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知道，幾十年間，他們正在經歷六百年來的最低氣溫，也就是後世所說的「小冰川期」。反常的氣候帶來了頻繁的旱災、蝗災、瘟疫。
人們已經感受到，十年一小荒，五十年一大荒。上一次江南大旱時，侯峒曾兄弟尚未出生。這一次，江南完全失去了水鄉的濕潤，大旱持續了四年，比五十年前嚴重得多。1642年是旱災的第四年。之前的一整年，從春天，到夏天，再到入秋，一場雨都沒有下，烈日當空，河道乾枯，河床乾裂，鑿井不見水。旱情嚴重，糧食歉收，除了因為反常的氣候外，也有水利設施失修、河道缺乏疏通的原因。
伴隨大旱和高溫而來的是蝗災，這次蝗災空前嚴重。遮天蔽日的蝗蟲從北方飛來，將麥苗、稻穀、棉花和竹子、樹木的葉子啃得一乾二淨，隨後在田裡產卵。鄉間房屋的牆壁上爬滿了好幾層蝗蟲，路上的行人用扇子遮著臉，結果扇子和衣帽上沾滿了沉甸甸的蝗蟲。 百姓沒有解決的辦法，急得流淚。官府貼出布告，發動百姓用網子捕捉蝗蟲。農民用米袋裝了一袋又一袋蝗蟲，拿到城裡的官府門前排隊換米。
蝗災直接導致莊稼顆粒無收，入冬後糧食儲備不足，糧價飛漲。幾天之內，每石大米的價格從本來就昂貴的二兩銀子暴漲到五兩銀子，市面上一隻雞的價格比一名婦女的身價還要高。官府能做的僅僅是按戶分發少量錢糧。大家小戶的百姓都面呈菜色，富裕的人家可以吃陳米、豆麥，貧苦農民只能吃糠秕、榆樹皮、草根，有的人直接吞棉花，差點噎死，甚至有人在將死之人的身上割肉吃，或者「易子而食」——官府對吃人肉的現象明令禁止，施以重刑，卻無法根絕。
旱災、蝗災過後，瘟疫隨之而來。僥倖逃過飢餓的人在瘟疫的摧殘下，變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體質孱弱的老人和兒童尤其難逃一死。河溝里不時可見僵直的屍體，郊外新挖的墳坑數不勝數。黃昏日落，舉目四望，處處是人鬼混雜的恐怖景象。 外出的人每天都在橋邊、路旁、城門外見到死屍，或者在昏暗的光線下從僵硬的屍體上踏過。見的死屍多了，漸漸也都不怕了。
經歷了飢餓和瘟疫還能堅強活下來的人，也如同活魚入了溫水鍋，因為還有一件事在等著他們。
由於東北邊疆形勢不穩，國庫支出浩大，朝廷再次向全國百姓加派糧餉。嘉定縣得到命令，本縣百姓要比平時多繳納五萬餘石稻米。
前文已提過，嘉定地理環境特殊，不適宜種稻米，農民大多種植棉花和黃豆。需要繳納稻米的時候，農民要先將棉花織成棉布，把棉布運到鎮上賣掉，換成銀子，再拿著銀子到產米的鎮上買稻米。近幾年，由於連年大旱導致河水斷流，舟楫不通，十里八鄉的農民只能用騾子馱、用肩膀擔，輾轉上百里地。棉布、銀兩、稻米幾經流轉摺合後，結果是「糴之則嘉定一石比旁縣之二石，兌之則嘉定二石不及旁縣之一石」。糧食折銀在不同的地方也不盡公平，江北的泗州、桃源等地的稻米每石折銀五錢，但嘉定每石稻米折銀九錢。 沉重的負擔、額外的損耗、朝廷的不公正，讓嘉定百姓心灰意冷，紛紛背井離鄉去逃亡。
朝廷的催繳日益急迫，史可法奉命督辦蘇州府的漕糧事宜。趕上嘉定的縣令期滿離任，新任縣令還未上任，史可法便安排蘇州府推官倪長圩代管嘉定。
面對荒蕪的田地、炊煙斷絕的村莊、壯丁逃難後剩下的老幼病殘，倪長圩知道，官府縱然施行威壓，也無濟於事。當侯岐曾去拜會他時，他與岐曾對談，向岐曾請教如何在這種慘境中做到「名實兩得」。岐曾回答說，想辦實事，就要拋棄「利」字，實事辦成了，名聲隨之而來。當倪長圩問岐曾具體怎麼做時，岐曾勸他先把縣衙庫存的兩千兩銀子捐出來為民辦事。
在嘉定百姓的哀求下，倪長圩上書戶部，請求寬限時日，申請將稻米折銀繳納。戶部擔心誤了收繳漕糧的期限，不答應折銀，只允許用一部分黃豆和麥子代替稻米。倪長圩派人去江北購買黃豆和麥子，與稻米搭配，勉強湊足了應繳的數額。
接下來，倪長圩發動本縣縉紳捐助，暫停河渠工事，節省開支，全力賑濟饑民。他捐出自己的俸祿，俸祿不夠用時，他拿出縣衙積攢的犯人贖罪資金，開設多處施粥廠；他擔心貧弱百姓不來吃粥，定下「給錢法」，以賑濟儘可能多的饑民。在他的安排下，全縣縉紳都參與到賑災行動中，其中侯家的姻親、舉人龔用圓每天早出晚歸，帶人挨家挨戶核查，確保惠民政策有條不紊地落實。
此事剛發生時，侯峒曾還在江西為官。他卸任回到嘉定時，事情還沒有結束。城內的官紳商議繼續向朝廷上疏，向大家族募捐，侯家也捐出一些銀兩。除了捐款，峒曾開始想其他辦法。
他給史可法和戶部寫了一紙長文，不講任何客套話，請求重新將嘉定的漕糧折成銀兩。他詳細講述了嘉定折銀的曲折歷程、天災蝗災導致民不聊生的困境，言辭越發激動。
讓不產稻米的地方交納稻米，會導致更多的花費。他給官員們算了一筆賬：
一、繳納糧食，要置辦幾百艘運糧船，至少花費三萬七千四百兩銀子；
二、繳納糧食，要養一支運輸隊，供給他們口糧，要支出一萬四千九百兩銀子；
三、要繳納糧食，還要建設糧倉。嘉定的糧倉早已荒廢，重建糧倉，要花三千一百兩銀子；
四、要運輸糧食，必須保證河道貫通。嘉定水道雖多，但一一疏浚，要花四萬三百兩銀子。
加起來是九萬五千餘兩銀子。他問道，這些資金是官府出，還是百姓出？
接著，他給戶部官員算了另一筆賬。嘉定自萬曆年間折糧為銀後，每年要給朝廷上繳十六萬兩銀子。東北和西北的戰事加重後，朝廷的壓力空前加劇，向各地加派「三餉」（遼餉、剿餉、練餉），全國的「三餉」總額加起來有兩千多萬兩銀子，其中嘉定要承擔十餘萬兩銀子。常規的賦稅與加派的「三餉」合起來，嘉定每年要上繳將近三十萬兩銀子。區區一個縣繳納的數額，堪比其他地方的一個府。
他不客氣地說，自己雖然不是高級官員，但也知道東北戰事的巨大支出。只是二十年來，朝廷舉全國之力支援東北戰事，卻從沒聽說哪怕訓練出一支精銳善戰的部隊，哪怕有一座城池能從清人手中奪回。
忠臣之謀國，惟其信而已。信於君而不信於民，雖甚利勿舉。信於民而不信於君，雖無利猶將行之。
他質問戶部官員，向嘉定徵收稻米這種不信於民，也不信於君的事，為什麼還要一味堅持？
他收到了回覆。戶部官員冷冷地回道，此前嘉定的漕糧已經折過銀兩，不能再折，以麥子代替稻米只是權宜之計，下不為例。
「下不為例」意味著，當下一次繳納漕糧時，嘉定還會遇到同樣的問題。只有朝廷答應漕糧永遠摺合成銀兩，才能解決嘉定百姓的困境。
本地官府和侯峒曾都儘力了，可嘉定的漕糧折銀一事仍沒有解決。
倪推官與本縣鄉紳商議幾次，依然無計可施。侯峒曾分析道，萬曆和天啟年間，他的曾祖父侯堯封、父親侯震暘都參與過嘉定折漕事務，之所以處理得比較順利，原因之一是當時朝廷法令相對疏鬆，國庫相對充裕，並且當時在朝為官或寄居京城的江南同鄉很多，願意為家鄉排憂解難。現在，內憂外患導致朝廷支出巨大，國庫空虛，補充軍需已成燃眉之急。江南籍的正直官員幾乎全部離開了北京官場，無法為家鄉申辯。戶部官員雖體諒嘉定的難處，但不願出手相助，以免惹上麻煩。事關重大，他建議挑選精通漕糧法規的人，直接去北京朝廷上疏，請求漕糧永遠折銀。
除了要趕考的讀書人，沒有人願意去此時的北京。
從嘉定到北京，陸路有三千四十里，水路有三千七百二十五里，單程至少花一個月。沿途要經過淮、泗、齊、豫多地，流寇往來，盜賊叢生，一不留神就會遭遇不測。
即便平安抵達北京，也要面對蔓延的流行病。北京的流行病和南方的瘧疾不同，主要是鼠疫，也叫黑死病。北京城中，大街小巷隨處可見老鼠的屍體，多到可以堆成小山，患上鼠疫的人脖子粗腫，面目膨脹，只能痛苦地呻吟，隨時可能喪命。
巨大的風險讓絕大多數人望而卻步。本著自願的原則，倪推官和嘉定鄉紳一起選出的赴京代表，是五十歲的張鴻磐、二十八歲的侯玄汸和另一名鄉紳申荃芳。他們是讀書人，品行端正，熟悉錢糧事務，且沒當過官，算是平民的代言人。
張鴻磐是侯家的好友，家住南翔鎮。從南北二京，到北方的齊、魯、豫，再到南方的楚、浙、閩，他幾乎走遍天下。他重道義，好交遊，家中雖非豪富，但賓客往來不絕，自年輕時就與錢謙益、「嘉定四先生」、侯峒曾兄弟為至交。天啟末年，嘉定胡縣令因得罪魏忠賢被捕，正是張鴻磐籌集了上千兩銀子，趕赴京城，將縣令營救出獄。 他雖沒有舉人或進士的功名，卻崇尚經邦濟世，熱心公共事業，對兵事、農業、錢糧等時務瞭若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