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朝換代帶來了生活的巨大變化。兵燹過後，物價飛漲，加上農作物連年歉收，人人忙於維持生計。不過，對讀書人來說，有些東西似乎沒變，比如讀書問學、組織文社。對他們來說，以文會友更像一種習慣已久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超越政治上的挫折。
江南的有識之士有感於文壇的凋零，呼籲重組文社。從蘇州到松江，從太倉到嘉興，從無錫到杭州，各地的文社很快恢複起來，重現前朝的繁盛。文網暫時寬鬆，他們開始整理前朝詩文。在玄泓、歸庄等人協助下，蘇州人陳濟生花費六年，編纂了一部《啟禎兩朝遺詩》。叢書收錄了侯峒曾、侯岐曾、楊廷樞、侯玄演、侯玄潔、侯玄瀞和侯家友人顧咸正、夏允彝、陳子龍等三百餘名明末忠義賢德之士的詩作，借詩存人，以詩存史，保存了前人的文化遺產。
玄泓在蘇州流亡時，參加過當地文社。他回到嘉定後，繼續參與文學活動，只是不參加科舉考試。黃淳耀去世後，直言社一度停止了活動，但直言社的弟子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紀念黃淳耀。陸元輔不停搜集黃淳耀散佚的詩文，加以精心編輯，尋找機會刊刻；蘇淵把黃淳耀的遺孤黃㺱撫養長大，教他讀書作文、書法篆刻，並將女兒許配給他。 玄泓與他們商議後，為黃淳耀私定了一個謚號「貞文」，「貞」即清白守節，「文」即道德博聞。他們還重新啟動了直言社，繼續切磋詩文，交流思想，希望恢複黃淳耀在世時的社團氣象。
玄泓年輕時才情綺麗，注重言辭華美；鼎革後，他漂泊多地，最終回歸家鄉，研讀嘉定先賢的作品，文風「斂春華為秋實」 ，如一壇老酒，韻味醇厚。
玄泓說自己寫作時「無常師」，把「能驅使古人，而不受古人驅使」作為目標。 他的文風有一個特點從沒變過，那就是「情真」。他認為，寫詩作文最重要的是抒發真性情，讓語言自然流淌。
情真意切，直抒胸臆，其實是中國古老的詩歌集《詩經》開創的傳統。嘉定的文學脈絡沒有因改朝斷代而斷裂，也沒有被嘉定的學子遺忘，反而一步步發揚光大。從明朝後期歸有光在嘉定講學開始，嘉定形成「士以讀書講道為榮」的氛圍；到程嘉燧、唐時升、婁堅、李流芳「嘉定四先生」，再到黃淳耀、侯峒曾、侯岐曾，嘉定讀書人一直崇尚書寫真情，摒棄浮艷空虛、刻意雕飾的習氣，在江南文壇上自成一派。 而經歷了鼎革劇變的侯玄泓，在文學評論家看來，他的文風繼承了「嘉定四先生」、黃淳耀以來的文學脈絡，並自成一家。
玄泓回鄉後，參加過的最大的聚會是1654年錢謙益組織的蘇州文宴。
錢謙益已七十二歲。在過去整整十年里，錢謙益經歷了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弘光王朝覆亡後，他率眾降清，入清朝禮部為官，奉命纂修《明史》。他做官不到半年就告假回鄉，先後被牽連到兩起反清案件中。不過，他一直沒放棄搜集明朝史料。他曾經花費五年，私自編纂了一部二百五十卷的巨著《明史稿》，寄託對故國的思念。他暗中聯絡反清力量，輔助廣西的永曆皇帝規劃反清形勢，奔赴金華策反當地武將，與妻子柳如是暗中資助鄭成功北伐江浙。有諷刺意味的是，三年前，他辛苦編成的《明史稿》在一場大火中化為灰燼。
此時，錢謙益正客居蘇州名士張奕的綠水園中。他偶然收到友人編選的明朝遺民詩集，感慨良多，於是在綠水園舉辦文宴，邀請舊友小聚，包括玄泓、歸庄和多位蘇州詩人，皆是入清後隱居不仕的文人。
綠水名園中，景緻頗多。錢謙益一行十人在園中的假我堂飲酒暢談，直到深夜。遠處依稀傳來鳥鳴聲，園中竹影搖蕩，燈火闌珊。言談間，他們時而發問，時而辯難，時而揮動著檀木牙板打拍子唱歌，還有歌女作陪。錢謙益興緻頗高，彷彿回到了前朝文人圈的盛會。
表面的熱鬧下隱藏著複雜的情緒。眾人的心態不再像明朝時一樣無拘無束，酒桌上夾雜著沉重的話題，筆下的詩句也帶上了無奈。談到前朝的話題時，歸庄追問東林黨的細節，打算記錄前朝的史事。遭受鼎革劇痛的玄泓，則似乎避重就輕，沒有直憶往事，只說希望「垂綸練水」，意思是在練祁河畔的嘉定過隱居生活。
當錢謙益見到一門忠烈的玄泓時，想必尤其感慨。他給玄泓和玄汸贈詩，回顧了當年侯、黃守城的經過，勉勵「六龍」中僅存的兄弟二人走出悲傷。玄泓在文宴上寫的詩似乎沒有留存，他的心情一定不會比錢謙益筆下的「擊築淚從天北至，吹簫聲向日南多」更好。
後來，玄泓還參加過著名詩人冒襄在南京舉辦的聚會，也和陸元輔參加過文學家龔鼎孳的集會。 他來往的朋友多是不仕新朝的遺民詩人，但其中也有出仕清朝、心懷愧疚的錢謙益、吳偉業，更有連續投降過李自成和清朝、私生活放蕩的龔鼎孳。對文學的共同追求讓他們坐在一起，政治立場沒有成為阻隔他們的樊籬。最重要的是，玄泓自己從來沒有放棄過侯氏家族的門風，他深知「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道。
其實，入清之後，玄泓和朋友們的每一次聚會都很難得，相聚的機會越來越少了。
1653年，清朝發布敕令，禁止私下創辦書院，禁止結社結盟，禁止讀書人集會討論政治或哲學問題。1661年，康熙皇帝即位後，再次下令嚴禁社盟，文人結社變得徹底蕭條。
文社禁令只是清朝打壓江南文人的手段之一。從1644年江南拚死抗清開始，清朝對這塊土地的壓迫從未放緩。
康熙皇帝即位前後，清朝實行了一系列鐵腕政策，對不馴服的江南進行了幾次大規模清理，讓江南士人吃盡了苦頭：
1657年的「丁酉科場案」中，南京鄉試繼北京之後也發生舞弊案，二十名功名卓著的考官全部下獄處死，家產籍沒，家人入官為奴；多位江南知名文人（包括玄泓的朋友）被革除功名，發配東北邊疆。
1659年的「通海案」中，鄭成功與南明將領張煌言在長江下游合兵，在金壇遺民的接應下，一路打到瓜洲，震動了清廷。清廷以株連的方式，將牽涉其中的六十五名官吏、士紳一律處死。
1661年二月的「哭廟案」中，以金聖嘆為首的十七名蘇州吳縣生員，在文廟向孔子像哭訴縣衙嚴刑催科、發動百姓向上級官府申辯，結果被清廷視為叛亂，抓捕後受到拷打，全部判處死罪。
1661年六月的「奏銷案」中，清朝針對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拖欠錢糧的頑固風氣，革除四府兩千多名鄉紳和一萬多名生員的功名，其中包括侯家的朋友許自俊、陳俶、蘇淵等人。禁止拖欠令的後果之一是，名下的田地越多，要繳納的賦稅越重，導致百姓的生活入不敷出，紛紛流亡。
1661年十月，清朝朝廷在鄭成功手下降將的建議下，發布「遷海令」，切斷陸地對鄭成功的供應和貿易往來。從遼東、山東到江南、福建、廣東，沿海居民全部內遷三十里，毀掉沿海的房屋，禁止任何船隻出海，禁止任何人在沿海活動，徹底關閉通向海洋的大門。
1662年，湖州庄氏家族私修明朝歷史時，觸犯了敏感的清朝早期歷史。朝廷下令將庄氏族人和參與撰序、校對、刻印、買賣的七十多人全部誅殺，幾百名涉事者全部流放。「庄氏明史案」打擊了對清朝不敬的明朝遺民，從此，知識界進入動輒因言獲罪的文字獄風潮中。
而1662年發生的另外兩件大事，讓東南人士徹底放棄了「反清復明」的希望。一件事，是偏居廣西一隅的南明永曆皇帝在清軍攻入雲南後，逃入緬甸尋求幫助，緬甸國王卻在吳三桂的逼迫下將他拱手獻出。之後，他被殺於昆明，明朝最後一線龍脈就此斷裂；另一件事，是反清的最強力量鄭成功在幾次攻打江浙失敗後，從荷蘭人手中奪回台灣作為根據地，卻接連受到部將抗命不遵、兒子與乳母亂倫、父親在北京被殺、鄭家祖墳被清朝開掘、永曆皇帝在雲南被害等一系列噩耗的打擊，急火攻心，不久病故。他死後，他的兒子和部將陷入內鬥，再也無心反抗清朝。
這幾件事其實跟侯家沒有直接關係，侯家人不出仕、不入學，慢慢修復著因時代變革遭受的創傷。跟政治直接相關的，或許是康熙皇帝繼位後，頒令天下避開皇帝玄燁的名諱，「玄」字被民間禁用，姓名中有「玄」字的一律改用「元」字。雖然後人把侯家六兄弟的名字寫成元演、元潔、元瀞、元汸、元洵、元泓，不過，此時依舊在世的玄汸、玄泓兄弟，直接放棄了中間的字輩，改名侯汸、侯涵，作為一種無聲的抗爭。
清朝對江南讀書人的打壓，使江南的文社再也沒達到明朝的規模，再也沒出現過讀書人指點江山、評議朝政的熱烈場面。不過，這也促使天下讀書人的學風轉向務實，形成乾隆年間的樸學。
伴隨政治打壓而來的還有流行病。康熙初年，又一波流行病襲來，江南家家戶戶無人能免，棺材鋪的顧客絡繹不絕，祛病消災的巫術場面越來越隆重。 短短几年間，侯家又有幾個人去世：夏淑吉、姚媯俞、侯玄泓。
1661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