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或左，
前或後，
上坡或下坡——
人必須堅持走下去，
無論
將來與過去。
這本是不宣之秘：
為了完成使命，
你們應該，也必須把它忘記。
——阿諾德·勛伯格，《雅各的天梯》，1917年
1918年11月7日傍晚，比利時境內的黃昏已經降臨，這時，車隊從位於斯帕的德軍總參謀部出發了。它由5輛黑色專車組成，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Matthias Erzberger）就坐在最後一輛車上。他34歲，身材肥胖，絡腮鬍修剪齊整，上方架著金邊眼鏡，頭髮則一絲不苟地梳成中分。這位國務秘書 ，連同一個3人代表團，受德意志帝國政府的派遣前往敵方領地。他的簽字將結束一場超過4年且席捲幾乎整個地球的戰爭。
晚上9點20分，車隊在法國北部小鎮特雷隆附近通過了德軍前線陣地。在經過最後一排德方戰壕後，就進入無人區了。過往，從這兒到法軍陣地之間的炮火最為猛烈。車隊以步行的速度在黑暗中緩緩前進，靜悄悄地接近敵方前線。打頭的那輛車插著一面白旗。一個號兵有規律地發出短促的信號。雙方保持著約定的停火狀態；代表團車隊通過無人區，抵達離德軍只有150米的第一排法軍戰壕，在此期間沒有人開槍。對方接待人員給埃茨貝格爾的感覺是冷淡而不失禮節；談判雙方都迴避了這類場合習以為常的眼神接觸。兩位軍官領著德方代表團車隊進入拉沙佩勒小鎮。當他們抵達時，士兵和百姓擠在一起，用掌聲歡迎這些敵方的代表，並大聲問道：「是戰爭結束了嗎？」
埃茨貝格爾一行人換乘法軍專車，繼續前行。月亮在雲中若隱若現，微弱的光芒所到之處，是宛如世界末日的景象。作為戰爭的主要戰場，皮卡第地區4年來已成了亡靈的國度。街道上是銹跡斑斑的廢炮和軍車殘骸，還有腐爛的動物屍體。田裡密布著鐵絲網。大地為上千次的轟炸所撕裂，為數以噸計的子彈殼所污染，瀰漫的臭氣源於大量的屍體以及毒氣瓦斯。戰壕和彈坑積著雨水。森林裡只剩下燒焦的樹榦，殘影映襯著夜晚的天空。車隊穿過那些在德軍撤退時被夷為平地的村莊和城市。深受震驚的埃茨貝格爾描述了小鎮紹尼的情況：「一棟完好的房子也沒有；處處是坍塌殆盡的廢墟。月光下殘骸宛然兀立，猶如冥府般陰氣逼人；沒有一點生命跡象。」
德國代表的行車路線是法國軍方領導所指定的，它穿越了法國北部那些遭受戰爭打擊最嚴重的地區，有些看起來簡直就像是被隕石擊中。這片後來在地圖上作為「紅色區域」而被專門畫出的狹長地帶，其悲慘的景象讓埃茨貝格爾在情緒上做好準備，以面對即將到來的停戰談判。每一處按當時專業人士的觀點都絕無復原可能的殘破農莊，都是對他的警示：看看你們德國人對法國做了什麼。法國北部遭受的戰爭破壞是宣傳戰的焦點之一，埃茨貝格爾作為非戰鬥人員，很有可能早就在報紙、明信片和新聞短片上的照片看到過。他是一個有教養的人，興趣廣泛，應該讀過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的反戰小說《火線》（），書中用動人的文字描述了「田園的毀絕」。也許他曾看過一些他那個時代的繪畫作品，其中有許多致力於一種全新形式的風景畫，比如英國畫家保羅·納什（Paul Nash）便以自己的戰爭經歷完成了一幅極具代表性的作品，畫中慘白的太陽在完全為戰火所摧毀的原野上升起。這幅諷刺與希望交替的作品，名為《我們正創造新世界》（，1918）。然而，親眼見到如此凄涼的景象、目睹世界大戰的毀滅性影響，和讀書看畫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埃茨貝格爾在他的回憶錄里如此寫道：「這段旅程給我的震撼，比3個星期前我獨子的去世還要來得沉重。」
對於被戰爭蹂躪的風景，美國軍官哈里·S. 杜魯門已經習以為常。在一封信里，他對女友貝絲·華萊士（Bess Wallace）描述他之所見：「曾經的美麗森林如今是一片殘缺的樹榦，光禿禿的樹枝伸展著，它們看起來就像幽靈。地面是無數的彈坑……這塊面目全非的土地，原本應像法國其他地方一樣豐饒秀麗，現在卻猶如伊甸園旁邊的撒哈拉沙漠，或是亞利桑那州。當月亮在我上面提到的殘枝斷木後方升起時，你可以想像那幅景象：50萬名法國人在此遇害，這就像他們的冤魂在舉行一場哀悼的遊行。」
杜魯門，這位來自密蘇里州的農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協約國軍官，就待在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於11月7日晚途經的廢墟小鎮紹尼往東150公里的地方。在杜魯門自1918年9月底以來投入戰鬥的阿爾貢森林，爆發了德意志帝國和協約國之間最後的交戰。法軍最高統帥福煦元帥選擇這片位於法國、德國和比利時之間的丘陵地作為決定性攻勢的地點。「齊格菲防線」——協約國稱之為「興登堡防線」——是德軍前不久才擴建的防禦陣地，它在1918年9月底第一天的進攻中就被攻破。然而，法軍和美國遠征軍——美國到那時為止在海外投入的最大兵力——並沒有就此滿足，他們繼續向東，朝著萊茵河方向挺進。在凡爾登附近的駐紮地，杜魯門寫道：「未來沒有希望。我住的地方前院埋著法國人，後院埋著德國佬，在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到處都是他們的屍體。每當德國的榴彈擊中這裡西邊的某個地方，地下的屍體碎片就會被翻出來。幸好我不信鬼。」
德意志帝國的威廉皇儲和皇帝不同的地方在於，他沒留鬍子。彷彿為了把自己和那位形象過於高大的父親做出區分，皇儲的鼻子下方颳得乾乾淨淨、只見光滑皮膚，而在相同位置，皇帝則留著那副引人注目、猶如帝國雄鷹俯衝般的跋扈翹胡。對比威廉二世的莊嚴雄偉，皇儲儘管年紀也不小了，給人的印象卻總是像沒長大的孩子，感覺少了點什麼。不過這樣也好，起碼這位出生在波茨坦大理石宮的普魯士霍亨索倫家族長子不必像其他數千名德國士兵——包括阿道夫·希特勒——一樣，剪去他們象徵榮譽的鬍子，因為毒氣戰和防毒面具的發明，讓鬍鬚變成了具有死亡威脅的東西。1918年，36歲的威廉皇儲是德國皇儲集團軍的統帥，他在這個緊要關頭仍保有4支部隊。但皇儲並非事實上的指揮。那位從小就讓他和政府事務保持距離的父親，一再嚴厲地告誡他，一切都要交給總參謀長——弗里德里希·馮·舒倫堡伯爵（Graf Friedrich von der Schulenburg）來決定。因此，皇儲總是一語雙關地稱後者為「我的領導」。1918年夏天起，德軍最後的攻勢陷入停頓，德國皇儲集團軍也節節敗退。
1918年9月，協約國的攻勢依然強勁，皇儲對德國取得勝利的信念第一次有所動搖：「我們已經感覺到，我們陷入了敵人這波攻勢的高潮，而……不得不盡最大努力，竭盡所能來頂住它……但還能撐多久？」不久之後，在對弟弟埃特爾·弗里德里希（Eitel Friedrich）所領導的近衛軍第一師的一次造訪中，他終於不得不承認，現在的德國是沒有希望與協約國軍隊對抗的。一向非常樂觀的弗里茨 陰鬱且憔悴地接待了他，前者整個部隊只剩下500人，士兵的伙食很糟糕。火炮用盡，也不再有新的送來。儘管那些美國步兵「完全不懂作戰」，他們以縱隊進攻，被全面開火的機槍橫掃。然而代表協約國最新武器技術的坦克，著實給德國軍隊帶來很大的麻煩。美軍坦克旅輕鬆碾過德軍每20米只有1人把守的戰壕，然後在看守士兵的背後開槍。而且，和德軍相反，看起來那些美國人擁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重炮和兵力。他們的每一次進攻火力都非常猛烈，這種強度即使在凡爾登和索姆河戰役都不曾有過。皇儲兄弟從小是聽著英雄故事長大的：士兵的英勇氣概和視死如歸的榮譽感，還有那些身先士卒、拔出佩劍、騎在馬上、盔羽飛揚的將軍，將決定整個帝國的興亡。現在他們面對後勤裝備的枯竭，發現自己置身在血肉橫飛的人間煉獄裡。
敵人的優勢讓威廉越來越沮喪。由於身體的疲倦、裝備的破損及彈藥的日益減少，他剩餘的部隊——那些從沒考慮過投降的士兵——艱難地抵擋著一再衝鋒的敵人。對方的每一次進攻都加重了威廉心中的無力感。「空氣在炮火中顫抖，低沉的轟炸，高聲的咆哮，這個世界不再平靜。」9月底，皇儲很清楚這種情況再也支持不下去了：「這些被飢餓、疼痛和困苦所折磨，一次又一次為祖國奮不顧身的人，現在他們的腦袋裡究竟如何區分自己的能力和意願？」
艾文·C. 約克（Alvin C. York）糾結了很長時間才加入美國陸軍。這個質樸的年輕人身材高大、發色火紅、肩膀寬闊，他成長於田納西州山區的帕默村，是個虔誠的衛理公會信徒。他篤信《聖經》上的每一句話，其中第五誡說的「你不可殺人」是他拒絕軍隊徵召的最神聖的依據。他收到徵召令時深感矛盾：作為一個基督徒的義務，身為一個美國人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