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摧毀了舊世界及其運作方式：所有領域都以個人為主。
新的藝術揭示了新的時代意識：個性和共性之間的平衡。
以個性為核心的傳統、教條及其主導地位阻礙了新藝術的實現。
——皮特·蒙德里安，《「風格派」第一宣言》，1918年
從遠處看，霧蒙蒙的紐約市區就像他老家的山。1919年5月22日這天，艾文·C. 約克站在俄亥俄號戰艦的甲板上，一顆想家的心劇烈跳動著。船離哈德遜河河口越近，曼哈頓直矗藍天的高樓尖頂便越發清晰。他在一年多前離開，忍飢受凍，從炮火中倖存，回程又攤上一艘顛簸的大傢伙，在海上苦不堪言。現在，港口就在眼前，他再也不想離開家鄉的土地了。船經過自由島，約克綠色的眼睛裡出現了自由女神像。「看看我吧，老姐姐，」他在心裡對她說，「把我好好瞧個夠，因為你下次再想看到我，就得自己轉個身了。」
抵達霍博肯碼頭時，田納西同鄉會的代表團已在那裡迎接他，還有成群的攝影記者等著捕捉他的一個眼神、一次微笑或一個勝利的姿勢。聚光燈又如轟炸般地來了，約克惱怒地想。還在法國時，他就不得不適應媒體的死纏爛打：畢竟福煦元帥可是親自給他頒發了英勇十字勳章啊。那之後，約克獲得前往巴黎的特別休假，觀光客尋常會去的有名景點他都去了。他覺得法國的首都「相當有秩序」。但那些寬敞的馬路走也走不完，而且看起來都一個樣，害他總是迷路。
毫無心理準備的約克被塞進一輛黑色的豪華敞篷車，直接開進曼哈頓熙熙攘攘的城市街谷。交通是如此擁擠，車子只能以步行的速度前進，而且總是走走停停。無論到哪兒，人們都對約克報以熱烈的掌聲。似乎街上的每個人都認識他，拋給他數不盡的飛吻和鮮花。約克心想，難道每個士兵回到家鄉都有這樣的接待嗎？他不知道，美國有多麼需要他的故事，這個國家迫切渴望著一個像他這樣的士兵，好在眾多沒有名字、沒有面孔的死者里，打造出一個貨真價實的英雄。
車子來到華爾道夫—阿斯托里亞酒店，這裡單是大門讓人見過就忘不了。穿制服的侍者領著約克穿過富麗堂皇的走廊，坐電梯來到一個有著許多房間的套房。他應該讓自己好好休息一下，人們告訴他。他發現卧室里有一張巨大的雙人床。
晚上，約克被接去參加一場宴會。會上有一些高級軍官和政府官員致辭，他們的名字他一個也記不住。當人們開始用餐時，約克吃得尤其慢，如此他才能偷瞄鄰座的人，弄清楚那些讓人眼花繚亂的杯子、盤子和純銀餐具的使用順序。別人對他的吹捧弄得他頭暈。他更願意待在有新鮮空氣的地方，在路上溜達一圈。他可沒料到當個戰爭英雄原來是這樣的。
隔天，約克一大早就醒了，他偷偷溜出酒店走一走。軍中的習慣，要改可沒那麼快！新鮮的空氣和運動讓他很舒服。不過吃早餐的時候他又被人包圍。田納西同鄉會的代表來了，他們請他說說有什麼願望。他可以好好考慮一下，無論他要什麼，他們都可以實現。約克認真思考著，大家則目不轉睛地望著他，眼裡充滿期待。過了一會兒，他有了想法：他想和他的母親通電話！一個酒店侍者立馬衝去張羅，但帕默村老家那邊無人接聽。代表說，和母親通話可不算什麼願望。要知道整個紐約都在他腳下。任何他朝思暮想、最荒誕不經的夢想，現在都能實現。約克絞盡腦汁。他又開始有點頭暈，幸好最終他還是想到了：前些年開始，紐約成為世界最早興建地鐵的城市之一；任何人都會喜歡搭乘地鐵這樣的時髦交通工具，在城市的地底下穿行後再鑽出地面，而他自己很早以前就想這麼來一回了。代表們聽了捧腹大笑，不過這好歹是他的願望。他們給他要了一列專車，於是在這天剩下的時間裡，約克就在曼哈頓的石子路面下漫遊。
接下來的幾天，還有更多折騰人的事在等待著約克。在華盛頓，他獲得白宮和國會的接待。回到紐約，他又被招待去華爾街的證券交易所。在這樣一個嘈雜擁擠的環境里要如何工作，他實在無法想像。後來，一些穿著名貴西裝、抽著粗雪茄的人前來拜訪他，想把他的故事搬上大銀幕。他們在桌上放了大把大把的鈔票，約克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一部電影是很重要，他乾巴巴地說。是的，這會是一件好事，拍一部電影，讓人們看看美國年輕人可以有什麼樣的成就。不，那些抽著雪茄的人說，不是這樣的電影，我們要告訴觀眾的，是艾文·C. 約克在阿爾貢如何獨自破獲了一個德國機槍據點，並抓回了132名俘虜。但約克不想為這事拍電影，他寧願趕快忘掉它。同樣，他不會為報紙撰寫任何相關文章，也不想在北美做巡迴演出。「巡迴演出」這個詞，讓約克想起他有次在劇院看到的雜技演員，他問這些人：「穿著襯衫的我看起來難道不會很可笑嗎？」他不想再和他們耗下去了。如果他們真的想為他做些好事，就該儘快讓他回家。
戰後的第一個春天，約克似乎是少數沒有滿懷憧憬的人。和約克不同，1919年2月到6月的日記、信件和回憶錄大多瀰漫著一種非比尋常的幹勁。彷彿世界在經歷了思想、生活尤其是藝術領域的嚴冬後，重新迎來溫暖和光明，燃起了保羅·克利在畫里所描繪的那種耀眼無比、轉瞬即逝的彗星光芒。對許多士兵來說，這段日子是他們結束軍旅生活、和家人團聚的過程，他們和老百姓一樣，重拾對有序生活和衣食無憂的希望。儘管戰後的這個春天有著種種苦難、劇變和不確定性，許多人仍能大膽想像另一種可能，勾勒屬於自己的更好的未來。嘗遍了黑暗和挫折的滋味後，他們有權享有對光明和成功的美好幻想。普通人如此，大人物亦然：1919年1月，在巴黎這座盛大的政治舞台上展開了戰後和談。各國外交家齊聚於此，所探討的無非是一種新的世界秩序。所有與會者都感到，這一談判說不定要持續一整年。一切皆有可能。到最後，歐洲真的能重生嗎？世界真的會改頭換面嗎？
停戰以來，紐約一刻不停地接待著如潮水般湧來的歸國士兵。整個冬天，在隔著哈德遜河與曼哈頓相望的霍博肯港口，莫伊娜·邁克爾看到有數不清的船隻停靠，並把一批又一批面色晦暗、疲倦不堪的男人帶到這座城市。1918年的聖誕節，莫伊娜就站在港口揮手示意的人群中，自豪地看著勝利歸來的美國軍艦排好隊形，沿著哈德遜河溯流而上。
這位來自喬治亞州的女教師仍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校舍里為基督教女青年會工作。一批又一批的男女青年在此受訓，然後被送往大西洋對岸，支援軍隊遣返的後勤工作。但越來越多的士兵來了紐約，無論他們是在此中轉、等候複員安排還是在醫院滯留，大西洋這邊都需要更多的人手來應付。對莫伊娜·邁克爾來說，這場此前還發生在遠處的戰爭，現在就近在眼前。
身為喬治亞州公民和喬治亞同鄉會的成員，莫伊娜在聖誕節前夕著手照顧那些來自她南部家鄉的傷殘軍人。由於他們只能在遠離親人的地方獨自過節，同鄉會為他們準備了聖誕禮物。莫伊娜·邁克爾共給9家醫院帶去了45個聖誕包裹。她走訪的第一個病人叫湯姆·洛特，是一名來自喬治亞州梅斯維爾的黑人士兵。他髖部以下的一條腿完全截肢，但還能撐著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到房間門口。莫伊娜·邁克爾遞過禮物和鮮花，告訴湯姆喬治亞州為他感到驕傲。他臉上泛著光彩，把花別在衣服領子上，帶她參觀病房。這一刻很是幸福。但拜訪完單子上的所有人後，莫伊娜·邁克爾意識到，這些身體和精神嚴重受創的士兵——其中絕大部分都無望找到一份有薪水的工作——將很長時間甚至在餘下的生命里都需要援助。但經過戰時的齊心協力後，美國人現在又恢複到自顧自的小日子去了。她絕不能讓這些為國家賠上自己一生的人被拋下。
這一體會，讓莫伊娜·邁克爾更加致力於她對「國殤虞美人花」的傳播，它這時已佔去她相當一部分的工作時間。停戰當天，她約了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塔爾科特·威廉姆斯（Talcott Williams）見面。辦公室窗前，外頭慶祝人潮源源不斷地經過，這時莫伊娜向塔爾科特細細講述了自己的想法，那位銀髮老人立即產生興趣。當天他便聯絡了一些有影響力的人，並給報紙寫信，請他們採訪莫伊娜·邁克爾。她明白，要實現她的夢想，在全國範圍內發起對死者的追憶，並解決傷殘軍人的需求問題，沒有比媒體更重要的工具了。
與此同時，她給全國各地的朋友寫信，請求他們協助她推廣虞美人花的象徵意義。通過一個熟人，她甚至給美國國防部去信表達她的請求。她接到許多熱心的回覆，其中有些人答應她，至少會在一些與戰爭有關的集會上使用紅色虞美人花。不過，要使這一全新主張真正成立，莫伊娜·邁克爾必須同時考慮它在物質層面的問題。當美國社會在事實上接受了這一象徵，那麼到時需要的就不僅是一次廣泛的宣傳，還必須製作出成千上萬甚至是數百萬朵的紅色虞美人花。而且，如果她想要幫助殘疾軍人，就必須找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