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接過火把
並將那紅色的虞美人花
穿戴在身上以致敬逝者們
不要畏懼
否則他們的犧牲就沒有意義
我們將把教訓傳遞下去
那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
在弗蘭德斯戰場
——莫伊娜·邁克爾，1918年
1918年11月11日這天早上，德意志帝國的皇帝被懸吊於紐約兩座摩天大樓之間。毫無生命跡象的國王陛下在長繩的一端搖擺著，身邊陽光普照，彩紙飛揚。自然，這並非威廉二世本人，而是一個飾有威風凜凜的八字鬍、戴著尖頂軍盔的巨型戲仿人偶。人們從樓上扔下的白色紙帶，在皇帝的軍盔上稍作停留後，便以一種帝王般的從容姿態緩緩飄落到其下的人間街谷。
美國東部時間清晨5點，協約國與德意志帝國之間正式停戰。「匈人」（Hunnen）——自戰爭爆發以來美國人對德國人的稱呼——四年來頑強作戰，此刻終於屈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全世界1600萬人的性命為代價由協約國取得勝利。成千上萬的紐約人在打開早報後湧上街頭，高樓與高樓之間是一片片歡慶的海洋。盛裝打扮的人們，與身著制服的士兵及護士肩並肩、手拉手，互相敬禮和擁抱。鐘聲和禮炮聲不絕於耳，進行曲與軍號演奏此起彼伏，加上不計其數的歡笑、歌唱和齊聲呼喊，連成一片如同巨浪拍岸般的轟鳴。汽車叭叭作響，載著熱烈揮舞旗幟的乘客在人群中緩緩穿行。鋪天蓋地的手繪海報，自我標榜的演說家，三五成群的樂手，在馬路上載歌載舞的人們：整座城市陷入一場即興的街頭狂歡。在這勝利的日子裡，紐約人放下手頭的一切工作，信心滿滿地認為整個世界即將實現和平。
莫伊娜·邁克爾（Moina Michael）是喬治亞州一家女子學院的舍監兼教師，不久前她暫時離開了崗位。這位年近半百、身體依然壯健的女士，這幾個星期以來一直在為基督教女青年會舉辦的訓練營工作。訓練營設於曼哈頓的哥倫比亞大學，在那裡，莫伊娜協助一些即將派往歐洲的男女青年進行準備工作。他們之中表現優異者很快就將作為民間志願者橫跨大西洋，為那裡的前線士兵建造臨時供應站。就在正式停戰前兩天，莫伊娜·邁克爾偶然得到一本《婦女家庭雜誌》（），上面刊登了加拿大軍官約翰·麥克雷（John McCrae）的戰爭詩《在弗蘭德斯戰場上》（）：「在弗蘭德斯戰場上，虞美人花綻放於/十字架之間……」詩句旁生動地畫有雙眼凝視天空的英勇士兵形象。她被吸引住了。在詩的末尾，作者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即將死去的士兵，奮力抬起他無力的手，將戰鬥的火炬傳遞下去。詩句和畫面在莫伊娜的心中不斷浮現，她覺得這首詩像是寫給她的，那些死去的人彷彿正透過文字呼喚著她。就是她！她必須伸出手來，牢牢握住那正在下墜的火炬：和平與自由！她必須貫徹這一信念，並為之奮鬥：數以百萬的犧牲者不能被忘記，他們的血不能白流，他們的死不能沒有意義！
麥克雷的詩深深觸動了莫伊娜和她心中的使命感，於是她抓起鉛筆，在黃色的信封上寫下自己致虞美人花的詩句，「這些為死者綻放的花」。她用一組朗朗上口的詩句高呼，把「來自弗蘭德斯戰場的教訓」傳給還活著的人：「現在我們接過火把，並將那紅色的虞美人花/穿戴在身上以致敬逝者們/不要畏懼，否則他們的犧牲就沒有意義/我們將把教訓傳遞下去/那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在弗蘭德斯戰場。」
當她把這些詩句寫到紙上時，一些年輕人來到她的書桌旁。他們湊了10美元送給莫伊娜，以感謝她照顧他們在訓練營的起居。她收下支票，突然有了主意：她不會把剛剛的感受留在文字里，無論那些句子本身有多美。詩，應該化為現實！「我要去買紅色的虞美人花……從現在開始，我會一直戴著它們。」她對不明所以的年輕人如此宣布。她把麥克雷的詩指給他們看，在猶豫了片刻後，又給他們朗誦她自己的詩句。年輕人們大受鼓舞，紛紛表示自己也要佩戴虞美人花。莫伊娜保證她會替他們弄來。於是，在停戰日到來前的剩餘時間裡，她穿梭於紐約的大小商店之間苦苦尋覓。顯然，在這座商品供應充足的世界大都會裡，儘管不乏各色各樣的人造花，但要找到詩中所歌頌的那種「傳說中的」紅色虞美人花，選擇也是十分有限。直到來到沃納梅克百貨公司，莫伊娜終於有所收穫。在這家紐約巨型百貨商店裡，無論是布頭紐扣還是汽車，一切都應有盡有，甚至還有水晶餐廳。她買到一大朵紅色的模擬虞美人花，可以放在她的書桌上，此外還有兩打四瓣的虞美人花。回到營地後，她便把花別在那些即將啟程前往法國執行任務的年輕人的大衣翻領上。一種符號的流行總是有著平凡無奇的開始。幾年之後，「國殤虞美人花」便將成為整個英語世界悼念一戰犧牲者的經典象徵。
對虞美人花的狂熱，誕生於這樣一個非同尋常的歷史時刻：就在這一秒鐘，全世界有數百萬人在慶祝，有數百萬人的生活被打斷，還有數百萬人不是陷入巨大的哀傷，就是咬牙切齒地發誓報復。然而從下一秒鐘起，虞美人花便進入歷史，化為未來。一方面，它提醒人們去面對那剛剛才成為過去的現實，不能輕易遺忘。在這層意義上，它屬於整個世界「追思文化」的一部分。人們到學校、政府機構和兵營里舉行儀式，豎起紀念碑，把死難者的姓名鐫刻在石碑上。另一方面，莫伊娜·邁克爾的想法著眼於未來，因為人們已經流了太多血、做出太多的犧牲，在他們的墳頭上應該有自由綻放的鮮花。對她來說，這是託付給下一代人的責任。這一期許無疑是天真的，來源於一個突發的靈感和她虔誠的信仰。戰爭結束了，這不僅僅是向她、也向她的許多同時代人提出了一個迫切的問題：未來將如何？這個問題促成對一種讓生活更美好的自由發想，卻也帶來了焦慮；它孕育了種種顛覆性的創見、夢想和渴望，卻也醞釀出可怕的噩夢。
在1918年，保羅·克利（Paul Klee）創作了《巴黎彗星》（）這幅充滿諷刺和寓意的作品，它描繪的恰恰是這種介於過去和未來、現實和願景之間的狀態。克利創作這幅用水彩上色的鋼筆畫作品時正在巴伐利亞皇家飛行學校任職，如果你仔細看，會發現畫上其實有兩顆彗星：一顆是綠色的，拖著長長的弧形尾巴，另一顆則是呈六角星狀的大衛之星。它們環繞著一位走鋼絲的人的頭部，他拿著一根杆子，在巴黎埃菲爾鐵塔的高空上踩著若有似無的鋼絲維持平衡。《巴黎彗星》不是特例，保羅·克利在這一時期投身於抽象藝術的創作，諸多作品都出現了高懸於城市天空的星體。在畫中，遠方的巴黎——敵人的首都，卻也是藝術的故鄉——如同一座現代伯利恆。一直以來——尤其是在20世紀前期一觸即發的氛圍里——彗星都象徵著未知的變數，被視為某種徵兆：歷史性事件的爆發，影響深遠的變革，抑或是徹頭徹尾的災難。它是我們從未設想過便突然在遠方現身的種種可能性，也是我們還無法清楚辨識的未來。彗星的小姐妹流星邀請人們許下美好心愿；但同樣作為罕見天象的隕石，則以撞擊地球的破壞力帶來了恐慌。1910年，一月大彗星和哈雷彗星在短短几個月內先後來訪，到處都有人在為世界末日做準備；1918年6月30日，美國北達科他州又傳出理查頓隕石墜毀的消息。它們給克利的創作提供了靈感。
在克利筆下，走鋼絲的人努力地保持著平衡。一頭是地球的建築奇蹟埃菲爾鐵塔，另一頭則是無法預測又充滿危險的宇宙。畫中人懸在中間，不完全屬於任何一方，儘管頭已升至雲中，卻越來越有失去平衡、一頭栽下的危險。圍繞他頭部飛舞的星星，與其說是靈光乍現，倒不如說讓他看起來更像一個茫然的醉鬼。扭曲的雙眼似乎在表明，星星已讓他天旋地轉，失足墜落只是遲早的事。
可以說，保羅·克利出色地讓《巴黎彗星》成為對1918年現實生活的絕佳諷刺：人們在狂喜和失敗主義情緒之間來回搖擺，滿懷希望又不無擔憂。閉上眼時有無限美好的憧憬，睜開眼卻是嚴峻的現實。在1918年11月11日停戰日這天，歐洲的昔日世界宣告毀滅，人們在一片斷壁殘垣中慶祝革命的爆發。帝國土崩瓦解，世界秩序有待重建，對於那些迷信彗星具有神秘啟示的人來說，這無疑是異象的應驗。在這百廢待舉的關鍵時刻，對未來的設想猶如流星雨般四面飛散。難得歷史顯得如此開放，一切都重新分配，並完全掌握在人們手裡。難得過去顯得如此必要，它帶來的教訓可迅速轉換為拯救未來的良方。難得面對一個徹底改變的世界，你沒有任何借口，只能行動起來，為自己對將來的期望而奮鬥。要有全新的政治理念、全新的社會，還要有新文化、新藝術和新思想。人們宣布，20世紀的新人已經從戰火中誕生，他們將免受舊世界的侵蝕。如同鳳凰涅槃，歐洲乃至整個世界，都應從灰燼里自我振作。一切皆有可能，願景如旋轉木馬般轉得飛快，以至於這個時代的許多人都有了眩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