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底，胡佛先生將我召到了華盛頓。我是在墨西哥接到電報的，局長大人命令我「以最快速的可行方式」前去報到。這倒給了我一點拖延時間的機會，因為局裡所有人都知道胡佛先生是個極度精打細算的傢伙。一般情況下，應召返回華盛頓，即便是從墨西哥城或是波哥大出發，也必須要換乘驢子、汽車、船隻和火車等各種交通工具，同時還必須時刻關注旅費賬單。
在與胡佛先生約定見面的那天早晨，我乘著一架銀色的道格拉斯DC-3飛越了得克薩斯、密蘇里和俄亥俄三州，最終在華盛頓國家機場落了地。我饒有興味地透過舷窗向外望去——這是一個美麗的春晨，不僅國會大廈和華盛頓紀念碑在4月明媚的天光下閃著熠熠光輝，就連機場本身也是一派嶄新氣象。我以前坐飛機前往華盛頓的時候，曾經在舊有的胡佛機場著陸過。那座老機場位於波多馬克河對岸的弗吉尼亞州，臨近阿靈頓國家公墓。雖然自1941年夏天之後，我一直都在國外，但我還是對軍隊的一項行動有所耳聞。早在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前，甚至未經總統批准，他們就已經開始在胡佛機場原址一帶建造一座全新的、龐大的五邊形總部大樓了。
飛機降落之前在空中盤旋了一圈，我看到新的國家機場選址頗為適宜，靠近市中心區。這座現代化空港顯然尚未竣工：嶄新的航站樓依然在安裝設備，工人們仍如螞蟻般圍在其四周。我還瞟了一眼正拔地而起的軍隊總部。新聞媒體已經開始稱呼其為「五角大樓」了，從三千英尺 高空望去，這一名稱似乎還是挺恰如其分的——儘管這座古怪的大樓只建成了一半，地基和建造中的牆體卻已經顯現出清晰的五邊形狀。單單是停車場就佔據了胡佛機場和相鄰遊樂園曾經的位置。我看到一隊隊軍車開往大樓已建成的部分，估計是在往裡面運送桌椅和打字機，還有那些因為擴軍而催生出來的官僚「雜碎」吧。
隨著飛機引擎的轟鳴聲逐漸降低而轉入降落「節奏」，我將身體靠回椅背上。我挺喜歡曾經的胡佛機場，儘管它只不過是一片夾在遊樂園和垃圾填埋場之間的長草地帶而已。一條名叫「軍事路」的縣道穿過降落跑道——請注意，不是與之並行，而是穿過——幾年之前，我聽說有一位機場管理員，曾經因為試圖要架設紅綠燈以便商業航班降落時暫停公路交通而遭逮捕並被判有罪。縣道管理部門已經拆除了非法的紅綠燈。這似乎並不成什麼問題，因為我從前每次乘飛機在胡佛機場降落時，飛行員似乎都能足夠熟練地躲開滾滾不息的車流而安全接地。我記得當時也沒有管制塔台，只有旁邊遊樂園的過山車軌道最高點掛著的一隻風向標。
飛機落地，乘客離機。我是第三個走出機艙的人，一邊沿著舷梯快步走到溫暖的停機坪，一邊重新將點三八口徑手槍別到腰帶上。我的包里裝著一套換洗衣物、一件乾淨的襯衫和另外一身黑色西裝。不過我實在不知道是否還有時間找家旅館，登記入住，沐浴修面，換好衣服後再去見胡佛先生。這讓我有些擔心。局長大人無法容忍他手下的特工衣冠不整，即便後者折騰了一夜、剛剛從墨西哥飛回美國。
走在依然散發著油漆和灰泥氣味的新航站樓里，我在報欄前停了下來，閱讀著上面的報紙。《華盛頓每日新聞》頭條寫著「性病患者人數已超過體育場容量」。我試著回憶從前的格里菲斯體育場所能容納的人數。至少能裝下三萬人吧。如此眾多身穿嶄新軍裝的新兵——陸軍、海軍、憲兵、海岸警察、海軍陸戰隊、海岸警備隊——大多數人都在親吻著至少一位姑娘。想到如此場景，其實真正讓我驚訝的是，自戰爭之初，感染性病的人數居然如此之少。
穿過新航站樓，我徑直走向出口旁邊的電話亭。若是我這會兒想要洗個澡、換換衣服，跟湯姆·迪隆取得聯繫不失為一個辦法。迪隆曾與我在一起在匡蒂科(美國聯邦調查局訓練中心所在地)受訓。我倆也曾共同加入X營區，直至他被派到華盛頓，而我被調往秘密情報處。這傢伙是個單身漢——或者至少十個月前我跟他聊天的時候還是，而他的公寓離「衙門」不遠。我掏出一枚硬幣塞進電話機，叫接線員接通了他的住宅電話，希望今天他休班。作為一名外勤特工，如果今天是他的工作日，那麼他很可能不在辦公室。我聽著電話里的鈴聲，心中不禁失望。正當我笨手笨腳地想要再掏出一枚硬幣時，一隻汗毛頗重的手從後面伸了過來，從我手中奪過聽筒，重新掛到了電話機上。
我轉過身，準備好好教訓一下這個膽敢招惹我的士兵或水手，卻差點直接撞上湯姆·迪隆那張笑臉。
「喬，我聽見你對接線員說我的號碼了。」迪隆說道，「我可不在家。」
「你從來都不在家。」我一邊跟他握手，一邊笑著說道，「湯姆，你在這裡幹什麼？」我可不相信什麼「巧合」。
「拉德先生派我來的。他說你十一點半要去局裡，所以叫我過來捎你一程，好讓你有時間去我那裡洗個澡，收拾一下，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好極了。」我說道。拉德先生，也就是D.M.拉德。拉德在局裡的朋友們都叫他「米奇」。他是局長大人的助手之一，如今是國內情報部門負責人，同時也是湯姆·迪隆的頂頭上司。剛才迪隆並未說到我是要與局長見面，或許他並不知情，所以我也沒必要對他講太多。
「這架飛機到得可挺早的。」他似乎是在為沒能到航站樓門口接我而表示歉意。
「因為飛機不用為避讓地面交通浪費時間。」我答道，「咱們走吧。」
湯姆接過我的行李，帶我穿過人群。他的福特牌跑車就停在大門外的路邊。車子是敞篷狀態，湯姆把我的包直接扔到后座，又快步繞到駕駛員一側——他依然像我記憶中在匡蒂科受訓時那樣充滿孩子般的活力。我坐到車上，將身體靠向柔軟的椅背。車子發動了，載著我們離開機場朝市中心駛去。空氣溫暖而濕潤，但與前幾年我所待過的哥倫比亞和墨西哥相比還是略遜一些。現在已經過了華盛頓著名的櫻花盛放的季節，但寬闊的大道上依然縈繞著殘花的香氣，加上木蘭花濃郁的芬芳，為這座城市營造出一份似曾相識的南方風情。
儘管我說「似曾相識」，但眼前的這座城市，與1938年、1939年我曾經臨時居住，又在去年夏天短暫探訪過的華盛頓完全不同了。曾幾何時的華盛頓，像是一座慵懶的南方小鎮，寬闊的街道上從來都不會堵車，它的氣質甚至比我隨後去過的許多南美洲村鎮都要嫻靜安逸。如今一切都變了。
這裡隨處可見我所聽說過的「臨時建築」：蓋著灰色石棉瓦的建築粗陋而單調，每一座都幾乎有半個街區長，各有一側延伸出五座耳房。這些耳房都是用一周時間倉促搭建起來的，意在容納參與戰時特殊工作的人員和官僚機構。這種醜陋的臨時建築遍布林肯紀念堂前的倒影池兩側，遮蔽了池塘本身，被搖搖欲墜的棚橋連接起來，在水面上縱橫交錯。憲法大道沿線充斥著更多臨時建築，我從前常常在匆忙間去用午餐的一處美麗花園已然消失。如此眾多樣貌醜陋的臨時建築環繞著華盛頓紀念碑，彷彿一群等待獵食的貪婪的食腐動物。
街道雖一如從前般寬闊，但如今卻擠滿了轎車和卡車，其中包括無數漆成橄欖綠色的軍車。正如我在飛機上透過舷窗俯瞰時所想的，這些軍車的車斗里真的載滿了桌椅、打字機和檔案櫃。美國正開始參與戰爭，而且是兩面對敵。人行道上熙熙攘攘，雖然有些人身穿軍裝，但大多數人都是一副百姓模樣。他們穿著灰色或是黑色套裝，女人們的裙擺比我印象中的短，不過套裝上肩膀的設計讓人很難從上半身分辨男女。每個人都顯得年輕而健康，似乎急著去參加重要會議。公文包是男人們的必備之物，甚至還有一些女性也拎著。
儘管汽車川流不息，但有軌電車依然可見。不過我發現，這些電車貌似比從前更顯古老了。我大概花了一分鐘時間才意識到它們的「老態」。這座城市一定是重新啟用了退役的電車，以便滿足新增人口的需求。一輛產於19世紀的古色古香的雙頭木質電車，從我面前顫顫巍巍地駛過，發出尖銳的摩擦聲。車頂開著一排玻璃車窗，踏腳板上擠滿了乘客。他們緊緊抓著銅質把手和皮革拉環，大多數是黑人。
「看到了吧，」湯姆·迪隆轉過頭來與我對視，「現在城裡的『黑鬼』比戰前更多了。」
我點點頭。如果其中一輛電車上有人在朝我們這邊看，也許會把我們當成兄弟倆，甚至是異卵雙胞胎了吧。湯姆三十一歲，而我只有二十九歲，但他的皮膚要更平滑，鼻子兩邊還有一點雀斑痕迹；而且他的鼻樑從未被打斷過，這跟我不一樣。當然，我們都穿著胡佛先生所規定的深色西裝，搭配白色襯衫。雖然此刻湯姆的衣服更新一些，但我倆還戴著近乎完全相同的氈帽。我們的頭髮也都剃成了比衣領高兩英寸 的樣式。如果我們的帽子都被風吹掉，那麼旁人一定會發現，我們都把頭髮精心梳理過，以免呈現胡佛先生所厭惡的「尖頭髮型」。我倆的右前褲袋裡都塞著一塊局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