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亂的政治局勢下，能做些實事難能可貴。在南京官場上的侯峒曾，不忘六百里外的家鄉百姓。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說過一句名言：「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幾百年來，有責任感的仁人志士這樣想，也這樣做。
峒曾在南京為官期間，至少做了兩件對嘉定意義非凡的事。
第一件事關乎嘉定的每一位讀書人。
崇禎皇帝繼位後，採取的政策之一是慎重選拔人才，縮減科舉取士的名額。各府要按照朝廷的新政令，依據文風高下、錢糧人口多寡的標準，把所轄的縣劃分為上、中、下三等，不同層次的縣學有不同的童生錄取名額。童生是指所有未考中秀才（生員）的讀書人，所有童生要先通過縣裡的考試，才能進一步考取秀才，然後才有資格參加院試，進一步獲取參加鄉試的資格。可以說，每個縣童生的錄取率，直接關係到每一名讀書人的未來。
蘇州府經濟發達，下轄太倉州和長洲（蘇州）、吳縣、吳江、崑山、常熟、嘉定和崇明七個縣，大多富庶。 南直隸督學倪元珙為保證均衡，保留長洲、吳縣、吳江、崑山、常熟等大縣，把嘉定劃為中等縣。中等縣每次只能錄取不到三十名童生，比大縣少二十餘人。嘉定的讀書人憤憤不平，打算聯名上書，但遲遲未有行動。
峒曾從家人口中聽說了家鄉士子的苦惱。當時他初涉官場，資歷尚淺，但出於責任，仍然給倪元珙寫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按慣例先說了很多客套話。首先感謝督學倪元珙錄取自己的兒子玄演、玄潔為秀才，對他沒有錄取侄子玄泓表示理解，稱他和弟弟岐曾都反對官場好友為玄泓說情。 然後，他介紹了自己的家族風氣，回顧了曾祖父侯堯封和父親侯震暘不近名利的處事風格，如今祖先受到鄉民的尊重，奉祀在鄉賢祠，也給子孫帶來無聲的教誨。
終於談及嘉定錄取名額一事時，他變得從容不迫。他認為，這件事不僅是一個縣的事，更是天下大事。他根據輿情，拿出了三條理由，論證嘉定被劃為中等縣的不合理之處：一是上中下三等的劃分方式本身不合理，中等縣與上等縣的水平相差不多，而錄取名額相差二十人，無法服眾，如果劃分四等或五等依次遞減，更能調節平衡；二是在雲南、貴州等邊疆的省，五六個大縣的實力合起來也比不上江南一個縣，而嘉定只能劃為中等縣，錄取名額遠少於邊疆的大縣，太不合理；三是在蘇州府，嘉定縣繳納的賦稅少於長洲，但多於吳縣，結果吳縣為上等縣，嘉定卻為中等縣，這於理不合，也可以推知全國各地不止一個需要釐正的案例。
在他的申請和勸說下，倪元珙重新權衡，將嘉定劃為大縣，每次考試能錄取五十餘名童生。
第二件事關係到嘉定的每一名百姓。
江南是財賦重地，為國家的運轉提供了一大半財力。從明朝開國以來，江南就扛起了沉重的賦稅。明朝後期，更有「江南賦役百倍他省」「蘇松財賦半天下」「一縣可敵江北一大郡」的說法。
嘉定只是江南的偏僻縣，每年卻要向朝廷繳納幾十種賦稅。賦稅名目繁多，主要是十餘萬石稻米，包括熟糯米、糙粳米、熟粳米、白粳米等類型，通過水路運輸，稱為「漕糧」。除了稻米，還要交小麥、綠豆、絹紗、棉布、料銀等。此外，本縣每年還要向朝廷輸送鸕鶿、香獐、雞、鵝、豬、茴香、核桃、蓮心、木耳等幾十種貢品，加起來有上萬斤。所有賦稅的去向包括北京、南京的皇族和官府，以及分散在山東、河南的四座藩王府，還要就近供應太倉、吳淞、寶山的軍隊。
賦稅全部來自百姓，百姓的負擔可想而知。幾十年前，在任的嘉定縣令慨嘆：「東南民力竭矣……天無雨金，地無涌粟，安得不困敝乎？」 朝廷只盯住江南的富庶，卻不顧百姓的辛苦。
賦稅沉重還在其次，讓每一名嘉定百姓頭疼的是，本地明明不產稻米，每年卻要上繳大量稻米。
江南是全國的稻米主產區，但不代表各地都種水稻，嘉定就是個例外。嘉定建縣僅四百餘年，本是海水沖積而成的沙地，鬆軟的地層下埋藏著遠古時代的貝殼和龜殼。 沙質土壤鹽鹼化嚴重，不適合種水稻。鄉下農民大多因地制宜，廣泛種植棉花，或者將棉花和水稻輪種，相沿成俗。每天夜幕降臨時，家家戶戶的婦女忙於織布，隨處可聽到紡車的札札機杼聲。柔軟實用的棉布、麻布、紗布、斜紋布、葯斑布、棋花布，成為嘉定的特色產品，暢銷全國。自宋朝以來，嘉定和鄰近的崑山、松江一直是全國的棉紡織中心。
可是，嘉定引以為豪的棉紡織業，每次趕上朝廷徵收稻米時，就會出現尷尬的一幕：農民先去鎮上賣掉棉布，換成銀子，再拿著銀子購買稻米，然後運到縣裡，上交國家。
嘉定的鎮上聚集著大批商販和來自「牙行」的中間人，他們從本地人手中收購棉布，再從別處販來稻米，賣給本地人。他們壟斷了市場，不準農民私下交易。收購棉布時，他們聯手壓低棉布的收購價；販賣稻米時，他們又一致抬高稻米的售價，中間夾雜著強買強賣、私下扣稅、索要折扣、偷用成色不足的銀錢等伎倆。農民心知有詐，卻無可奈何。輾轉運輸的結果是，農民每上繳一石稻米，相當於花了兩石稻米的錢。官府在城隍廟前立碑發布告示，禁止商販和中間人的投機活動，但沒有太大成效。
嘉定百姓大多受過商販和中間人的欺凌，叫苦不迭，一直希望能「歲漕改折」，也就是把每年要繳納的稻米摺合成相應的銀兩繳納。
百姓無力發聲，只能求助於有身份有文化的士紳。土生土長的讀書人，懷著對一方水土的感情，自從考中功名、出人頭地的那天起，就背上了「為民請命」的義務。
侯峒曾的祖先正是這樣的士紳，見證並參與了嘉定每一次折漕歷程。
萬曆八年（1580年），在百姓的請求下，嘉定各鎮的糧長聯名上書，請求縣令向朝廷申請「漕糧永折」，得到了朝廷「准速行」的答覆。 然而折漕四年後才實行，且只實行了一年。縣令繼續申請，每一次都有賴於鄉紳相助，尋求蘇州府、巡按御史、兵糧道、戶部的層層批複。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鑒於嘉定官民多次申請，戶部經過勘查，答應嘉定「漕糧永折」，每石糧食按市場價摺合七錢銀子，成為定製。 嘉定官民獲得了勝利。峒曾的曾祖父侯堯封參與了整件事。 當時的峒曾還年幼，對長輩們的努力一知半解。
到了天啟四年（1624年），東北戰事吃緊，戶部下令嘉定重新繳納稻米。正值大旱，米價飛漲，徵收稻米的消息震動了全縣。峒曾的父親侯震暘剛到吏部任職，他聚集長者商議，集體湊錢，請縣令上疏朝廷。最終，朝廷中止了嘉定縣的賦稅變動。 侯震暘去世後，嘉定百姓建祠立碑，紀念他的功德。當時，峒曾正埋頭準備會試。父親為民請願的舉動，讓他敬佩。
現在，崇禎十年（1637年），又一次「漕糧折銀」的困境擺在嘉定百姓面前。遼東的戰事空前急迫，軍餉出現巨大空缺，朝廷向富庶的江南加派糧餉。按新規定，嘉定要上繳的稻米數額沒有變化，但稻米兌換銀兩的比率上漲了。每石稻米摺合的銀子由七錢漲至一兩，意味著全縣每年要多交三萬兩銀子。
百姓嘩然一片，湧向縣衙。縣令好言安撫百姓，提議暫且答應一年，等第二年再向朝廷上疏請求。善良的百姓相信了縣令的話，陸續散去。峒曾聽說後，明白縣令只是在敷衍，拖下去只會不了了之，他決定立刻反對。
他寫信給掌管漕糧的南京戶部侍郎程國祥，希望他為嘉定百姓請命。程國祥是徽州人，剛升任北京戶部尚書。峒曾與他相熟，囑託他上疏北京朝廷，收回成命。他先後給程國祥寫了兩封信，講述嘉定地瘠民貧，農民大多種植棉花，上繳稻米實在困難云云。 他自己則湊集資金，帶領部分嘉定士紳去南京戶部請命。最終，嘉定每石稻米的折銀價格降低了一錢。降低一錢，意味著為全縣百姓節省了一萬兩銀子。
峒曾知道，這不會是最後一次。嘉定的「漕糧折銀」不會一勞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