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豪根（Robert Haugen）說，在1998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舉辦的一次大會上，尤金·法瑪「指著觀眾席中的我，說我是個罪犯」。豪根的「罪行」就是他是傑出的有效市場假說的學術批判者。法瑪說「他相信上帝知道股票市場是有效的」。
有效市場假說遠沒有消逝。儘管還和從前一樣尖銳，卻仍然缺乏證據證明一些成功的對沖基金的交易記錄已經改變了很多人的看法。
凱利準則的故事始於賭博莊家和賽馬。凱利系統獲得正統地位的環境既不是華爾街的峽谷，也不是學術界，而是中國香港地區的賽馬場。
在過去的數十年里，賭徒們已經開始發現體育運動賭博「市場」是多麼無效。這種意識始於20世紀80年代早期邁克爾·肯特（Michael Kent）、伊凡·明德林（Ivan Mindlin）和比利·伍茲（Billy Woods）在拉斯維加斯建立的「計算機集團」（puter Group）。他們有一個要素分析系統，可以查看大學生足球和籃球比賽的統計數據，進而決定投注哪個球隊以及賠率大小。計算機集團的預測結果迅速傳開，因此削弱了團隊的利潤。因為其他人效仿該集團的預測下注，因而影響了賠率。
1985年超級碗比賽的周日，聯邦調查局突襲了計算機集團在16個州的43處聯播電台。該集團在全國的體育博彩區設賭，目的是將其對賠率下注的影響力降到最低。政府認為這就構成了外圍下注犯罪。於是他們被起訴，計算機集團因而解散，最終指控被撤銷。
1993年，一個剛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完成博士學位的神秘計算機科學家來找愛德華·索普。這位計算機科學家自稱有一個系統，可以確定籃球比賽和其他職業比賽的有利賭注。他發現，不得不趕赴另外一座城市比賽的球隊通常比不必趕赴其他城市比賽的球隊表現差，不得不連續進行大量比賽的球隊的平均表現要比在比賽之餘有更多休息時間的球隊差。這些變數在莊家的賠率中並沒有被恰當地衡量。
索普深受打動，於是提供了5萬美元用於試驗。為了將跟風賭博的情況減至最低，他們認為下注的人應該不同於人們對成功賭博者外表的刻板印象。這位計算機科學家的一位女性朋友同意扮演這個角色。為了進行這次試驗，她去了拉斯維加斯。
體育賽事賭博比21點有一些優勢。因為可以下大賭注，必要時可以分散到多個莊家處。當沒有有利機會時也不必非得下注偽裝，計算機系統會確認出具有6%勝率的賭博，他們根據凱利準則決定下注規模。隨著資金增長，賭注從幾百美元到幾千美元不等，他們一天之內在各處下注5～15次。
1994年早期的101天里，這個團隊利用初始的5萬美元累計獲得12.3萬美元利潤。他們通過一個叫作小凱撒的破舊體育博彩區，幾乎榨乾了一家銀行的全部資金。在試驗進行過程中，這家銀行倒閉，索普懷疑他們的取勝也是導致其倒閉的一個因素。
團隊就此收手，因為這個系統要求必須有人去拉斯維加斯下注。賭博者必須要運輸大量現金，這讓每個人都很緊張。
玩21點和體育博彩時獲勝導致的一個問題就是，遲早會有一個穿西裝的大塊頭過來叫你離開。因為成功的玩家贏走的是賭場的錢。
20世紀70年代，艾倫·伍茲（Alan Woods）就是應付這類事件的專業21點玩家。他讀過索普寫的關於21點的書，而且好奇是否可能採用相似的方法賭馬。賽馬贏的錢來自廣大賭徒的腰包。馬場總能獲得自己的收益分成，因此沒有理由介意是誰贏了錢。
1984年，經濟學家威廉T.津巴（William T.Ziemba）和唐納德B.豪施（Donald B.Hausch）出版了一本書，受索普啟發，他們給書起名為《戰勝馬場》（Beat the Racetrack）。在這本書和其他出版物里，作者們闡述了如何在賽馬場發現套利機會並以賭馬的名義利用凱利系統。
津巴和豪施的經歷主要來源於北美的賽馬場。到1984年，伍茲已經確定賭馬的最佳地點是香港。賭馬在香港是唯一的合法賭博形式，而且一家官方網站稱其為「迄今為止最受歡迎的娛樂形式」。每年在香港有大約100億美元的資金用於賭馬。平均下來，相當於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兒在內的每個人的賭金為1400美元。幾次香港馬賽的賭資比美國和歐洲馬場全年的賭資還要多，通過電話或者互聯網也可以下注。
香港的賽馬比賽由香港賽馬俱樂部（Jockey Club）負責，這是一家非營利組織，每年收入20億美元左右。該俱樂部擁有無可指摘的聲譽，如果比賽場次過少，會影響俱樂部的收入。賽馬俱樂部經營兩家賽馬場，一個是跑馬地賽馬場（Happy Valley），另一個是比較新的高科技的沙田賽馬場（Sha Tin）。香港的賽馬場地是相對孤立的。賽馬和騎師幾乎沒有理由到其他地方去比賽。這對於計算機系統也是一件好事，因為沒有成績記錄的「未知」賽馬很少。
伍茲與比爾·本特（Bill Benter）和沃爾特·西蒙斯（Walter Simmons）在「香港辛迪加」合作。本特負責編寫軟體，西蒙斯負責收集賽馬和騎師的歷史數據，伍茲提供15萬美元種子資金。他們付出了數年的辛苦勞動才讓這個系統開始運行。本特的計算機模型採用部分凱利系統來決定最佳的賭博組合方式。
凱利的勝率/賠率公式忽略了賭徒自己對派利分成賠率所產生的影響。下大賭注的人——相對於已經押注在賽馬上的賭金而言較大的賭注——將會降低賠率和潛在的盈利。本特不得不利用更加複雜的凱利公式將這一點考慮進去。成功的賭博操作本身對賠率所產生的影響比正常的超額賭博更加不利於獲利。這就是青睞香港及其大型賭池的一個原因。
計算機賭博團隊的經營屬於勞動密集型工作。需要多達數百人擠到下注窗口去連續不斷地更新模型的資料庫。本特的模型不僅利用公開的騎師和重點位置等數據，還利用了大約130個變數。這個辛迪加僱人查看每場比賽的視頻資料，四處搜集像一匹賽馬是否在拐彎時撞到了或者賽馬恢複得如何這樣的數據信息。
第一個獲勝季在1986～1987年。幾乎是在資金剛開始流入時，本特和伍茲就開始為利潤分配而爭吵。辛迪加分崩離析，每位合伙人獲得了一份軟體副本。幾年內，本特、伍茲和西蒙斯都成了千萬富翁。
伍茲具有科學賭博者的一個悲劇性弱點：他愛談論自己的豐功偉績。他曾告訴一名記者：「如果對此事保密，我本可以從中獲利——這樣也不會泄露來這裡後成為百萬富翁的其他計算機團隊的秘密。但是這是極難做到的事情，我就是沒辦法守住秘密。」
威廉·津巴估計，一流的香港計算機團隊可以在好的賽季里賺到1億美元，其中大約一半收益都歸團隊領導所有。伍茲自己說已經賺了1.5億美元。對津巴而言，賽馬只是證券市場的一個啟發性模型。為技術股票設定價格的人和展示賭博目標的人都是同樣容易犯錯的人。這兩種活動的投機者都受到獲利慾望的驅使，這並不能保證完美的市場有效性。
伍茲過著像《007》電影中的反派間諜一樣的生活，只是不及他們那樣風流。他在馬尼拉安家，離香港足夠近，用光纖電纜傳送象徵著金錢的消息。現在年近60歲的伍茲是個白髮蒼蒼的隱士，幾乎很少離開他那奢華的超高層公寓和他那婀娜多姿的女伴。如果他需要什麼東西，他會讓他的女僕或者菲律賓女友去幫他拿。
伍茲常常誇耀說在過去的18年里他從未親身觀看過賽馬比賽。他認為賽馬比賽沒那麼有趣。他安排在賽馬場的代理人會在第一時間將比賽結果傳給他，信息中通常帶有適當的笑容或者皺眉的表情符號。
在20世紀90年代股市泡沫處於頂峰時期，伍茲賣空了納茲達克指數股份。這完全是一場賭博，賭股市泡沫會破裂，但時機不對。伍茲說他損失了1億美元。他說：「當你看到我從1987年開始從賽馬身上連續賺了多少錢的時候，再對比一下我在股市的表現，你會發現，賭馬似乎比投資股票安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