魏瑪，自由軍團也控制了柏林。埃爾哈特海軍旅 開進首都，許多士兵在頭盔上畫了白色的萬字標記。以艾伯特為首的魏瑪政府決定撤出柏林，同時號召工人舉行大罷工。作為此次政變的領導人之一，地方長官沃爾夫岡·卡普（Wolfgang Kapp）被他的同黨推選為新的總理。
從大象旅館的窗戶里，阿爾瑪·馬勒還看到一位政府代表試圖在右翼的卡普黨人和左翼的反對示威者之間居中斡旋，但沒能成功。夜色瞬間籠罩城市，「一點光亮也沒有。黑暗中的群眾比白天時更叫人害怕。不時有人擦亮火柴點煙。害怕被搶劫的恐懼堵在我們的喉嚨里。我們幾乎不敢大聲說話。」
顯然，這一時期的人們不只是在大街上表達他們的想法。在包豪斯任教的俄羅斯藝術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對阿爾瑪·馬勒口出穢言，只因她愛上了猶太人弗蘭茨·韋爾弗。康定斯基和他的妻子「用『猶太人的奴僕』和其他類似的詞語稱呼我」。如此矛盾的事，偏偏就發生在她身上：一方面，阿爾瑪和瓦爾特·格羅皮烏斯一樣，從未掩飾自己對猶太人的厭惡，但另一方面，她不只與許多猶太人交好，還先後嫁給了兩個猶太人——古斯塔夫·馬勒和弗蘭茨·韋爾弗。
這次德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在第二天就展現了它的影響。對此，阿爾瑪回憶道：「下水道沒人清理，大街上瀰漫著可怕的味道。人們必須去遠處打水。但最可怕的，是工人們不讓掩埋死人。屍體被隨便扔在墳地上，大學生夜裡偷偷摸去，卻被在那裡看守、人數上佔優勢的工人趕走。屍體就這麼暴露在空氣里好幾天。今天，是戰鬥中所犧牲的工人的葬禮。送殯隊伍從我窗前經過，他們舉著一眼望不到頭的標語：羅莎·盧森堡萬歲！李卜克內西萬歲！包豪斯學校的人都來了，瓦爾特·格羅皮烏斯還看見好幾位政府部長也在隊伍中，他為他之前讓我不要參加感到抱歉。我倒只希望他自己不要過多捲入政治。被打死的軍官被胡亂掩埋，如同得了疥癬的癩皮狗。他們不過是有薪酬的奴隸罷了。是的，世界充滿『正義』。」5天後，沃爾夫岡·卡普就逃到瑞典去了，政變以失敗告終。它不僅沒有民意基礎，更重要的是，它沒有得到國家機器的支持。不過，德國的這個3月表明，對革命抱有幻想的不只是左翼。革命所擁有的能量，它振奮人心的影響，精心組織運動所展現的威力，以及它對群眾的動員和顛覆一切的意願——所有這些因素都存在於政治光譜的兩端，一如雙方都相信，為了消滅對手可以使用無情的暴力。至少，魏瑪共和國又挺過了一次嚴峻的考驗，但這不是它的最後一次。
凱綏·珂勒惠支在柏林見證了卡普政變：「反革命現在開始行動了。今天早上舉著黑白旗幟的保皇黨軍隊從德貝里茨開來。政府出逃，公共建築被佔領，《前進報》和《自由報》被封禁。街上人們一群一群地聚集著，每個人都像被罰站似的。現在接下來會怎樣？又是3月，這個令人不安的月份！」女藝術家生活在對新的「兄弟鬩牆」的恐懼中。「當我聽說這次事變時，我的胸中就像灌了鉛似的，異常沉重。」
幾天後，她和一位年輕的朋友海倫娜聊天。珂勒惠支很少能如此透徹、如此坦誠地與比她年輕的人談起他們共同生活里的種種斷裂。海倫娜不是那種在德國爆發戰爭和革命時會滿腔熱血的年輕人。她為自己在亂世沒有丈夫和孩子感到遺憾，並以一種宿命論的態度看待這個世界，只想隨波逐流，也許去旅行，最終成為時代的附庸。「這一代的女孩很少像她那樣令我感到觸動。」珂勒惠支在日記里寫道。「每個人都要找到自己的路，穿過眼前這個複雜變形的世界。」作為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她的生活和別人沒什麼不同，但至少，她在心裡想，她擁有對一個更好生活的回憶。戰爭讓凱綏變成一位和平主義者，革命的爆發讓她燃起了對一個實行共和體制、更人道、更公平的社會主義德國的希望。然而現在這些都破滅了，留下的只有對過去的無限追思。
對前皇儲來說，卡普政變摧毀了他很快就能回國的希望。1920年初，德國的政治局勢似乎已有所緩和，本來可以容納他成為這個國家裡的一個普通公民。但政變讓這一夢想落了空。威廉非常失望，儘管他可以從更好的角度來理解這件事：對德國的右翼人士來說，他仍然是一個有其象徵意義的人物。否則如何解釋卡普政變背後的主事人在政變爆發前便聯繫了他？他們想看看他是否有意在政變成功後，作為復辟的君主登基。威廉曾經和這些意圖發動政變的人一樣，相信共和體制並不適合德國。他曾認為必須要有一個凌駕政黨紛爭、作為穩定性代表的中心人物，比如國王或者皇帝。他也曾認為，若要賦予君主制國家全新的政治面貌和合法性，他比他的父親更合適。然而，戰爭和革命的經歷也讓他認識到，一種新的君主制不能在違背人民意願的情況下強行成立。因此他給對方做出清楚的答覆，他或許私下裡還認為，他們謀劃的事不會真的發生。
協約國和威廉的東道主荷蘭並沒有低估這位前皇儲自身所代表的政治風險。他返回德國的希望被看作一種具體的威脅；外面關於他計畫出逃的謠言滿天飛，無論是乘船、坐潛艇還是搭飛機的版本都有。當卡普政變的消息在歐洲範圍傳開時，韋林根島岸邊甚至來了一艘魚雷艇駐紮。在政變期間，船上的士兵還真的炮轟了一架接近島上的飛機。但最後發現這是一架慘遭「自己人誤擊」的荷蘭飛機。這次回國希望的破滅，被皇儲看作「我人生中最艱難的一次考驗」。
聽聞卡普政變的消息後，前皇儲看待流放寓所門口小花園的眼光也不同了。到目前為止，他從來沒關心過這一隅之地，任其生長。因此，早春的第一道陽光所到之處，是雜亂的灌木叢和未經修整的花圃。現在，既然知道自己可能還得在這裡捱上幾年的時間，威廉覺得有必要好好打理一下了。他抓起一把十字鋤，用力插進地里，「直到把我的手弄痛」。
1920年3月20日，特倫斯·麥克史威尼聽說他最親密的夥伴之一、相交多年的老友托馬斯·麥柯廷（Tomás MacCurtain），被愛爾蘭保安隊的人殺害了。那天——當天還是麥柯廷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