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世瑜
本書作者宋華麗是我的學生，她讀了碩士之後沒有選擇繼續深造，而是去了出版社工作，一直至今。但是，她沒有放棄曾經學過的專業，在翻譯出版了美國學者鄧爾麟的《嘉定忠臣》一書後，又在業餘撰寫了這部關於明清之際嘉定侯氏家族的書。儘管這部20多萬字的書更適合於大眾閱讀，但想到我認識的另一些年輕人，讀了博士，甚至也在高校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但就是寫不出東西來，10年也見不到出書，感慨是很多的。
我曾經對自己的學生和一些比較熟悉的年輕人直言不諱地說過：「不是每個人都適合讀博士，也不是每個讀了博士的人都適合做研究。」有些人非常聰明，甚至長袖善舞，在政府部門或者公司裡面一定會有遠大前程，但做學者就未必能夠成功。看起來做個成功的文科學者除了文字功夫外，需要有創新的意識和能力，但在我看來，創新的意識和能力來源於批判精神，而批判精神則來自做人的風骨。
所以我鼓勵我的學生去做編輯，去做中學教師，去公司或者新媒體，總之做適合他們的工作，他們的長處也許就會發揮得淋漓盡致，也許就會很快實現他們的夢想。相反，如果他們選擇了做學者，我就會用學者的標準要求他們，比如，在給他們的著作寫序時，主要是挑毛病，而不是寫好話。
之所以說本書適合於大眾閱讀，並不是說本書沒有學術性，因為作者畢竟受過專業訓練，利用了大量文獻，比如地方志、侯峒曾的文集，等等，而是說本書的敘事方式，不是在書中徵引大量原始材料，討論那些在專業上最為前沿的問題。此外，又根據這些原始材料，進行合理的想像和發揮。這種敘事風格很類似朱東潤先生的傳記文學，讀過《張居正大傳》和《陳子龍及其時代》的讀者一定熟悉這種傳統。這種作品與歷史文學作品不同，因為後者允許大量虛構的人物和故事情節存在，儘管不同作者虛構的程度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從姚雪垠的《李自成》、高陽的清宮歷史作品，到二月河關於康熙、雍正的作品和熊召政關於張居正的作品，尺度的把握是很不同的。
儘管這些作者的作品受到廣泛歡迎和高度評價，他們也儘可能地利用相關史料，甚至金庸在撰寫武俠作品之餘也會寫一點史事考辨，但受沒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在利用史料、發揮想像和體現史觀等方面的分寸感上，還是會有一些分別的。最最重要的一點，無論這些歷史文學作品是圍繞一個人物還是圍繞一個事件，撇開那些虛構的部分不說，大體上超越不了現有的歷史學界看法的限制，或者說是受到了固有的歷史結論的制約。所以不管這些作品多有可讀性，張居正還是我們已經知道的那個張居正，康熙也是我們已經熟悉的康熙。倒是在史實上最不靠譜的金庸武俠——說它不靠譜是因為沒人將其定位為歷史小說——從《碧血劍》和「射鵰三部曲」到《鹿鼎記》，作者的歷史觀發生了巨大變化，不知武俠的讀者諸公有無同感。
但是，由受歷史學專業訓練的作者撰寫的大眾讀物，雖然亦復不少，但卻沒有上述歷史文學作品那麼大的影響力，即使是膾炙人口的史景遷的作品，譯成中文出版後也沒有掀起太大的波瀾。我自己年輕時也寫過幾本通俗的歷史讀物，有的還印過好幾版，印數累計數萬，但我知道，那些書寫得也不能算好。如果要休閑解悶，還是去看文學作品。有的歷史小說寫得好的，真讓我拍案叫絕，有時還能把我感動得淚水稀里嘩啦。至於裡面的歷史，只要看得出作者下了功夫，真是讀了些書，分寸尺度拿捏得較准，也就不會吹毛求疵了。而歷史學者寫的大眾讀物，再怎麼放下身架，還是有個架子端在那裡，比如作者想借書中人物之口罵罵當世，發泄一下胸中戾氣，但沒有史料證據，就不敢瞎編；但小說家揆諸情理，一段話編就編了，直教讀者感到酣暢淋漓。
作為一個喜讀小說又常與大眾傳媒打交道的職業歷史學者，不得不常常思考這個問題：歷史文學作品畢竟以虛構為主，寫得再感人，也不能滿足那些希望了解歷史真實的讀者；通俗歷史作品雖然於史有徵，但一不小心就寫得面目可憎，讓人不堪卒讀。過去常常感嘆缺少文學和史學水平都高的作者，但回顧歷史好像從未出現過這樣的人，因此答案應該不在這裡。
一部作品的好壞，取決於是否感人。但文學作品和歷史作品感人的方式不同。文學作品由於可以虛構，作者希望傳達的理想追求、真情實感，都可以通過故事中的人物和情節表達出來，即使是描寫、刻畫人性之惡，也是為了傳遞善和美的信息。許多時候，讀者明知作者所寫在現實生活中難以尋覓，甚至有「意淫」之嫌，比如美國好萊塢電影或中國武俠小說中的快意恩仇、邪不勝正或大圓滿結局，即如近日上映的墨西哥動畫片《尋夢環遊記》，雖觀眾、讀者明知虛幻，但還是會血脈僨張或者動情灑淚。所以好的文學作品必須是「好人」寫出來的，哪怕寫出來的都是陰暗面，也因為這種好的追求而得到理解同情。
但歷史作品的感人不同。我們有時會半開玩笑地說，一個好的歷史學家往往是個「壞人」，「好人」往往是壞的歷史學家。這聽起來有點聳人聽聞，但並非沒有道理。因為歷史學是把求真放在第一位的，求善和求美要退居次席。人太「好」或太善良，往往容易相信，但好的歷史學家的重要品質，恰恰在於懷疑。歷史上留下來浩如煙海的文獻，特別是官修正史和文人士大夫的作品，在真實的外面，不知包了多少層外衣，就像打官司的雙方，申辯中如果都是真話，就不會打官司了，尤其就不需要法官。如果再加上雙方的律師和證人，迷霧又不知增加了凡幾。許多歷史學家，看到史料往往是拿來就用的，特別是習慣於將有利的材料大用特用，而將於己不利的材料棄若敝屣。另一些歷史學家，依據小心求證的求真原則，往往直言不諱，即如魯迅文章中所說，在慶賀小孩出生的場合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被在場的親友賀客視為寇讎。我們經常不小心指出人家的祖先在歷史上的顯赫地位或光榮歷史是後人編造出來的，結果人家臉色肯定就不會好看，至少不會像之前那般熱情。
所以，歷史學家或專業人士為大眾讀者寫的歷史作品，如果要想感人或者引起讀者的心理共鳴，不能盲目地效法文學那條路，靠美文啊，想像啊，等等，或許效果比讀學術著作好一點，但絕不會成功，因為有那條「言必有據」的職業規訓框在那裡。我們要走的，是那種「撥開迷霧見青天」的路數。故事的結局，也許未必討喜，但卻是沙裡淘金找出的真實。就像是考古，在挖祖墳這一點上，和盜墓也差不多，按照過去的說法，這大概也有損陰德，但區別在於，後者只是貪圖錢財，而前者披星戴月，剝繭抽絲，尋找的是以前誰也不曾知曉的真相，這也正是現在那些號稱「國寶檔案」的「揭秘」類節目收視率很高的緣由所在。寫這種書，當然要有較高的專業水平，祖師爺賞的這碗飯也才不算白吃。所以誇張點說，好的歷史作品必須是「壞人」寫出來的。
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一般來說，對於書中的主人公，作者往往會帶有正面的態度，往高了說不乏溢美之詞，往低了說也會一表同情，我自己年輕時的類似作品，也犯有同樣的毛病，其主要原因，是我們所依據的材料，大多是本人和其家人、門生、故舊留下來的，好話自然居多，我們又缺乏對材料的批判精神，故而往往有欠客觀。更多的時候，是我們的史觀有局限，甚至落後和偏狹，導致我們的描述跳不出舊套路的窠臼。
明清之際的史事是人們津津樂道的題材，其人物之形形色色，命運多舛，其事件之千頭萬緒，波瀾壯闊，早已令人扼腕嘆息。但也正因此，當時留下的材料也極其多樣和複雜，甚至真偽難辨。又由於滿漢關係經過清初抗清鬥爭和辛亥革命時期的「排滿」浪潮變得十分扭曲，如何看待明末的東林黨、復社等「清流」及其人物，如何評價清兵入關及下江南後的種種行為，如何看待忠節和遺民，等等多端，在學術界和社會各界都有不同認識，狹隘民族主義情緒也依然嚴重，甚至許多基本事實都沒搞清楚。何況書中還涉及晚明的一些制度變革（如折漕），即便在明清經濟史學界，也是需要討論的大問題，哪裡是可以隨意置喙的呢？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
日前，才給幾位朋友寫蘇州吳江的書寫了一篇序言，既讓我想起在太湖岸邊奔波考察的情景，也讓我在這個「江南三月，正是草長鶯飛的時節」，起了再游江南的念頭。
本書中有一段描寫侯氏父子游杭州城外九溪十八澗的文字：
黃昏時分，他們騎馬到山下，在嚮導的引領下，沿著崎嶇的山路徒步前行。遠處群峰高聳，薄霧籠罩，近處楓林染霜，翠竹搖曳。淡紫色的晚霞消散了，天色漸暗，周圍的一切變得模糊起來。他們循著溪邊的小徑蜿蜒而上，耳邊的水流聲越來越大。他們行至山澗深處，眼前赫然冒出一片瀑布群。暮色中，瀑布飛流直下，如一條條銀色的蛟龍從天而降。他們的耳邊，只剩下瀑布的呼嘯；他們的