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戰後，這個人人……無論積極或消極都能臆想未來的夢鄉，已不復存在。
——恩斯特·特勒爾奇，「觀察者來信」，1919年6月26日
1919年4月，米蘭·什特凡尼克回到巴黎。路易絲·韋斯經歷了多長的等待才盼來這一刻！心上人踏進她的編輯辦公室，「面色蒼白，宛若死人」，他跌坐在椅子上，開始傾訴過去幾個月的經歷。什特凡尼克成功逃出西伯利亞，挽救了自己和大部分部屬的性命。為此他獲頒法國榮譽軍團勳章，授勛儀式在零下35攝氏度的酷寒中舉行，法國將軍莫里斯·雅南（Maurice Janin）還凍傷了雙耳。之後，他們便展開橫渡太平洋的奧德賽之旅。什特凡尼克是在日本神戶得知停戰的。到東京時，他接到消息，告知他被任命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首屆政府的國防部長。這一切讓他尤其迫不及待想回到歐洲，在巴黎凡爾賽宮的和平談判上大展身手。和談也涉及國際社會對捷克斯洛伐克獨立的承認。然而，等什特凡尼克終於抵達巴黎時，談判早已順利展開，而捷克斯洛伐克的新總理卡雷爾·克羅默爾（Karel Kramář）和外交部長愛德華·貝奈斯已在談判桌上佔據了有利位置。什特凡尼克曾勸說福煦元帥援救身陷西伯利亞的捷克斯洛伐克殘軍，但一次也沒成功。而福煦在經歷了戰爭最後一年的巨大犧牲和艱險之後，也完全沒料到什特凡尼克能活著回來。在巴黎，人們對什特凡尼克的歸來毫無反應。因此才剛到巴黎沒多久，他就想儘快前往布拉格，起碼他在那裡能獲得一個戰爭英雄應得的接待。在什特凡尼克的憧憬里，如果他能坐飛機去，從天而降般駕臨他的祖國，那就再好不過了。
什特凡尼克的經歷和想法讓路易絲·韋斯聽得津津有味，再小的細節她也不放過。她一直對這個男人以及他所代表的捷克斯洛伐克充滿強烈的感情。現在，她是否終於可以和他並肩作戰、協助他實現捷克斯洛伐克的獨立？在造訪米蘭位於勒克萊爾大街的住所時，路易絲·韋斯謹慎地把談話主題從政治引到他倆的未來，這時，米蘭卻臉色一暗，定定地看著她的眼睛。路易絲·韋斯感到，他有些事情要向她坦白。躊躇了一會兒後，他才告訴她一個毀滅性的事實：1918年4月，他在羅馬舉行的「奧匈帝國受壓迫民族大會」上遇見一位年輕的小姐，義大利的女侯爵朱莉安娜·本佐尼（Giuliana Benzoni），他愛上了她。沒過多久兩人見了第二次面。之後，她很快便成了他的未婚妻。
路易絲不敢相信她所聽到的：「那我呢？」她問這個自己視為終身伴侶的人。「你？」這還是頭一回，他對她使用第二人稱單數的親近稱謂。「我希望你說我是自由的。我欠你很多，太多！但我永遠不可能成為你的丈夫。」米蘭給出的理由如此冷酷，就像一記重拳打在路易絲臉上，痛得讓她失去知覺：「再說，不像這顆我將送給未婚妻的珍珠，你並非完璧。」他打開一個小盒子，給她展示淡紫色的遠東首飾。米蘭看到路易絲流下淚來，但他不知道說什麼安慰她好。「你的政治經驗無人可比，令人讚歎，」他再次開口，「你表現得就像一個老道的政治家……你的思考從不間斷。但我想給我的人民展示的，是一個貞潔的少女，有著純潔的肉體，更重要的是有一顆未經世事的靈魂。靈魂！希望你理解。」沉默蔓延開來。路易絲感到，她所有的才能都不足以與天平上的另一個人抗衡。她甚至都不打算和對方競爭，因為她心裡明白，那位年輕的貴族小姐早就佔了上風，她比路易絲更能加強什特凡尼克的傳奇色彩，而對這位女報人來說，這一點非常重要，絕不亞於它對什特凡尼克本人的意義。但米蘭還沒有結束他對她的殘忍：「我會跟她介紹說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她任何時候有麻煩，我會讓她第一時間來找你。你會給她提供幫助。你可以向我保證嗎？」路易絲哭了。「我可不能沒有你啊。」什特凡尼克嘟噥著說。路易絲突然一股怒氣湧上：「你休想與朱莉安娜結婚，」她朝他劈頭便說，「她不行，我也不行，沒人跟你結婚。你只屬於你自己。」
「或許吧，親愛的。」米蘭輕聲說，隨後便離開了她。沒過多久他便前往義大利。
1919年的這個春天，夢起夢落。在巴黎和凡爾賽宮舉行和談的代表們尤其如此，他們各做各夢：戰勝國覺得自己無所不能，懷揣著民族自決的美夢，以為一個正義和平的世界就要到來；戰敗國則默默祈禱，希望戰爭的後果不會像他們所擔心的那樣嚴重。夏天來臨，接近和平談判的尾聲，到了決定戰後走向的關鍵時刻，那原本泛濫成災的未來設想也消耗得差不多了。這個時候，路越走越窄，人們就不得不面對現實。一旦和談結果被視作對夢想的背叛，絕望便轉為憤怒。和平條約本應調解各國糾紛，如今卻在世界各地引發新的衝突。
柏林藝術家柯特·赫爾曼（Curt Herrmann）在1917年畫了一隻有著淺粉色閃亮羽毛的火烈鳥。它倒斃在空空的食盆旁，脖子向後扭曲著，嘴邊有一攤黑紅色的血，再也無法為自己修長的雙腿而自豪。此時戰爭已打了3年，這幅《火烈鳥》（）似乎意味著人們不再對一場輝煌勝利有所期待，進一步來說，它意味著美好年代的沒落，老一代精英和他們燦爛日子的結束。然而，拋開具體的歷史背景，如此美好造物的死去更象徵著那些美麗優雅事物的失敗，它們過於精緻，以至於無法在赤裸裸的現實中生存。對於一些在1919年春夏精心織就的夢想來說，這便是它們的命運。
世界大戰已經造成如此龐大的犧牲及無數沒能實現的許諾，而自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在塞納河畔的法國外交部鍾廳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以來，還產生了規模同樣龐大的期待。第一階段，參與和談的共有32個國家的代表，戰敗國被排除在外。在談判中起主導作用的，是由英法美意組成的「四巨頭會議」。為了強調美國在世界的新角色，伍德羅·威爾遜在1918年12月就動身前往巴黎；一支人數逾千的美國代表團跟隨他來到法國首都。憑藉1918年1月的「十四點原則」，它一直是這位美國總統的信條，威爾遜幾乎早在一年前就已定下國際政治的新標準：民族自決應該成為世界政治的基石，即便對那些殖民帝國來說也是如此。世界上所有國家應該聯合起來組成國際聯盟，未來它能以和平的手段調解國際糾紛。只有吸取一戰的教訓，它才能真正成為一場「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憑藉這樣的想法，「十四點原則」在全世界得到廣大媒體的大力宣傳，使威爾遜成為世界希望的焦點，他像是一個救世主。在1918年12月14日的一次私人會晤中，路易絲·韋斯見到了威爾遜總統及其夫人。這位美國救世主給她留下了複雜的印象。她在回憶錄里寫道，他就像一個「新教的教皇」，一個「沒有歷史包袱的薩沃納羅拉 」。「他用來穿過人性熔岩的，是那些只在他個人信念里存在的準則，與此同時，那些包括英國人在內的不幸歐洲人，則在為自身的傳統、利益、庇護者和殖民地而糾纏不清，正努力想辦法解決生存問題。」不只是路易絲·韋斯，在談判進程中，整個法國都用務實的眼光看待威爾遜的主張；戰爭令法國耗盡元氣，對法國人來說，賠償比崇高的理念更重要。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還給了殖民地臣民以希望，這也是令法蘭西殖民帝國為之擔憂和憤怒的一個原因。
和談期間，阮愛國仍然待在巴黎，努力以攝影為生。他在《工人生活》（）雜誌的某一期上登了廣告：「如您想保留對父母的生動印象，請將他們的相片交給阮愛國修整。完美的相片搭配好看的相框，只要45法郎。」不過上門的人很少。阮依然過著只夠勉強糊口的生活。
每天的報紙上都有關於巴黎和會的最新進展，它令阮愛國和其他許多從英法殖民地來到巴黎的人陷入狂熱的情緒。這個越南人和不少殖民統治的反對者一樣，尤其認真地閱讀了威爾遜的和平綱領。世界的命運將在巴黎的凡爾賽宮被決定。如果現在就像威爾遜所宣布的那樣，民族自決的時刻已經到來，那麼他那淪為法國殖民地的家鄉印度支那也不該被排除在外。阮愛國將巴黎的這個春天視為一次歷史性機遇，絕不容錯過。
與此同時，他和其他積極人士共同發起一次以「越南愛國者團體」為名義的請願活動。遵照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他們請願列出了八項主張，其中並沒有提到民族「自決」或是獨立，只是要求給予越南人更多的權利：公平的司法制度，出版、教育和集會的自由，並讓越南人能更加民主地參與法國國民議會。政治犯也應該被釋放。本來，所有這些要求對法國這個「人權發源地」來說都是理所當然的。然而自大革命以來，法國人所取得的成就，他們為之自豪和認同的權利主張，並沒有和受它統治的其他民族分享。現在，整個世界受到一次足以令諸多殖民帝國傾覆的巨大動蕩，新的獨立國家誕生，埃及、日本、印度、朝鮮和墨西哥這些彼此相距遙遠的國家陸續爆發騷亂。在這樣的時期，法蘭西殖民帝國也有可能受到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