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青年小說家，文學博士（以下簡稱葛）
張悅然：青年小說家，文學博士（以下簡稱張）
張：今天來聊關於文學的話題。我們先說說語言。不知道你是否有這樣的體會，我對小說的語言也許有過度挑剔的傾向。小說的語言很容易對我造成進入的障礙，如果我閱讀一個小說的開始幾個段落，否定了它的語言，那麼我將無論如何也無法再讀下去。
葛：我覺得這和個人的審美與閱歷都有關。這種體會我也有，雖然我們都盡量讓自己寬容。但語言是構成作品的基本素質之一，同時也是閱讀吸引力的基礎。我們固然不能因為某些片段而立刻否定一個作者，在了解他在語言外的敘事企圖和情節設計等元素之前。但是，這對讀者的耐心實在是很大的挑戰。語言實際決定了讀者對作者的最初認同。無論是海明威還是福克納，他們永遠都有標記般的語言，形成了一種腔調，這是他們的迷人之處。在某種程度上，小說的腔調決定意義。氣息鮮明的作家如安吉拉·卡特，她獨特的語言是進入小說文本的入口。
張：某些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也許離我們並不久遠，但他們的語言，我卻很難接受。這種接受的困難，與題材無關，並不是說，因為我沒有鄉村生活的背景，對於那些鄉土題材的小說，用方言來寫的小說就無法接受。那麼決定因素到底是什麼呢，所以，有關語言的變遷，以及語言的保鮮，你又怎麼看？
葛：你說到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因為，涉及我們這一代人對經驗的界定。表達方式實際上仍然與生活經歷有關。對具體的作者而言，文字風格的構成來自某種慣性。這種慣性除個性以外，也包含時代與社會性。語言的變化與延展，和這些外部因素關係如同唇齒。在我們這代人，語言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教育。這種教育雖然有本身的局限。但是也激發了語言新的面目。
張：我認為語言的變遷，可能和我們較之上一輩人，更多地接受了國外翻譯過來的小說的語言有關。那些語言也許對我們產生了一些影響。
葛：沒錯，對我們這代人，這是語言教育十分重要的層面。還有，如果我們缺乏與某種語言格局相關的生活，實際很難進入這種語言的氣場。有些表達的模式，和當時所處的意識形態氛圍也相關。你提到方言的運用，也是小說很重要的元素，因為它的鮮活。有時也可能造成阻滯，我們都認可《海上花列傳》是部好小說，但是也是令人難以進入的文本，儘管張愛玲如此地推崇。這更多是因為我們對吳文化背景缺乏整體性與深入的認知，不僅僅是方言的問題。
另外，提到鄉土文學，也是很多前輩作家運用方言的擅場。但也涉及作者自身對讀者的體恤。好的作家，會很自覺地將語言乃至語境「翻譯」過來。沈從文先生的作品，關乎湘西，湘文化的特色是一定的，但我們沒有任何進入他作品的困難。他的學生汪曾祺先生也是一樣，明白如話，卻並不以犧牲地域性為代價。這種質樸洗鍊的文字也是我近來所欣賞的。進入他的文字世界是很享受的事情。這就是我說的作家在語言方面的體恤。
張：據我所知，你是一個對自己語言要求很嚴格的人，但是你在香港生活了近十年，看的都是繁體字，說的是粵語。那麼你的小說語言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這些影響。你對自己的語言是如何要求的，它的標準是什麼？
葛：是的，我對自己有語言上的要求。我的生活經歷的確會對語言造成影響。我希望這些影響是正面的，在我現有的語言格局上，會增添一些新的內容，一些鮮活的東西。粵語中保存了很多中古音，在語言表意的角度上，它有信達而精簡的一面。我希望能對這種語言的優勢有所吸收。當然，得視乎具體的語境。我的小說取材更多關乎香港之外。所以，我不會讓這種語言特性非常明確的方言對我詮釋主題造成干擾。始終現代漢語的主流才是我們在寫作時遵循的標準。我對自己語言現有的要求是在表意上盡量地明確，文字表達上要乾淨。當然鍊字是應該的，修辭是一種有格局的東西，更依賴的是整體上的感覺。
張：接下來，我們說說小說中的故事吧。事實上，我不是一個沉迷於講故事的人，心裡總有一種對故事的敬畏心。覺得太過於會講故事，對寫小說是不利的。但我現在發現，我常常是在忽然產生講好故事的努力的那一刻，把一個小說領向了錯誤的方向。
葛：我想對故事的敬畏是我們都有的。故事是情節的起點。福斯特認為小說的基本面正在於此，可見是重中之重。在我的概念里，故事其實是一個方向。我們在寫小說的時候，常常將故事當作脈絡性的東西來看待。我會覺得不妨輕鬆一些。因為小說作為一種用邏輯貫穿的文字體系，任何一個不起眼的細節，都可能影響小說的走向，「蝴蝶效應」一般。而隨之而來的故事的開放性，往往是更迷人的。這方面有不少的範本，比方《十日談》。我記得你的小說里，也經常在形式探索的基礎上，給了故事更多的可能性。我們看到不少成功的例子。這並不一定是錯誤的，只是這種可能性的邏輯感是不是能有足夠的說服力，支持情節走下去，實現整個體系的完成。我更感興趣的是，怎麼讓故事豐厚起來。
張：其實我很矛盾，有時候覺得故事是一種束縛。當我安下心來一點點說故事的時候，我就會覺得，這個小說不是我想要的，但是我又不敢對故事太過輕蔑，那也是需要很大勇氣的。你有這樣的困難嗎？
葛：你的意思是，故事可能是對小說形式的束縛嗎？
張：對。
葛：當我們對形式有所追求的時候，的確會經常面臨類似這樣的問題。就是，說故事的慾望造成了我們對形式的懈怠。而當我們對承載故事的容器突然收緊，又覺得對故事本身是不公的。我想，這大概還是關乎小說寫作經驗的一個層面。有很多在形式上圓熟的作家，比如博爾赫斯，他在敘事時間技巧的探索上走得非常遠，但並未影響到他是個講故事的好手，前者也未對後者造成束縛，可謂渾然天成。對於故事，我們的重視是一樣的，剩下的其實是怎樣講出來的問題。曾有論者問及我在小說中所用的in medias res（直入本題）的手法，我才意識到不自覺地運用了某種形式去實現對故事的講述，這算是比較自然的形成。你早期的小說中「哥特風」的敘述方式與其中的故事內核，我想同樣是恰如其分的。
張：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他習慣的敘述方式，和適合他的時間長度。對我來說，我喜歡處理一種「often」的狀態，一種習慣狀態，而對於正在發生的時間點，有時我會因為過多沉溺，使它過於濃重，好像停滯了。
葛：這一點我可以了解，因為大多數人都處於一種生活的常態之中，是一種周而復始的、反高潮的運作。這也是當代小說著意表達的一個層面。有的時間點，實際是因為歷史元素的切入而沉重。因為它包含了對於常態中的細節的某種強調。在當下文本的表述中，歷史也可以是常態的。新歷史主義的瓦解性和開放性都向我們呈現了這一點。你怎麼看待小說中的所謂「歷史感」？
張：我不是很喜歡這個概念。也許是太多人向我提起它的緣故。這是一個小說創作的動機問題。我認為當強調這一點，有意識地把這些投放到小說中去的時候，它們是移植的，不是生長的，它們與你的敘述永遠貌合神離。
葛：我想我們仍然無法迴避。因為歷史的脈絡可以賦予小說某種天然的邏輯力量。當然，甚至可以成為被解構的對象。適當地進入是必要的。比方昆德拉對於歷史的理解，是給他的人物創造一個有解釋意義的存在狀態。其實是一個背景，人物不可能迴避他所生存的背景。
張：不用迴避。我們就管那些叫生存背景，不一定用歷史感來描述它。我認為，我們不應該用寫實的方式，記錄已經成為歷史的某個時間。我這裡所說的寫實的意思是，你是在寫你的人物，是你的人物恰好生活在那個時間，而不是你就想寫那段歷史，如果你不是專事這方面研究已久。我們該如何寫歷史，這也許是個有趣的問題。我們看奧斯汀，我們覺得那麼美好，好像就坐在那個莊園里的客廳中，旁邊的沙發上有位慵懶的太太，她的腳下有一條狗。但是極少有人會覺得當代人寫維多利亞時代，比奧斯汀寫得更好。
葛：嗯，在我看來，奧斯汀的小說中的歷史元素，是精簡而明晰的。她的迷人情調，和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期英國整體性的歷史脈絡，是不可分割的。大到社交禮儀，小到先生們領結的打法，哪一環都是歷史的遺迹。
張：接下來，我想和你討論一下敘述者。因為你和我提到過自然主義，你傾向於用一種比較中立和隱藏的身份來敘述，是這樣嗎？
葛：是相對冷靜的狀態。我不傾向敘述者在小說中表達過多的情緒與價值判斷。比方雨果，後者小說中敘事的聲音那樣恣意磅礴地表達見解與展覽知識，讓我覺得過於霸權，並且對讀者的情緒造成阻斷。我更多地企圖去呈現，而不是去左右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