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驚奇的是，凱利準則的論戰在1979年達到頂峰。諾貝爾獎得主薩繆爾森以著名兒童文學家蘇斯博士（Dr.Seuss）的簡潔方式重新措辭表達對幾何平均數策略的反對。他在一篇期刊文章中全部使用單音節單詞。《儘管行動時間很長，但我們為什麼還是無法通過幾何平均數策略賺大錢》（Why We Should Not Make Mean Log of Wealth Big Though Years to Act Are Long）一文發表在《銀行與金融》雜誌上。
索普推斷說：「我認為他想表達的是，你們這些人太愚蠢，我不得不用單音節單詞向你們解釋這件事。」
薩繆爾森的新措辭方式使他不能使用「geometric」（幾何的）、「logarithmic」（對數的）或者「maximize」（最大化）這樣的多音節詞。他也不能提伯努利、凱利、香農、拉塔內，甚至連格特魯德·斯泰因也不能提，因為這些詞都是多音節詞。
為什麼有些人仍然認為應該使幾何平均財富值最大化呢？他們點頭表示認同，因為他們感覺「通過這種方式我一定可以賺更多錢，多總比少強」。但是他們錯了。他們沒有看到的是：當你失敗時——而且你確實可能失敗——你會輸得很慘。回答完畢。
薩繆爾森巧妙地總結道：
不必多說。我已經證明我的觀點。而且為了簡明扼要，除了最後一個詞以外，我用的都是單音節詞。
整個爭論過程中，雙反都沉溺於推測是什麼樣的性格缺陷或者智力因素導致他們的對手執迷於嚴重錯誤不放。薩繆爾森評論說受凱利準則影響最大的人基本都是受經濟學教育最少的人。事實確實如此。他們大部分人都是信息理論學家、賭博者、數學家、投資組合經理人——雖然都不是傻瓜，但這些人具備的經濟學知識確實都無法達到博士水平。
至少一部分是薩繆爾森和默頓的影響力的緣故，凱利準則在今天經濟學家心中的聲譽不比畫家托馬斯·金凱德（Thomas Kinkade）在藝術圈的聲譽好。它只對那些不得其要領的人有吸引力。
辯論的另一方則選擇用精神分析法進行分析。關於薩繆爾森如何以及為什麼死心塌地反對幾何平均數法則，我聽到過五花八門的各種說法。其中一個說法是，由於薩繆爾森的朋友克勞德·香農關於股市的講座引起了廣泛關注，因此薩繆爾森將凱利準則提上了研究日程（如果詹妮弗·洛佩茲因宣布找到了解決全球變暖問題的方法而獲得眾多關注，那麼地球科學家們將毫無疑問地積極投身於指出他們在詹妮弗·洛佩茲的計畫中發現的瑕疵）。另外一個解釋是「根源不在此」。凱利準則是信息理論學家的任務（以及18世紀一位物理學家的工作），而不是經濟學家的工作，因此經濟學家在本能地捍衛自己的地盤。
《自然》雜誌的資深編輯約翰·馬達克斯（John Maddux）提出了一個滑稽的法則，或許多多少少適用於凱利準則的爭論雙方：「最能理解作者作品的評論員們最可能忽略作品本身的成就，反而對作品的細枝末節進行批評，尤其揪住錯別字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